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圖翻轉偏見 傾聽精神科醫病對談
從空中鳥瞰，法國巴黎東郊有一片歷史建築群，既像學校又像監獄，但其實從19世紀起，這就是一個精神科專科園區。得到柏林影展金熊獎的法國紀錄片「心靈休憩處」，帶領觀眾深入巴黎精神病院的醫病日常對話，理解這個被社會汙名化的疾病種類，病患們的生活與感受。視角的轉換，往往能為困局帶來轉機，在台灣，同樣有精神病友正努力撕下標籤，想證明精神疾病只是人生的一種狀態，只要有傾聽與理解的出口，康復的動力，往往就在那些不曾放棄的微光中。
紀錄片工作人員：「用無人機拍的。」
住院病患：「那個四處飛來飛去的東西？」
紀錄片工作人員：「(指畫面)認得出來嗎？」
住院病患：「是我們這裡嗎？我認不出來。」
換個角度看，自己現在的處境和遭遇也許有不同的面貌。得到柏林影展金熊獎的法國紀錄片「心靈休憩處」，在巴黎東郊的艾斯基羅爾(Esquirol)精神疾病專科醫院兩個相鄰院區，耗時三年拍攝。
住院病患：「是那裏，可以看見凡仙森林，效果很不錯。」
醫院人員：「無人機拍的嗎？」
紀錄片工作人員：「對。」
住院病患：「有點嚇人，看起來像監獄，也像中學，他們都是按照同樣的模型。監獄、中學、還有醫院。」
這裡象徵了法國精神醫療體系從像監獄、像學校到像宿舍的情境變化。從19世紀知名的沙朗通「瘋人院」(Asile de Charenton)，到現在中短期收容精神病患，還有不同療程安排的院區，透過個別諮商、群體會談、會議等等多種情境進行治療。
住院病患：「我在跟你說話，我直接問你這要怎麼辦？」
醫生：「護理師可以在別的時間來，不一定要早上，可以其他時間。」
適應了住院生活之後，有些精神病患會害怕再次面對外界，不想出院。但醫療資源有限，有時候真的需要騰出床位來接受更急性、更需要住院的病患。
住院病患：「我懂了，你要讓我走，但我不會上當。你要把我從精神病的世界放出來，暫時性的或是移到其他機構，但我不會上當。」
外界的異樣眼光經常讓精神已經脆弱的病患，更感壓力。他們與所有「病患」沒有分別，都在學習與自己的疾病共同生活。導演希望能讓觀眾們從一段段對話中，聽見他們與病共處的辛苦。與其他的疾病一樣，多數精神病人也想康復，但有些精神疾病會吃掉病人的病識感，和相信自己能康復的信念。
同儕支持員/思覺失調症患者 坤典：「我是停醫之後我也是待在房間，待在房間裡面，就爸爸就叫我不要出去讓別人看到這樣子。」
論壇主持人/精神科醫師 鄧惠文：「後來呢？」
同儕支持員/思覺失調症患者 坤典：「後來我是自己要，我要去幫媽媽，我才出來。」
人無法選擇出生在怎樣的環境。因為父系的遺傳，坤典全家除了媽媽，其他四人都是思覺失調症患者，因為有要幫忙母親的動力，又有舅舅的支持鼓勵，他積極服藥、調整作息。
同儕支持員/思覺失調症患者 坤典：「我就跟媽媽說我想去吃藥，比較(可能)有新的思考，去知道我現在要做什麼。就是有穩定的作息之後，我就是有去社區復健中心，慢慢的去把自己的狀況調回來。」
因為經歷過當兵時發病、幻聽、對未來很難有希望的黑暗病程，坤典現在擔任復健中心的同儕支持員，希望更多病友不要孤單地面對症狀與情緒起伏。罹患重鬱症十年的子晴對此很有感觸：19歲那年她認真覺得，這樣沒有盡頭的憂鬱和病程是不會好了。
行政人員/憂鬱症患者 子晴：「我就在岸邊從下午一直坐，坐到凌晨，就兩三點已經都沒有人的時候，突然有一個阿伯牽腳踏車，就開始坐在我旁邊，然後坐了很久。」
論壇主持人/精神科醫師 鄧惠文：「阿伯兩三點騎腳踏車出來喔？」
行政人員/憂鬱症患者 子晴：「對。然後就是我是趁他就是，去上廁所的時候，然後確定四下無人，我就跳下去這樣子。」
想結束生命的衝動一再發生，轉機卻是被救上岸時，意外的百感交集。
行政人員/憂鬱症患者 子晴：「我起來的時候，然後因為意識還沒有很清醒，店家就拿了熱水，然後給我披了那個毛巾，對，原來他們為了我沒有打烊。」
因為陌生人的關心和幫助，子晴第一次意識到：也許自己值得被救。產生想要康復、接受治療的動機，還必須熬過療程中必經的挫折，比如嘗試後找到合適藥物與醫病關係。
論壇主持人/精神科醫師 鄧惠文：「換了這個醫師有做了什麼你覺得有幫助的事嗎？有什麼不一樣嗎？」
行政人員/憂鬱症患者 子晴：「他會很願意聽我說，然後會跟我討論用藥，然後同儕他也有去就是了解這個資源。我覺得找人說，討論自己的心情，是一件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個出口。」
精神疾病只是諸多疾病中的一種，傾聽與對談是患者很需要的幫助。當負面情緒被理解與同理，有能量嘗試各種改變自己的方式，也才有動力往康復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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