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想像的美被歲月與疾痛一語道破。」華文暢銷作家 張西，罹病後脫去對美的單一執念、忠於自我
編按：各大書店暢銷作家 張西，曾以為30歲的自己能事事優雅，命運卻令她感到節節敗退，短短一年間接連遭遇至親離世、母親遭詐騙背債、健康噩耗等種種失去。在新書《有時幸，有時傷》中，張西坦誠的溫柔書寫下失去後的生活，並重新詮釋生命中的幸與傷。
文：《有時幸，有時傷》張西 著／三采文化
我聞到濃濃的麥克筆味，從兩側乳房中間一路延伸，到鎖骨下方約莫五公分的位置。至少有一個月不能穿我最喜歡的那件V領洋裝了。偏偏夏天來了。
醫生和護理師說著一些我聽不懂的術語，我只聽得懂，有對到嗎，有，這邊也有對到了，那我要畫了喔，好。他們的語氣溫軟但沒有起伏。
我盯著天花板，儘量連眼睛都不要眨，讓自己只有身體在場。這些記號到治療結束前都不能被洗掉喔，護理師的叮嚀將我拉回大約二十度的診間，我這才同時聽到診間裡有著音量適當的鋼琴輕音樂，手腳有些冰冷。
只是暫時不能穿喜歡的衣服而已，至少不需要化療、不會掉頭髮。這算是一種安慰嗎。母親都怎麼安慰自己的呢。
我坐起身，向護理師和醫生說了謝謝，眼神亦是溫軟但沒有起伏。在醫院裡，罹患了什麼疾病先於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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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上那件V領洋裝，站在鏡子前，仔細盯量那條線如何從皮膚長出來、超過領口。我想看它超過多少。我還是不死心。如果只是超過一點點，我會硬著頭皮穿上這件總是能帶給我自信的衣服，甚至在心中預演，如果引來側目，我有莫名的底氣，我已經生病了難道還不能穿自己想穿的嗎。但還是超過太多了，多得超過我一閃即逝的底氣。
床下有個抽屜，我把它和其他幾件平常愛穿的較低領口的衣服摺起來、放進去，將原本放在抽屜裡的衣物換出來。這些衣服我都記得，是那些，每次想著等有一天我變漂亮了，我要穿的衣服。但我除了買回來當天在鏡子面前試穿、感覺到自己無論如何都差強人意之後，從來沒有穿過，有些吊牌甚至還掛在上面。
我感覺到乳房中間那條線正在裂開，我找不到著力點，於是掉進去，對美的既定概念落在身體之外，在穿上任何衣服以前，我該如何重新穿起我的皮囊；陷落在病體裡的我該要如何感覺她才算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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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線治療的保養方式是冰敷和保濕，醫生說會有像曬傷的感覺、會脫皮。於是我隨身帶著乳液，每次治療完，都會在更衣室裡將兩個乳房均勻抹上。總共十六次療程，大概到第十、十一次的時候，我的皮膚開始出現反應，確實就像曬傷，不過我發現雙側腋下特別紅。護理師一看就知道怎麼回事，放射線會做到腋下這裡，乳液記得要擦到腋下唷，她說。
因為錯過了前面十多次的保養，在療程完全結束後，我的雙側腋下先通紅再發黑，時不時出現的灼熱劇痛，就像大火，它們有自己消長的節奏，明明是我的身體，疼痛卻更像主人。於是不只喜歡的衣服，原來的內衣也不能穿了，只能穿有彈性的運動背心，以減少衣物和皮膚的摩擦。
事實上，我選擇穿戴、走出門去面對人群的，讓我充滿自信的衣物、在工作中的成就感、他人對我的能力的褒揚，抑或是朋友們說適合我的口紅色號、我努力站在的社會位置，所有可見與不可見的早就和我的皮囊有所摩擦，我矛盾理想的生活樣態必須包含至少符合當代審美的外貌，又不甘心美作為武器和手段；因為不擁有，才會想再多問一句，難道如果沒有漂亮的軀殼，我擁有的其他就會相形失色嗎。
我討厭自己俗氣地以某一種審美的想像評斷自身，卻又做不到足夠信任我的內裡其實充滿價值。那件洋裝是我能夠走到的美的最前線，失去它我就像手無寸鐵的逃兵，狼狽撤退回這些讓我更黯然的矛盾中。
我持續例行地冰敷、塗抹乳液，像曾經感到沮喪的日子，日復一日煮著無聊的飯、做著無聊的家務，執行著那些必須要做的事情，撐起著低谷。而當卸下喜歡的衣物，我對直視自己的身體產生了更強烈的抗性，她不漂亮，我並不想知曉她現在是如何地更為殘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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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程結束後的某一天，她開始脫皮。
我赤身站在浴廁的大鏡子前，雙手舉高，內心興起一股隱隱的期待，這場蛻皮之後，疾病會還我原來的身體。這是第一次，我認真地看著，生來白底的膚色讓療程後的胸部顏色變化更明顯，雙側乳暈上彎月型的手術痕跡對稱，長度、弧度幾乎一致，應是醫生的體貼；乳暈周圍一直到胸下圍的毛細孔都變成黑褐色，像小小的芝麻粒，撥不掉；雙邊腋下各有一條為了檢查淋巴留下的術後刀痕。直面鏡子一眼就能看到的，有四條手術線，數不清的黑點和數個黑紅混雜的破皮處。
我忽然想不起來，我期待要被還回來的身體，她原來是什麼樣子，在沒有這些傷口以前，我明明看了三十多年，怎麼還是忘記了。像是鳩佔鵲巢，我的乳房不是慾望或美的載體，而是疾病的—雖然，慾望和疾病可能都是美麗的，它們因為真實、難以避開，而我們為了活下去，不得不將其如此定義。不知道這是對自己的殘忍，還是對生命的溫柔。
我將乳液擠在左手背，熟練地將一半抹在左胸、一半抹在右胸，白色的液態在皮膚上被均勻推開。我再看一次。再看一次。原來這是我的輪廓，我的腰線，我的肚臍，我的小腹；我試圖挺胸，前後任意擺弄肩膀，原來這是我若隱若現的鎖骨。原來這是我的身體。對美的單一想像和執著是太重的石頭，我一直放在口袋，衣服就脫不下來；終於因病脫去，終於讓觀看她變得必須。這是我的身體了。而我正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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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高中升大學的時候，母親因確診第三期乳癌，需要切除半邊乳房加做八次化療。
乳房重建手術那天是我陪她去的。我在手術房外等她，將她對美的期待裝回自己身上。麻醉消退、她意識清醒後護理師走出診間，先確認我是她女兒，接著告訴我，妳進來幫她換衣服。我點點頭，故作我是個嫻熟母親病況的女兒。
走近病床時，我看見母親虛弱地躺著。媽，妳現在要坐起來，我說，我要稍微拉妳一下喔，一邊去觸碰母親的肩膀。她虛弱地將手伸向我，示意要我扶著她。她坐起來時因為無力而駝著背，雙眼半瞇，短髮凌亂。
媽，我現在要幫妳換衣服喔，我又說。她點點頭，將雙手微微地張開，幅度小得無法擁抱任何人。我替她脫下醫病服，她整個人纖瘦又脆弱，胸前裹著白色紗布。穿上她原本的衣服後，我蹲下來幫她扣釦子，儘量讓自己的手不要碰到紗布、不要碰到她的身體。我並不是個嫻熟母親身體的女兒。
母親愛美的程度，是要確定能排到乳房重建手術，才願意開刀切除半邊乳房。當時我生氣地問她，為什麼，疾病不是應該優先嗎。她沒有生氣或大聲反駁，而是音量漸弱地說，因為、我、我就是不想要只有一個胸部啊。我瞬間啞聲，失去我本來就不存在的立場。但生氣又懊惱，一個女性每天穿著的是到底是什麼，在身體、在社會、在自我認同和期待面前、在所謂的美面前，母親要裝回去的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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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母親化療結束、身體狀況較為穩定後，我們相約在鬧區晚餐。
那也是個熱夏，她穿著灰色的亮面背心、黑色窄裙，戴著一副大大的銀色金屬耳環，腳上踩著黑色高跟鞋，原本就高挑的身型，因化療消瘦顯得更加修長。她走向我和妹妹們的時候是黃昏，天色微亮。哇，我跟妹妹們一起驚呼，媽，妳也太時尚了吧，我們接連說出的只有讚美，把驚訝收在高聲的稱讚裡似乎是默契。
母親露出有點害羞的笑容說，我想說，很熱啊，不想再戴假髮，很悶，就上網去找找看要怎麼搭配，這樣好看吼。超像雜誌上的模特兒欸，我說。對對對，超像的，那種時尚超模，妹妹們也附和著。那晚直到分別我們都沒有談光著頭的母親，沒有談她如何跨過碎了一地的對自己的認知。十多年後，當和母親有了一樣的病症，經歷比她輕微的療程，我才知道那是母親最脆弱，但又最堅強的時候。她亦從最前線撤退，可她不是逃兵。
在母親知道我確診為乳癌二期時，她說的第一句話是，只要沒有比我嚴重我都不擔心，因為妳不會經歷我所經歷的，我可以走過來，妳也可以，因為妳是我的女兒。十多年了，她還活著、還能坐在我前面告訴我可以如何面對病況，看著她清淡的表情，我不自覺地感到安心，我意識到自己除了繼承她的基因，也繼承了她對生命百態的主動；別過世間對美的各式定義、文化洪流裡美的複雜來歷，她是我的美的產地。
起初我以為母親是因為放不掉對美的執念，所以不畏病況加劇也要等乳房重建手術、不畏外貌改變也要換上另一套試圖達到審美標準的衣服；我也以為我是因為放不掉，所以不能穿喜歡的衣服時會失落、所以不願意凝視療程後脫著皮的身體。但我和母親，原來其實是想要回到無病的時候，我們深怕那些帶著缺陷的從前是最好的日子，而我們已經錯過。幼時母親以奶水孕育我，後來以裝回的乳房告訴我，我們的胸部不會只是疾病的載體，沒有誰占了誰的巢穴，不同定義繁複地共存著，但由我們的視角聚焦。
於是當所以為所期待所想像的美被歲月與疾痛一語道破—美早已不是目的，而是一種經驗，從自我之外走回自我之內、從皮囊的裂縫中挖開，因為化被動為主動，而擁有再更多一種的、美的經驗；它不是個體融入群體，而是從群體中辨認出自己的過程：既然這是我的身體、我的發生，我選擇要這麼活。
本文摘自三采文化出版《有時幸，有時傷》張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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