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專欄：中國為何這麼快就與美談判？

中國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將於5月9日至12日訪問瑞士，訪問期間何立峰作為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將與美方牽頭人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舉行會談。中美之間經過各自放話階段，現在終於要開始坐下來，針對關稅問題進行面對面對的談判了。中方此前採取強硬立場， 擺出一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樣子，外界雖然預期中美最終一定會坐下來談判，但中方改變態度之快，仍然是令人驚訝。 最崩潰的是在中國的民族主義敘事煽動下對美國的「霸權」群情激憤的小粉紅群體，在中國的微博上到處可見質疑之聲。到底是什麼，讓中方如此快地就轉變態度，從對抗轉為談判？

首先我們要看到，中國要與美國打貿易戰，手裡幾乎無牌可打。而這種窘境， 其實不是今天才出現的，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果。自2018年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以來，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便進入了充滿摩擦與博弈的階段。川普在第一任期時在貿易政策上展現強硬立場，先後對數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試圖透過經濟壓力達成對華政策的目標。之後的拜登政府雖然表面上與中國改善關係，但在貿易問題上並沒有手軟。這場貿易戰至今已超過六年，雙方不斷加碼報復性關稅，卻遲遲未見顯著改善。

而這六年的中美關係的緊張，已經根本性地導致了全球供應鏈的重新佈局。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報告，自2019年以來，東南亞國家的製造業規模顯著擴張，其中越南的電子製造業增長達到30%，印尼和印度的製造業也因外資轉移而蓬勃發展。這些國家承接了來自美國和歐洲的訂單，成為新的供應鏈中心。根據彭博社的統計，2024年越南的對美出口增長了18%，而中國的市場份額卻縮小了12%。在這樣的格局下，中國沒有多少強硬下去的底牌。

其次， 川普宣布對中國加徵關稅以來，中國經濟受到的衝擊，已經呈現出來並將繼續惡化。根據數據顯示，中美貿易總額在2024年下滑了15%，特別是在科技產品和高附加值的製造業領域，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大幅縮水。僅在2025年4月，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量便同比下降了43%。同時，整體進口預訂量自3月底以來下滑35%，顯示出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需求急劇減少。外資的撤離亦是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數據顯示，2024年有超過150家跨國企業將部分或全部生產線轉移至東南亞，主要集中於電子零組件、紡織業和汽車製造領域。這波撤離浪潮使得中國的製造業失去大量訂單，失業率也隨之攀升。

對於中國來說，失業率的攀升，才是他們不可承受之重。尤其是中國近年的青年失業率持續攀升，2024年已突破20%的警戒線，成為國內社會穩定的一大隱患。如果出口市場無法恢復，中國製造業無法吸納新增的勞動力，這將進一步惡化社會壓力。對此，中國官方儘量迴避，但外資企業看得非常清楚。摩根史坦利的首席亞洲市場分析師就指出，「外資的撤離反映了國際對中國政治和經濟穩定性的擔憂。「美國商會在其2024年的年度報告中也指出，超過67%的受訪企業表示，對中國市場的長期不確定性感到憂慮。

應該說，雖然中國大外宣系統一再強調，中國人民具有強大的苦難忍受能力， 「吃草也可以活」。但這應該僅僅是自我安慰的話術。導致中共需要盡快緩解中美貿易戰的，倒不一定是經濟上的衝擊本身，而是這樣的經濟衝擊可能導致的社會的不穩定。

如果中美雙方能夠達成部分協議，例如降低關稅或取消對高科技產品的限制，中國的製造業或許能獲得一絲喘息，特別是在出口和外資投資領域可能看到短期反彈。經濟的穩定，也會帶來社會的穩定。然而，從短期看，中美談判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從長遠來看，全球供應鏈已經部分完成轉移，中國要完全恢復過去的貿易優勢也並非易事。

總之，這場談判不僅是中美之間的博弈，更是中國在面對全球經濟重新洗牌時的一次重要考驗。能否突破僵局，將影響的，遠不止是中國的經濟成長。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