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讓爸爸被遺忘在和平島海霧裡：二二八後，困在生死兩端79年的外籍受難者家族

發生在79年前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社會至今未能癒合的傷口，當年捲入事件的受難者不僅無省籍之分，更無國籍之別，留給後代的痛楚與牽掛，卻是一致的。今年已83歲的青山惠昭，是個「灣生」，戰後隨母親返回沖繩娘家，父親卻在1947年的基隆失去了蹤跡。有將近半世紀的時間，他都無法了解，父親青山惠先究竟遭遇了什麼事？
經過漫長的研究、申請與行政訴訟後，青山惠先於2016年成為台灣官方第一位認定的二二八外籍受難者。這個認定，至今年，已滿10年。而這份遲來近70年的法律認定，不僅回應了一個家庭的等待，也揭開二二八歷史中長期被忽視的角落──那些不屬於中華民國、沒有後代申請、甚至未曾留下姓名的受難者。就在青山惠先得到法律認定滿10年的今日，在這場跨越台灣、日本與沖繩的追尋裡，作為人子的青山惠昭想找回的，不只是父親最後的蹤影，還有名字被寫進歷史的權利。

明明戰爭都結束了，爸爸卻在台灣被抓走、永遠消失

1908年出生於日本鹿兒島的青山惠先，在1947年春天，永遠地失去了蹤跡。

太平洋戰爭開打後，受日本政府徵召參戰的青山惠先，在戰爭結束後返回故鄉，又為了尋找在基隆社寮島（和平島）生活的妻兒來到台灣，不料卻撞上「動亂」。沒有人確切知道青山惠先在基隆遭遇了什麼，只有與其同行的日本人小橋川長助見到他最後的身影。他說，青山惠先跟船長的兒子一起被中國兵抓走了，恐怕「やられた」（被做掉了）。

青山惠先失蹤3年後，家人才輾轉收到小橋川長助的傳話。其妻美江悲傷過度，臥床不起，獨子青山惠昭當時僅5、6歲，懵懵懂懂只覺出了大事，略為長大後才懂母親的解釋：

「你的父親在台灣失蹤（行方不明），沒能平安回來，似乎被殺害了。」

1943年於基隆社寮島出生的青山惠昭，落地才幾個月，父親青山惠先就前往中南半島打仗。日本戰敗後，仍在基隆的青山一家還收到青山惠先寄自西貢的明信片，稱其安好，而這也是他留給家人最後的一道訊息。

青山惠昭曾寫道：
「在等待返日的接駁船時，收到一封日期為1946年2月，從父親惠先寄給母親美江的明信片，寫著『我在西貢，安好』，過了一陣子，1946年的5月則收到父親已解召的明信片，寫著『我抵達鹿兒島了，你們快點回來』⋯⋯1946年12月，母親與3歲的我從基隆出發，於隔年1月抵達佐世保浦頭港。到達父親解召後暫住的鹿兒島親戚家，已是再隔一年的2月底了。但沒看到應有的父親身影，沒想到他居然已前往台灣尋找妻小了。從那之後等待丈夫回家過了將近2年後，母親決定前往老家沖繩國頭村繼續等待。」

「我不記得父親的長相，因為我出生沒多久，戰爭就爆發了。」今年已有83歲的青山惠昭回憶過去，表示自己從小就知道父親不在了，而這在當時也不是能公開討論的話題，孩子們之間也不會提起：「我總覺得心裡沉甸甸的。」

由於青山惠先長期處於失蹤狀態，沒有除籍，美江在法律上無法恢復單身，即使想改嫁也沒辦法，只能獨自背負沉重的心理創傷與經濟負擔。為了養活獨子，美江在沖繩美軍基地裡洗盤子掙錢，但仍不夠青山惠昭支付學費，讓這孩子一度想要放棄學業，去種田、養豬以支撐家計。幸好遇見一位熱心的老師，協助青山惠昭爭取學費減免，他才能繼續受教育。

人生的關卡是一關一關來，就在青山惠昭高中二年級時，外祖父突然去世，這讓美江再次受到打擊，身心因此出現異狀。一年後，她確診患有創傷症候群，往後數十年頻繁住院。

「當時我雖然只是個大學生，但已經慢慢可以理解世事了。」青山惠昭語氣平淡表示：「這也沒辦法。」

美江是沖繩人，失去丈夫後，只能回到位在沖繩島國頭村的娘家生活。這個地區因為戰爭，失去了四分之一人口，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傷亡。美江的家族中也有不少人罹難。

「在沖繩，因為戰爭的關係，很多人死亡，我不是唯一一個沒有父親的，我的朋友也沒有父親，我並不特別。」青山惠昭表示，唯一的差別是，死於戰爭的日本人有戰爭補償金、遺族年金，而他這個失怙之人獨獨被排除在外：「我的父親不是在戰爭中死亡的，是在台灣失蹤，所以沒有補償可以領。」

儘管影響青山母子一生的並非戰爭，但在這個喪夫的女子眼裡，也沒有分別。直至1980年代因身體衰退住進療養院，美江仍會在媒體採訪時不斷訴說：「不可以再有戰爭了。如果沒有戰爭的話，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活著的一家，被困在父親介於生與死之間的三不管地帶

但父親到底經歷了什麼？即將步入中年的青山惠昭仍不得而知，直到1987年台灣解嚴，二二八話題隨之解禁，並傳遞到日本去，這才稍稍解開了一點謎題。

「台灣解嚴，一直到李登輝先生當上總統開始調查二二八真相，日本媒體都有報導台灣的新聞，二二八這個字也不斷在我面前出現。」青山惠昭萌生疑問：「難道我父親就是這個事件的受害者嗎？」

當時，青山惠昭的判斷依據只有小橋川長助的證言：他與青山惠先搭船抵達基隆漁港時，遭到武裝部隊襲擊，船上的人都往山上逃，而青山惠先因忘了東西返回取物時，與台灣人船長一起被抓，被綁後以卡車載走，推測在社寮島的千疊敷海岸一帶遭到殺害。

青山惠先的失蹤地點是基隆。1992年行政院發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如此記載：

「根據基隆要塞司令部報告，自3月9日展開掃蕩綏靖區內之暴匪，先後在基隆市、金包里（今金山）、瑞芳、九份、金瓜石、四腳亭、淡水等地清剿，至12日止，計當場格斃匪徒20餘人，而綏靖期間逮捕奸暴判處死刑者三人⋯⋯自3 月8日至16日，基隆遭屠殺者約2,000餘人。」

懷疑父親被捲入二二八事件而喪命的青山惠昭開始不斷尋找文獻資料，發現無論日本國內報紙或是沖繩當地報紙，都有報導1947年這場殺戮。例如，當時的《宇麻流新報》（うるま新報）於3月10日發出的新聞提到：「台灣暴動蔓延全島。（略）大衝突發生。死傷者超過1萬、甚至更多。（略）國民黨政府為了觀察情勢，派遣監察委員視察，群眾在特使上岸的基隆港等待。」10日後又發：「台灣暴動五千虐殺。（略）為了鎮壓群眾暴動，政府向台灣派遣軍隊，並5日內殺了五千名台灣人，這種殘暴行為實在讓人無法想像。」

「《宇麻流新報》（うるま新報）」*:指「如今沖繩本地的主要媒體《琉球新報》的前稱。「宇麻流」為音譯，也是沖繩語中對沖繩的古稱之一。」

不只閱讀書報資料，他還拜訪了著有《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的琉球歷史學者又吉盛清，詢問台灣戰後的情況，也從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感知到事件的背景。知道得愈多，青山惠昭追查父親失蹤死亡真相的心情，也就愈來愈迫切。

青山惠昭如此積極尋找證據，不僅為了釐清父親失蹤死亡的真相，更為了向日本地方法院提出失蹤宣告，讓父親在戶籍上能被除籍。

根據日本法律，凡失蹤7年，就可以向家庭裁判所申請失蹤宣告。青山惠先之妻美江，曾於1971年向當時仍屬美國託管統治的沖繩那霸家庭裁判所替丈夫申請失蹤宣告，卻因為青山惠先出生地和失蹤地皆非沖繩，而不被受理；當他們轉向日本的鹿兒島家庭事裁判所提出申請時，又因申請人居住地是沖繩遭拒──因沖繩當時非屬日本。戰後的青山一家，在沖繩和日本本土都不被視為「自己人」。

「沖繩那霸家庭」*:指「美國託管統治時期稱為『琉球民裁判所』。」

「沖繩當時非屬日本」*:指「從1945年6月23日被美軍占領開始，一直到1972年5月15日，沖繩才終於結束美國託管、主權轉交日本。」

「一直以來，我的父親在戶籍上被認為是存活狀態，」青山惠昭表示，這讓母親終生無法改嫁，孤獨一生。直到沖繩回歸日本，且他蒐集了二二八相關資料與父親於台灣失蹤的證言後，才於1993年代替住院的母親前去那霸家庭裁判所申請「失蹤宣告」。青山惠昭強調，「我親自去辦的。這也成為我人生的分水嶺。」

隔年，當那霸家庭裁判所做出「失蹤」的裁定，青山惠先終於可以除籍時，青山惠昭已51歲，而母親美江也81歲了。這份相隔快半世紀才到來的死亡證明書不僅對青山家很珍貴，對於日本社會也別具震撼：他們第一次知道原來發生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中有日籍受難者。「台灣暴動」、「五千虐殺」等字眼，再次躍上沖繩的各大媒體。

但此時的台灣社會，並沒有意識到二二八事件中外籍受難者的存在，青山惠昭也沒有想到，這裡並不是真相追尋的終點，他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第一位被認定為二二八受難者的外國人，家屬為什麼堅持跨海訴訟？

青山惠先失蹤宣告裁定後的隔年，即1995年，台灣《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公布施行，後於2007年經立法院修正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此條例制定的目的，是為了處理二二八事件賠償事宜，落實歷史教育，釐清相關責任歸屬，使國民瞭解事件真相，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合。

條例公布後，許多二二八受難者或家屬紛紛向基金會提出補償申請，但身為外國人，青山惠昭對此並不知情，直到2011年才在因緣際會下得知此事。隔年，監察委員黃煌雄甚至前往沖繩，就二二八事件與沖繩關係一案，進行實地考察──依當時所知，涉入二二八事件的沖繩人除了青山惠先外，還有仲嵩實、大長元忠等。

2013年，立法院同意二二八事件賠償再延4年，年屆70歲的青山惠昭得知此事後，正式向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簡稱二二八基金會）提出賠償申請。此前，曾實際到台灣調查走訪、參加二二八紀念儀式的他，對基隆二二八事件與父親的遭遇已有更深的瞭解，也有一定的證據掌握。

其中，以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為首的口述史團隊在基隆所做的訪談紀錄《基隆雨港二二八》最是關鍵，這份口述記錄收有與青山惠先一起被捕的台灣人船長兒子之妻劉楊阿茶的證詞：「⋯⋯我丈夫劉新富去船寮，被兵仔抓去的時候，有一個琉球人同時被捕⋯⋯。」

「那天我看到兵仔押著11個人從門前過。其中我只識得林西田，還有一個琉球人。」劉新富之嫂、劉林巧雲的口述更是清楚表明後續，她說：「聽說後來被帶到砲台那裡去，⋯⋯他們是（農曆）2月19日被抓走，21日就被打死了。」

「（農曆）2月19日」*:指「公曆為1947年3月11日。」

「21日」*:指「公曆為1947年3月13日。」

青山惠昭強調，這些口述史料以及小橋川長助與父親堂兄弟等人的證言，是他向二二八基金會申請補償的重要依據。

「但是，過程比我想像中更艱難，我的申請被駁回了好幾次。」青山惠昭表示，二二八基金會駁回申請的原因，是不符合「平等互惠原則」──即日本政府並未針對慰安婦與台籍日本兵給予合理的賠償，因此台灣政府也拒絕賠償日籍家屬。

不過，依據二二八基金會提供的審查紀錄，基金會在青山惠昭提出申請後，即已審查通過。其內容明載：我國立法院已於2009年三讀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明定兩公約揭示保障人權規定，具有國內法的效力，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該符合兩公約人權保障的規定；除此之外，《二二八事件處理與賠償條例》是以保障人權為宗旨的立法，並未排除外國人之適用。因此，二二八基金會最初便認定青山惠先為二二八受難者，賠償項目為「失蹤」。

但為何青山惠昭收到的通知是「駁回」？

根據審查紀錄，賠償申請的轉折，出現在下一步──為求謹慎周延，二二八基金會將此案函送內政部，內政部於2014年函示：「依平等互惠原則，日本人尚無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之適用」，以本案不符法定要件的理由予以駁回。

內政部當時的說法如下：1972年台日斷交後就沒有相關判例，難以認定日本法院必然對我們適用平等互惠原則；另外，目前台灣人向日本政府求償的案例，僅有慰安婦及台籍原日本兵，但這些案例就足以證明台灣人跟日本人未享有同等權利。

因此，儘管二二八基金會依其立場，將青山惠先認定為失蹤受難者，同意賠償，行政院與內政部卻不同意。無論如何，對不知行政細節的青山惠昭而言，他的申請案確實是被台灣當局駁回的。

「我向基金會提出申請，是希望我的父親死於二二八這件事被正式承認，但被拒絕。案子還去了行政院。」青山惠昭在申請案被駁回後，轉於2015年向行政院提出訴願，又遭駁回。在台灣的法律專家建議與協助下，他再於同年提出行政訴訟。直到2016年2月17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定青山惠昭勝訴，法官認為，二二八賠償是基於對國家侵害人權的補償，不應受限於「平等互惠」的國籍條款。

青山惠昭回憶自己接到判決結果的那個瞬間，一時感到無法置信，因為他原本預想會遭到敗訴，並已準備再提上訴。只是與此同時，二二八基金會也做出放棄上訴的決議，讓賠償案就此定讞──青山惠先成為第一位被認定為二二八受難者的外國人。而這個賠償認定，至今已滿10年。

回望這段經歷，我問青山惠昭，這個認定對他的意義是什麼？為何非得要取得這個認定與賠償不可呢？而他如此回答：

「（青山惠先）對我母親來說，這是她的丈夫；對我來說，這是我的父親。為什麼他會被殺害？他為什麼非死不可？出於人類既有的情感，我們母子當然都想要知道、聽到真相。」

青山惠昭自知作為外國人，在台日沒有邦交的情況下，勢必得面對申請過程中的種種波折，「政治力一定是存在的，」青山惠昭認為，申請當時是馬英九執政，二二八事件歷史對國民黨不利，或許是他遭到阻礙的原因，但他也強調，即使台灣的行政機關冷淡，司法機關、監察院卻還是維持其獨立性，「這就是台灣之心，展現了良知，展現了人權，這是民主化的表現。」

提及此，他不免表示由衷的感謝：勝訴不是他個人的事，如果沒有律師、學者的幫助，他一個人也做不到，而這正是台日良知連結起來的成果。

青山惠昭獲得賠償後，陸續有不少疑似於二二八事件中的外籍失蹤者後代家屬也向基金會申請賠償，但目前僅有朝鮮人朴順宗、日本人堀內金城通過審查，被認定為二二八事件的外籍受難者。

為這個集體失憶的社會重新找回記憶，過程何以如此困難？

二二八的平反運動始於1980年代，由鄭南榕、陳永興等先驅推動，以口述歷史和家屬訪談作為開展；1995年，李登輝執政時期，二二八基金會成立，以半官方的法人機構身分，依法執行補償等相關工作。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在2007年修正為賠償條例，至2022年為止，經歷6次延長申請期限。2022年後，新案件的審定轉由法務部處理，舊案件則由權利回復基金會負責差額賠償。

「二二八的平反，一開始是對受難者進行補償，這代表政府看見這件事、願意處理。但公平正義沒有辦法一次到位，就只能給予補償，」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藍士博解釋，「補償」的背後意思，暗示政府不承認有錯，但還是願意給你些抵償，直到2007年，才改成「賠償」。

直至今日，向二二八基金會申請補賠償並通過的總人數為2,340案，但這並無法反映真實的受難數字。對外籍受難者亦然，經基金會爬梳檔案，粗略估計涉及外籍人士的案件大約有十多件，但目前有足夠證據、能夠得到認定賠償的卻只有3人。

事實上，二二八的外國受難者人數應該更高。以朝鮮受難者朴順宗的申請賠償資料為例，1947年韓國《京鄉新聞》就曾報導朝鮮船隻因故障停泊台灣，導致其中兩名朝鮮人遭到殺害，而其中一女子被強暴的情況。但二二八基金會現能掌握的外籍受難者檔案，並無這幾人的紀錄。

藍士博解釋，因為各種限制，外國受難者的人數沒有辦法被好好統計，畢竟時間過了太久，事情又是發生在國外，外籍受難者的家屬不知道親人發生什麼事，更不知道怎麼問；又因語言或資訊限制，不知道台灣有賠償機制，就算知道，也沒有檔案證據可以證明。

「青山惠昭的申請案一開始就通過，是因為他在台灣開始做二二八事件補償前，就已經收集了證據資料，」藍士博表示，目擊證詞或檔案證據的有無，是審定的依據，「對於台灣人跟外國人，我們的標準都是一樣的，沒有遠近親疏之分。」

藍士博表示，基金會統計外國籍受難者人數時會有的限制，也會出現在本國籍的受難者統計上。以近年來基金會積極推動的「職權認定受難者」為例：至少就有50多位事件中罹難死亡的受難者，過去都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申請或通過賠償審查，成為歷史與平反過程中被忽略的個案。比如二二八事件當時於屏東市被逮捕、未經審判即槍決的莊迎，雖然在後來的口述訪談中經常與另一位受難者葉秋木同時被提及，卻因為沒有後人申請賠償程序的關係，長期並未被列名於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名單當中。

「事隔70多年，至少有些人的名字沒有被忘記，還有人還記得他們的死亡。但是，其他沒有被提到的人呢？」藍士博說，在前監察委員楊亮功記述中，有一群死於圓山河邊的青年男女，「你覺得會有人記得他們嗎？即使他們的死亡紀錄有登載在戶口名簿，也沒人會記得他們了，因為他們沒有後人。」他進一步強調，即使這些青年男女有受難事實，也不見得有人能為他們申請補賠償，而至今基金會手上的補賠償申請，僅只有一案在圓山，足見目前能掌握的數字與事實不相符，「那麼，他們就不是受難者嗎？」

藍士博感慨，二二八事件的後續處理，一開始就是為了賠償與撫慰，但若以賠償或是撫慰為出發點，那些沒有後代家屬的人、沒有被撫慰到的人，沒有被放進受難者名單的人，他們該怎麼辦？

而這一切問題的根源，首要是時間造成的困境。二二八事件後，台灣進入戒嚴時期，而戒嚴持續至1987年。藍士博指出，這40年的隔閡，讓人無法說、禁止談、不能想，許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親人長輩涉及二二八：

「在這個集體失憶的社會要重新尋找記憶，過程遠比我們能想像的還困難。」

即使知道親人長輩是受難者，但經過40幾年戒嚴的沉默，到了1995年可以申請賠償時，該有的證據可能隨著恐懼而消弭，無法得到證明。

藍士博直言，透過司法來做權利回復，其實很殘忍，「因為司法在要求的證據本身，但在當年這個證據是很危險的事情。畢竟，在戒嚴時期，要將親人的死亡歸因於二二八是危險的。」

「但如果要以賠償作為受難者認定的話，就一定是看證據的，」藍士博表示，甚至還有許多案子都因「權利人不符」駁回，例如沒有血親關係、或有繼承問題，都讓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賠償總數至今只有2,340人，遠遠低於預估數字。

因此，二二八真相與完整圖像的釐清，相當困難。

「二二八事件的處理，是一個從零開始尋找受害者的過程，而這個受難者尋找的過程，其實到現在都還沒結束。」

藍士博直言，二二八事件調查的困難，與白色恐怖不大一樣，因為白色恐怖有情治機關檔案、有軍法審判，有個透過客觀紀錄回頭調查的邊界，也能夠呈現受害者圖像，但二二八卻是一個戰後16個月就發生、3個月內在台灣各地大大小小的殺戮與不義行為組成的事件叢集，可能是一個農民走過一條橋就被子彈打到，也可能是幾發射穿民宅的子彈，就讓幾個人因此殞命，「他們不是知識分子，也沒有要反抗，更沒想過自己會死亡，但他們就受到波及了。」

藍士博指出，生命遭剝奪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有幾個類型：屠殺與謀殺，後者常常是有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因此有名有姓，但前者沒沒無聞：「屠殺的對象其實都是庶民，庶民會在歷史上留下痕跡的難度都是比較高的。他們都是無意識被捲進歷史裡。」

而真相不清、數字不明，也是國民黨的責任。藍士博進一步解釋，國民黨政府在1947年就發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所屬各機關公教人員因228事件傷亡損失撫恤救濟辦法」，對二二八事件中的軍公教受害者予以賠償，「當年可以統計卻不統計，」他強調，遲至半世紀後的調查清理，「註定我們不會得到一個最終的受害數字。」

遇害的父親被沖進了海裡，不知道靈魂還在不在海邊的石頭上

自2007年，第一次踏上台灣土地，參加二二八紀念悼念儀式起，青山惠昭幾乎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日前後，都會造訪台灣，以受難者後代的身分記憶這個日子。青山惠先的屍骨未曾尋獲，他只能藉此行動，來悼念自己的父親。

「我第一次到台灣，是跟我父親的堂兄青山先澤一起，那時他已經100歲了。」

青山惠昭回憶，當他們踏上曾經居住的社寮島時，青山先澤的回憶如同海嘯衝擊，忍不住感傷掉淚。

青山先澤也是為青山惠先失蹤案提供證詞的二二八親歷者。1947年，擔任漁船「幡生號」船長的青山先澤與11名台灣漁民載滿漁獲從海上歸來時，遭國民黨軍隊開砲攻擊，其中數人被捕。青山先澤被監禁兩週左右，直到獲釋才聽說青山惠先出事的消息，但他多方打聽堂弟下落卻毫無所獲。因此，當青山先澤重返60年未見的社寮島，自是感慨萬千。

與之相比，青山惠昭離開基隆時才4歲，對此地自然毫無回憶，年逾耳順才第一次細看出生地的海岸景色，只覺得悲傷：「那些岩石⋯⋯有很多人在這裡被殺害，我父親被沖進海裡，不知道靈魂是不是還在那裡？」

「我看著這些砂岩，就覺得那都是犧牲者，就像是我的父親。這片景色乘載著靈魂。」青山惠昭表示，據說基隆有幾百具屍體，喪生海裡的不只有琉球人：

「但現在屍體骨骸都還沒有挖掘出來，也沒有做DNA鑑定。當初我向基金會提出申請，還有提出告訴時，都有表達遺骨挖掘和DNA鑑定的心願。」

青山惠先死亡之地，如今以和平島之名，覆蓋了血腥記憶，以觀光勝地姿態，進入人們的視野。直至今日，這個小島還持續大興土木，無視二二八亡魂的深埋其中。

和平島最早是原住民族巴賽人聚落，後有西班牙、荷蘭人居住，中法戰爭遭法軍占領，日治時期也成為琉球人的聚落，位在島上的社寮外嶋集善堂所在地，早期即是無主孤骸的安置地，二二八事件後，更堆放著許多無法辨識身分的遺骨。當地人指著集善堂內解釋：早期因為颱風洪災，許多埋藏地底的骨骸被沖刷出來，堆積在這裡，最後靠著善心捐款，在這裡蓋了座廟、祀奉萬善公。

「除了當地人來拜，也有很多日本人（沖繩人）會來拜，我還看過有個女人在這裡哭得很傷心。」一位在地大姊如此說道。

走訪此地時，當地人也七嘴八舌分享長輩口述的二二八經歷，像是如何到涵洞躲藏，又怎麼變賣金條好拿錢換命。一位中年男子說，老一輩總是向他們提起二二八當時發生的事：「有很多人的手被穿鐵絲網，串成一串，站在海邊，再用槍打死前後幾個人，整串人都會一起掉進海裡。因為這樣可以省子彈。」他們也比畫著和平島的海岸，指出當年殺戮的所在。

年過七旬的集善堂主委邵金國，維護這個宮廟已過半世紀，他說，青山惠昭過去就曾到這裡祭拜父親，但在得到賠償的隔年、2017年二二八事件70週年時，帶了很多沖繩人來祭拜，他們才真正建立交誼，「青山惠昭每年二二八前後都會來，說來看他的爸爸，如果他自己沒有辦法親到，也會交代人來拜。」

青山惠昭也向我表示，自己只要到基隆，都會到集善堂走走，心想：「也許裡頭放著的其中哪一塊骨頭就是父親。」

他說，雖然台灣政府向他們這些遺屬賠償了金錢，但在「遺體挖掘」與「DNA鑑定」上，卻毫無作為，「DNA鑑定是以科學方式來確認親子關係。當和戰爭同樣規模的殺戮出現，大量無辜民眾受到無差別殺害，且遇難地點和人數都不明時，DNA鑑定是唯一能證明的方法。這也可以是辨識特定兇手的手段。」青山惠昭至今仍然希望台灣當局能夠將這件事列入計畫並執行。

「每次我到和平島，就算天空晴朗，但我心裡始終不平靜。」青山惠昭說，他曾向基隆市長陳情，請他想想辦法，就算不能挖掘遺骨，也應該要設立受難過程標誌，卻始終無法如願：「真相沒有查清、遺骨沒有找到，感覺就是很不踏實。」

不只他有如此想法，曾與二二八外籍受難者朝鮮人朴順宗、日本人堀內金城後代相聚的青山惠昭表示，他們這些後代對於無法找到父輩的骸骨、證明其死亡，讓其始終在「失蹤」狀態，都感到痛苦。

當年在基隆水產公司擔任船員的朴順宗，與青山惠先一樣，都是在基隆二二八事件中失蹤。據他的家屬表示，1947年3月11日，朴順宗為了慶祝次子週歲生日而出門買魚，在經過基隆要塞司令部時卻被無端逮捕，妻子尹正葉與在地韓僑代表前往尋找，但因為政局混亂、語言不通而查無結果。後來聽說有許多人在海邊被處決拋屍，尹正葉便日日前往海邊尋找丈夫屍首，但屍體早被海浪沖走，其他韓僑也怕牽連而不敢出面相助。

朴順宗的外孫女曹鈴姬過去接受媒體訪談時，表示自己的母親朴鈴心曾與外祖母（尹正葉）一起尋屍，屍體成堆，很是駭人。此駭人情景，在張炎憲主編的《基隆雨港二二八》中也有細述：

「國民黨運兵船抵達基隆港口上岸後，用機關槍四處掃射，邊走邊射擊，連在碼頭等貨物的無辜百姓都被槍殺，東倒一個西倒一個。兵仔見人就殺，彷彿處殺戮戰場，對付敵人⋯⋯當時的基隆，不管是在船塢、港灣、河川，處處是屍體，有時一處就橫陳著200多具屍體。」

即使希望能找尋到遺體，朴家人卻終究無法如願。消失的朴順宗，也只能列入失蹤名單。

「我告訴孩子們：最喜歡台灣了」

對於青山惠昭等外籍受難者後人的心情與心願，藍士博無奈直言，基金會開始運作時，遺骨找尋就沒有被列為政府核心工作項目。他說，過去在基隆撈找到的遺骨，大多被埋到南榮公墓，但南榮公墓之後又經過遷移，二二八的遺骨到底是被撈起來一起遷葬？或是被火化？還是送到集善堂？就不得而知，基金會現在能做的，僅只將南榮公墓定為不義遺址，記憶這段殺戮。

藍士博進一步表示，對於從事轉型正義工作的人來說，即使想要事事做得周全、讓受難者及遺屬得到撫慰，但常常是力不從心、深感挫折的，「這些外籍受難者讓我們看到歷史更完整的樣貌，知道台灣曾經是個有琉球人、朝鮮人等共同居住生活樣態多元的地方。但在很多限制下，我們其實對他們有所虧欠，對台灣人也一樣感到虧欠。」

「對在歷史中受到傷害的人來說，其實做這個業務的本質上就是在彌補這個虧欠。但我們也知道，這個努力終究不會是完全的，我們沒有能力做到全部。」藍士博因此不斷強調，要強化教育宣導，讓二二八事件的意義超越對受難者的賠償或個體：

「我們應該要把這個責任變成台灣社會整個共同體的集體責任，而不是受難者及其家屬的責任。」

青山惠昭也有一樣的想法。每年二二八紀念日，他都會組團來到台灣參加儀式、造訪與二二八事件及戰爭歷史相關景點，如果有和平相關活動，他也會積極參與，甚至到台灣各級學校演講。青山惠昭說自己很常跟年輕的孩子們說故事。

「孩子們常問我喜歡台灣嗎？我說：最喜歡了。」自認擁有鹿兒島、沖繩與台灣三個故鄉的青山惠昭一邊展示課堂演講照片，一邊說道：「我雖然沒有在台灣居住的記憶，但透過父母和其他人的講述，台灣也成為我的記憶，記憶就像DNA一樣，從父母連結到我身上，而我透過講述跟教育，傳達和平的心願，以及建立和平國家的想法。」

青山惠昭表示，沖繩與台灣的歷史命運相似，都曾都受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在二戰中經歷了巨大的犧牲，而沖繩戰後的「集體自決」悲劇與二二八事件，在本質上都是國家暴力對平民權利的踐踏。

「日本在台灣統治了50年，也曾經是加害者，這段歷史不該被遺忘。」

青山惠昭說，而戰後接收台灣的那個獨裁政權、殺了3萬人的事件讓他對台灣也有著複雜的感受：

「我會告訴孩子們，台灣的民主化經驗是多麼寶貴，因為那是由無數像我父親這樣的犧牲者所換來的。我們應該互相守護，不讓悲劇再次發生。」

同場加映
「台湾二・二八事件特別展」於2026年1月22日至3月13日在沖繩平和祈念資料館（沖繩縣糸滿市摩文仁，平和祈念公園內）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