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國兩制已死？其實根本沒有真正活過
許翼飛／政治工作者
去年香港宏福苑大火，發生訴求真相的青年被捕事件，令人感嘆當代香港終究淪為中國的形狀。
筆者不禁反思港人是在何時失去自由的？要討論這點，得先回看 50 年代的拉薩。
一國兩制首個實驗對象其實是圖博。1951年《十七條協定》承諾自治且不推行土改，但六年後，達賴喇嘛實權便遭中共設立的「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奪取。雙方於1959年決裂，達賴出逃，圖博自此由中國鐵腕統治並強推土改。
港人或許不知藏人血淚，但確實不信任北京。根據香港觀察社 1982 年民調，支持英國續治者高達95%，但中英談判卻沒採納港人意見，因此中共的「喜迎回歸」之說實屬誇大。正因香港民心不安，中國才故技重施，許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於未來普選。
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後推行政改，新增「新九組」功能界別，將原本由企業主導的席次轉為百萬人普選。在「直選」與「功能界別」各半的架構下，民主派憑藉單議席單票制與逾六成民意支持，成功奪下多數議席。
中國對此大動肝火，另立由親北京人士組成的「臨時立法會」對抗。
九七後，臨時會化身首屆立法會並推翻改革。百萬選民縮水至 20萬，單席單票制亦改為有利建制派的比例代表制，使其在未來選舉中，總能擊敗得票率多10%以上的民主派。
商界精英因懼怕普選帶來的福利法案，選擇與北京結盟，使建制派透過壟斷功能組別與少數直選席次掌控立法會。負責「選」特首的選委會，亦由封閉的建制派小圈子把持。
另外，雖《基本法》22條明定「中央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但隸屬國務院港澳辦的中聯辦卻屢次干預選舉。
這間位於西環的部門，實為建制派選舉的幕後操盤手。例如北京掌握「單程證」批審權，香港無權過問，西環卻坐擁移民資訊，待抵港後便吸收為票投建制派的生力軍。
由於非普選產生的特首對中聯辦唯命是從，港府對此並無異議。
特首尋求西環指示的陋習始於首任董建華，更在江澤民授意下於2003年強推《基本法》23條。但該法缺少對「顛覆中央」的準確定義，能夠無限上綱。
急於立法是為鎮壓在港仍合法的法輪功。此法將損害《基本法》27條對言論、新聞與結社等自由的保護，導致50萬港人上街抗議，最終使法案撤回。但中國並未停下。
此後其御用學者開始獻策，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中聯辦培育的強世功與曹二寶
曹身為中聯辦研究部主任，2008年撰文主張西環是「第二隻管治隊伍」，有權對港「監督」，中國對香港的干預隨之檯面化。
2012年特首選舉，北京明顯青睞據傳為中共黨員的梁振英。習近平親自要求李嘉誠放棄支持另一候選人，其次子的《信報》因報導梁的醜聞，則遭中聯辦宣傳部長致電痛斥。
同年底，梁的港府拒發牌照給「香港電視網絡」，其創辦人王維基曾發表反共言論。親中資本家亦以抽廣告來施壓媒體，讓全體港媒自我審查。
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中，港府先以「不相信會擁護基本法」剝奪6名候選人資格，後又透過宣示表現取消6位當選人資格。2018年更禁止港獨政黨「香港民族黨」運作。此時香港已離《基本法》保障甚遠。
若說曹的影響在於基層，強世功的影響便在思想層面。
強反感西方民主且傾心於中華帝國，依循著漏洞百出的大中華主義，預設港人認同中國，又說其「缺乏認同」，故有必要消滅香港認同，如同清帝國將邊陲民族逐步同化的「改土歸流」方針，將香港人改造成中國人。
2012年港府推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內容充斥百年國恥和批判民主，正是在呼應強。雖遭港人擋下，吹捧中國的內容仍於「公民教育」中偷渡。
2014 年 6 月，中宣部出爐《一國兩制白皮書》，主張北京對港有直接管轄權，是中共高層首次為鐵腕治港正式背書，核心作者即是強世功。
而夏末的「人大831釋法」則是壓軸：選委會改制的提名委員會握有篩選權，鑑於其都受建制派操縱，等同宣告唯有親中者能參選特首，代表真普選永遠不會到來。
回到開頭：香港何時失去了自由？筆者認為並非台灣人耳熟能詳的2019年，而是在1997年主權移交那一刻。所有我們當今所見，不論是逮捕異議人士、政黨解散和打壓新聞自由，早在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登場前便已發生，2020年的國安法和2024年終究實施的基本法23條只是殺害香港的最後一刀。
即便如此，從反23條到傘運、反送中，港人未曾屈服。乃至出現了獨立與自決的議論，但既然一國兩制只是把戲，那會有這種主張十分自然(關於香港逐漸主流的民族/本土主義已有許多討論，恕筆者不贅述)。
如今反送中將七週年，「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依舊適用。香港人的遭遇與勇氣，值得台灣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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