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新文化運動源頭

百年前新文化運動中激進的進步主義一脈，經過半個世紀的革命化、組織化、黨化歷程，在中共最高領袖的親自推動下，使一場文化運動，變成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

人們習慣把1919年的“五四事件”與新文化運動合併成“五四新文化運動”，並在中共主流敘事中將其定義為反帝反封建、反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

但新文化運動並不是一種單一思想，其中既有自由主義、科學主義、公民教育，也有無政府主義以及日益激進的革命主義。反禮教、“打倒孔家店”等文化批判，在當時只是眾多思想主張中的一種；五四青年火燒趙家樓，則進一步顯示了一個危險傾向：當行動者確信自己代表民族、進步與正義時，就開始突破法律和私域的底線。

“我進步、我正義”進一步演變成“我革命、我正義”，革命正義被革命黨確立之後，就可以無視法律與道德人倫，既能剝奪他人財產，也能迫害甚至消滅異已者的生命。

從新文化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到一個演變脈絡：從否定舊文化，到破壞社會秩序；從教育百姓成為新公民，到教化人民成為黨的 “新人”；從毀棄一切傳統社會神靈，到重塑一尊革命領袖神，具有神格的偉大領袖一揮手，一代新人就像邪教信徒一樣，製造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

一、『一代新人換舊人』

近代中國最強烈的思想衝動之一，就是“新人”意識。梁啟超寫《少年中國說》，“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因此，“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1902年創辦的《新民叢報》發刊詞。

毛澤東的新民觀：從梁啟超式的“改良人心風俗、培養新國民”出發，最終超越改良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徹底社會改造——通過革命手段改造中國與世界，從而在新的社會制度中造就新的人民。

所以毛澤東的初心有兩個源頭，一是梁啟超的新民論，並受陳獨秀的新青年影響，十月革命之後，重大轉型，接受馬克思主義，接受歷史唯物主義。“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共同目的，選擇走俄國式的革命道路，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新人』，並從此牢記初心，不負使命，

梁啟超強調的是新公民新公德意識，陳獨秀的新青年，強調的是進步與自主，科學與實利等，已然分裂了保守與進步的關係，開始極端化思維，《新青年》因此也高調『打倒孔家店』、告別傳統禮制與所謂的保守思想。

隨著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傳播，這種文化上的“新人”理想被徹底左化、政治化、革命化、黨化。一代新中國人，不是成為新公民去和平參政議政，而是要通過革命暴力，改造中國與世界。

新文化運動與五四事件洗禮與塑造了一代革命新人，以毛澤東為代表，以共產黨人為『先進』的集體，他們決定了幾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席捲中國。

二、用新文化塑造新人、新思想、新靈魂

中華傳統重視“文以載道”，中國傳統文化所謂的“道”，主要是孔孟之道或堯舜之道。主流儒家更多講仁義禮智信，講孝悌忠恕，講人與人之間的倫理責任。

梁啟超強調培養現代國民的公德意識，與此相呼應的，是民國初年已經開始的現代公民教育。1912年9月，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公布，提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917年《公民讀本》由中華書局出版。此後晏陽初推動平民教育，陶行知倡導生活教育並創辦曉莊學校，梁漱溟在山東進行鄉村建設實驗；與此同時，還有現代學校、家族私塾以及基督教等社會力量創辦的各類學校。

無論是政府還是知識精英、民間社會，都在開啟觀念轉型，但激進的知識分子卻認為傳統觀念束縛了社會進步轉型，而到了陳獨秀《新青年》那裡，進步與保守被撕裂，打倒孔家店也成為標誌性的進步口號。陳獨秀與進步青年們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進步主義異變為革命主義、共產主義。

極端的新文化左化之後，革命化、黨化，文化所載之道，就是革命之道、社會主義之道或馬列之道。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換：過去的新人，是要擺脫舊權威而成為獨立的人；後來的革命新人，卻必須接受一種新的、更強大的政治權威。過去要求思想解放，後來要求思想統一；過去批判傳統對個人的束縛，後來革命組織卻要求重新塑造個人。

延安時期是這一轉變的重要節點：延安整風就是整肅異已，使知識分子完全歸依黨組織，延安文藝要求為人民服務，但要聽黨的指示，為黨宣傳，《白毛女》以高度戲劇化的階級敘事塑造地主與貧農的對立；“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則逐漸把領袖塑造成給人民帶來光明的太陽。

從五十年代的新民歌運動，到六十年代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從學習雷鋒，到人人學『《毛選》』背『毛主席語錄』；從政治學習、思想彙報到批評與自我批評。帶有宗教形式的忠字舞、早請示晚彙報成為政治儀式，“靈魂深處鬧革命”則要求信仰進入人的精神深處。

結語：

從梁啟超的“新民”，到陳獨秀所呼喚的『新青年』，再到中共建政後塑造“社會主義新人”，我們清晰的看到新文化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的精神關聯性。

梁啟超希望培養具有公德意識的現代國民；當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與列寧主義政黨組織進入中國以後，“新人”又從具有獨立人格的新公民，變成接受階級教育、服從革命組織、承擔改造社會使命的革命者。

中共建政之後，新文化最終演變成革命文化、黨文化、歌頌領袖的『文化』。文化不再只是啟蒙個人，而被賦予統一思想、改造靈魂、製造社會主義新人的政治使命。一代人在階級鬥爭、革命文藝、政治學習和領袖頌歌中接受反覆洗禮，最後，“新人”必須以對黨的忠誠證明自己的先進，而對黨的忠誠又越來越集中為對最高領袖的忠誠。

於是，文化大革命把這一邏輯推向極端：革命領袖被神格化，當政治正確取代法律邊界，領袖意志壓倒人倫常識，群眾又確信自己代表絕對正義時，政治運動便具有了宗教迷狂的性質，全民陷入邪教式的迷狂時態，文革製造的災難因此也登峰造極，其深層病毒影響深遠。

作者》吳祚來 獨立學者，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