橋頭事件40週年》國民黨發動媒體展開聲討許信良
新頭殼newtalk
當時敢上街頭示威的黨外人士是極少數，女性更少，在這場橋頭示威遊行中，除了陳菊與陳婉真走在隊伍最前頭，橋頭遊行中，亦出現了一個美國人權工作者艾琳達，他曾將謝聰敏、魏廷朝、柏楊等人與橋頭示威遊行消息，交給在日本大阪的美國人權工作者梅心怡，他再轉給國際人權組織。這些外籍人士隱密串連，他們冒著被跟監與恐嚇的危險，成功偷渡許多政治犯資料到國際人權組織。
橋頭事件後，黨外人士在康寧祥家中討論，放棄在台北遊行聲援余案決議，成立余登發案後援的關心委員會，他們隨後展開一連串救援行動，在1月30日、2月24日、3月18日三度回到高雄聲援余家，黨外人士救援過程中加緊連繫國際人權團體和組織化的工作。
「橋頭事件」吸引了全台各地的黨外政治菁英份子，匯成一股有組織力的洪流，促使黨外人士更進一步的結盟。它對國民黨的對抗是正面、直接的，已隱然有了政黨的雛形。但也因為如此，國民黨受到更大的刺激，於是更處心積慮地再尋找下一個打擊黨外的機會。事實上，在「橋頭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國民黨為了報中壢事件之仇，馬上就展開報復行動了。
桃園縣議會圍剿許信良縣長
國民黨發動媒體和桃園縣議會圍剿許信良縣長，但許信良在議會被詢表示：「1月22日我南下高雄橋頭，僅是曠職一天，我願意接受上級依法制裁。事實上，全省各縣市長有事離開多數沒請假，國民黨籍的參加中央黨部會議及縣市黨部活動，也都沒請假……。」
但國民黨透過黨營的報紙和電台，針對桃園縣長許信良未請假就南下遊行的行為，以「擅離縣長職守」及簽署「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展開調查，1月25日台灣省政府以「擅離職守」的罪名，將許信良移送監察院審核。1979年4月22日，許信良遭到監察院彈劾。6月29日，公懲會宣布對桃園縣長許信良科以休職二年的處分。許信良無奈地發表聲明，希望：「這是台灣最後一次的政治迫害！願上蒼保佑我的同胞，我的鄉土。」
台灣省議員林義雄在黨外總部記者會上，氣憤地指稱國民黨只憑一紙公文就把桃園縣長許信良休職，表示國民黨才是在造反，中國國民黨才是「叛亂團體」！林義雄的控訴大膽而嚴厲，一時台灣社會充滿緊張的氣氛。
姚嘉文律師站出為余登發父子辯護
儘管黨外人士展開各種救援余氏父子工作，國外關心人權的團體也強力抨擊國民黨當局，但余登發父子一時仍未有被釋放的消息。當時具有軍事辯護人資格的黨外人士是姚嘉文律師。姚嘉文認為這是軍方壓制台灣民主運動的動作。相信國民黨以後還會繼續逮捕其他黨外人士。黨外必須出來制止，必須全面反抗，他願意站出來為余氏父子辯護。但是後來他發現余登發已經在獄中聘請了四位律師，且這些律師都是軍法官退役轉任的。軍法案件每位被告只能有兩位辯護人，余陳月瑛只好說服在獄中的余登發取消一位，改由姚嘉文律師辯護。
姚嘉文律師在軍事法庭為余氏父子辯護。「為匪宣傳」，「知匪不報」在當時是重罪，所以姚律師極力在審判過程指出許多余案的荒謬的情節和不公平的判案過程，但國民黨依然不顧外界議論，在1979年2月9日下午，將余氏父子移送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收押。
高齡的余老縣長及多病而肥胖的余瑞言，在獄中受到調查局分三班輪流的疲勞審問二十多天後，在1979年3月2日起訴；3月16日姚嘉文律師與許信良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伴谷餐廳舉行中外記者會，並分發給「國際特赦組織」及「台灣人權委員會」一份報告書，由辯護律師姚嘉文就承辦余案的過程，提出他的看法與感想；4月16日，軍法處即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之罪名，判處余登發有期徒刑八年、褫奪公權五年；余瑞言則被判有期徒刑二年、緩刑2年；而「匪諜」吳泰安，以二條一處以死刑，並很快地執行槍決。吳泰安的女友余素貞，則判處有期徒刑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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