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怡昕／《粗獷派建築師》：他說，向上看吧
[NOWnews今日新聞] 《粗獷派建築師》（The Brutalist）於金馬影展以「神秘場」之姿放映；本片榮獲威尼斯最佳導演獎，更是問鼎奧斯卡最佳影片、男主角的超級強片。本片將於2025年2月27日於全台上映。
向上看吧！如果《粗獷派建築師》這部龐大的電影，就像是片中建築師要建造的那棟真的很巨大的建築，一個什麼都是、什麼也都不是的混凝土「野獸」。一棟真的很大的建築，座落在美國——一個土地上真的很龐大的國家。如果《粗獷派建築師》就是某種「猶太觀點」的美國史縮影，那這間很龐大、有很多個很狹小、挑高特別高房間的建築，是否暗喻著這個國家越來越多的，各自為群的，所有人都在向上看的移民；所有人尋求一些天啟，就像他們來到美國之前一樣。
215分鐘長的《粗獷派建築師》（The Brutalist）— 金馬此次是類似「roadshow」型式。所謂「roadshow」有序曲、中場休息和散場樂。這片的215分鐘包含15分鐘的中場休息，上下兩部各長約100分鐘。閱讀這樣龐大的作品，看《粗獷派建築師》你必須要先要做的事情，比起看過布拉迪科貝特先前的導演作品《邪惡的養成》（The Childhood of a Leader，2015）、《逆光天后》（Vox Lux，2018），其實你只要知道：二戰後民主黨對移民的反覆態度。
上半場100分鐘，故事發生於1947年的「抵達之謎」；下半場100分鐘，故事發生於1953年的「美的核心」。本片還有一個短短的「後記」（epilogue）。無論是「抵達之謎」或「美的核心」，這部片真正的謎團其實是民主黨與進步價值信仰者的歷史包袱，尤其在移民與猶太政策上的搖擺不定（二戰後最主要的移民政策就是要接納大量猶太人）。這或許就是一個美國建國史的「抵達之謎」與「美的核心」。
延續美國戰前開始的孤立主義，導致了美國在1944年之前一直採取消極的難民政策，讓急需得到庇護的猶太難民難以得到援助、入境許可。這樣的猶太政策，延續到民主黨的杜魯門時期，種下了許多歷史因果。以基督教精神著稱的美國保守派，或許共和黨、民主黨都有，在美東各地勢力根深柢固，就像電影片中描繪的，四Ｏ年代至五O年代，肯定看到了機會，拉攏猶太裔人才，卻也同時或明或暗，卻也暗中排擠。
這些「排外」、「孤立」就是《粗獷派建築師》要談的主題。
表面上，你可以把《粗獷派建築師》看成一部完全吻合猶太復國主義者最愛的流放主題，就像是更早五十到一百年，猶太人的苦難就是遷徙至任何地方，布達佩斯、維也納、布拉格、柏林，不斷的遭遇排擠，困在猶太貧民窟，努力受教育，打入當地上流，凝聚菁英團體的社經地位。漸漸成功的同時，還要面對因為商業和藝術上的成功，面對雅利安人、其他白人導致的迫害。然後就是希特勒崛起、二戰。
如今的布達佩斯、維也納、布拉格，當年的「猶太（貧民）區」已經不是猶太人在住了，多數都是，在沒有房屋補助、租金限制（rent control）的條件下，瘋狂上漲的房租、挪作飯店、Airbnb，以發展觀光為名義，行炒房之實的投機行為。
（當年）不是藝術家的猶太人，與受苦的猶太藝術家，以及他們的後代，都可能是參與這場世紀「炒作」加害者。當然，也有人可能是這場「炒作」的受害者。而這些投機行為的目的是什麼？報復其他白人的「排外」與「孤立」嗎？這些炒作，是抒發自身野蠻獸性、黑暗之心，亦或是純粹的貪名、逐利。
「錫安主義」主張，猶太人的藝術都是關心這些猶太人流放苦難史，當然也有離散後，落地各國遭遇的「排外」。美國與「美國夢」，當然也參與了這場世紀離散的敘事。但那些純粹貪名逐利的醜陋，猶太知識份子與他們的妥協，也出現在《粗獷派建築師》中。我們從電影幾個關鍵的細節可以觀察出，看似迷人、龐大、複雜的人物肖像背後，驅動主角的心理是什麼。
我們回過頭來看電影劇情。
上半場，1947年，主角拉斯洛托特 (László Tóth) ，是知名的「包浩斯學派」（Bauhaus）弟子，成功在布拉格發揚光大包浩斯建築的美，可惜好景不長，才建立一些成績，就因為不符合納粹的「雅利安人美學」，而被抓入集中營。
故事開始於美國費城，托特於二戰集中營中逃出，飄洋過海來到美國，一下船就到表兄家的傢俱行工作，卻被基督徒兄嫂誣陷，因誤會被表兄逐出住所。因緣際會被充滿野心的「新進企業家」哈里森碰上。在一連串誤會被化解後，野心家哈里森，成功用個人魅力說服托特，幫他建造一個史無前例的社區中心，一個同時是體育館、劇場、圖書館，而且同時是教堂的建築物。哈里森是那種典型的實業家，看著前半身靠自己努力獲得的財富，他更想要的是名聲，而他的慈善事業，是通過自己對藝術和閱讀的興趣，試圖參與藝術創作，在這部片則是，對建築的興趣。
這樣的故事，發生在當年美國，或現在台灣與中國，很多新進的企業家家庭一樣。當然，在電影業也是如此。
上半場有一個細節，對我而言是整部片我最在意的時刻，哈里森給托特的承諾，會幫他搞定簽證，讓他困在納粹歐洲的妻子來美國。這恐怕是讓托特義無反顧以創作投入服務哈里森野心的關鍵，是哈里森承諾有一群私人「貴族」友人，其中一位猶太人律師，哈里森介紹他是副總統的法律團隊，他能解決帶著姪女的妻子還卡在歐洲的問題。副總統的團隊、猶太籍律師明確指出：1948年杜魯門頒訂的新法條，應要讓事情好轉了。
至於《粗獷派建築師》放在今日川普當選，川普預言自己將要重返「雷根時刻」，針對民主黨現任總統拜登從八月底不斷調停失敗的「停火協議」，川普將要終戰。「讓美國重新偉大」，這句口號就是來自美國前總統雷根。要記得，卡特總統連任失敗就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伊朗人質事件處理不當，最後選上的雷根就職紀念日，曾促成52名被伊朗扣押444天的人質獲釋。
賀錦麗競選期間的難題，就是美國進步價值的支持者，即許多人目前稱呼的「左膠」，這些年輕選民的校園運動支持「以巴停火」被抹黑成「反猶」，並明確只出停火協議失敗是因為哈瑪斯不願在以色列從來不明確承諾撤出加薩。不少媒體稱賀錦麗上任「巴勒斯坦就有救了」，此舉對我而言是一種文宣戰技巧，對猶太上層階級進行恐嚇令他們倒戈，其效應就現在選後角度看，已經是歷史重演的「奏效」。
在美國政治人物的「機會主義」這題上，不需要真的看過《粗獷派建築師》，我們就知道川普和所有古往今來的機會主義者一樣，包括《粗》的哈里森，無論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他只要有機會讓自我還能更膨脹、更寬闊，他絕對不會錯過機會。更何況川普加入民主黨的契機，僅僅是因為他跟小布希的不合，而非認同民主黨深陷泥淖，極力周旋的進步價值難題。
《粗獷派建築師》晦澀的、不夠明確的指出的，就是整個二十世紀，民主黨夾在「孤立主義」與「自由主義」價值之間的道德兩難，光從羅斯福到杜魯門在移民政策上的搖擺不定，再從二戰後到二十一世紀的現在，這種價值錯亂、無法明確表態都成為了選戰戰場內外，猶太人或非猶太人，機會主義者洋洋得意的把柄。
若從《粗獷派建築師》的故事看來，導演柯貝特不應該是一個太迷戀錫安主義的猶太創作者拍的電影。卻因握這種晦澀，只好讓整部片漫長、唯美、對稱、工整的調性，以服務電影主角的「技術掛帥」、「控制欲強烈」的人格。
電影的下半場，一轉眼已經是1953年，艾森豪時代。托特的妻子順利上岸美國，妻子的圓滑無法挽救托特被惡毒的哈里森暗中操作的伎倆給狹持的孤獨，毒癮、偏執、婚姻生活沒有愛，也沒有性。哈里森的惡毒代表了某種典型美國野心家的亙古不變的商業手腕，美國（夢）式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怎麼漸漸地蠶食一個天才的男人對美和夢想的純粹，最後代表夢想的那棟房子還在，房子的美，在經過某種程度上的妥協後，被留下了。男性封閉的自尊、自卑、自傲，也被留在那棟建築中。
「你們猶太人最大的問題是，你們總是把自己放在容易被利用和剝削的位置」，哈里森在《粗獷派建築師》下半場，在一座大理石礦坑黑暗深處，讓托特目睹的黑暗之心，或許這就是章節名稱「美的核心」的意思。
於是乎，儘管科貝特有可能，跟他的主角一樣，是一個民主黨、進步價值、反極權，甚至某種程度上反對錫安主義的保守氛圍，但他得跟哈里森這種保守勢力（無論他是共和黨和民主黨）做出魔鬼交易。或者有心的觀眾很難不把電影中的職場霸凌、夫妻關係連結到導演生平，聯想到科貝特是否也向自己主人翁迷失在影壇，把二十世紀中葉的「建築學」故事，活成一幅自己經歷的好萊塢「電影課」，一個野獸派的人間煉獄。
科貝特的立場能否用，托特反對好不容易來美國的姪女回以色列來斷定呢？姪女一心一意要跟著錫安主義者未婚夫，回到那個同樣苦難重重與孤立感無所不在的應許之地，托特的反彈，不足以支撐整部片的意識形態骨幹。其他影藝學院的評審能看出《粗獷派建築師》導演科貝特如同托特一樣，是假借了離散敘事，在批判美國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偽善呢？但觀眾最後，可能比較能沉醉在電影絕對的美之中，就像是電影最後的「後記」，多年後托特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他的姪女在台上給他的致詞：「相信我們看到的建築，不是過程，就是目的自身。」
科貝特讓主角「面對」魔鬼的執念，這讓人想到保羅湯瑪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的《黑金企業》（There Will Be Blood，2007），道出了美國西部開拓史，在掏金熱後，找到石油時的黑暗一頁。或許《黑金企業》的故事更「單純」沒有猶太人夾在美國兩黨鬥爭的複雜脈絡，也可能是安德森選擇省略而奏效；但明顯可見，科貝特把敘事的賭注押在用空蕩的鏡頭，龐大的篇幅，隱喻電影中那棟要建成的房子。這個結構能否奏效，讓觀眾看出他的批判呢？建築的存在，如果沒有過程，沒有建築學、建築史，會不會被誤解呢？純以電影的角度，若電影的存在只有結果論，是成立的，卻很危險。柯貝特只有那些猶太主人翁因為流放，為了生存，而緊抓住的晦澀。形式裡外，無法言明。
《粗獷派建築師》是一部曖昧而危險的電影。但有的危險很愉悅，像是《黑金企業》，《粗》從任何角度來說，沒有用太迎合電影愉悅的方式描繪這部黑暗史。更遑論科貝特是否通過這片給了歷史一個定奪，僅能在形式上給予一個碩大無朋的形象；至於民主黨移民政策、猶太錫安主義的歷史包袱，恐怕都是科貝特無能以一部電影化解的難題。
當然，有趣的是，因為「製作成本」，儘管使用了進步的AI科技，我們卻還是沒能看到這尊建築的「整體」。鏡頭就像電影的房間，觀眾只能用不同景深遠遠的看，有時是用中景看人物在應該是假借其他建築的場景游走，有時是用大遠景遠遠的看明顯是用模型搭出來的整體，有時就是特寫主角再工地的鷹架、剛灌模的混凝土旁跟其他人吵架。
這些對剛來到自由的土地上不自由的人們的面孔特寫，就像片頭開始的第二顆鏡頭，攝影機帶過移民船上，即將落地美國的「不自由的人」的面孔，畫過天空，是顛倒的自由女神。就像是電影結尾，倒立的十字架光芒灑在看似墓碑的石頭上。
向上看吧！
●作者：沈怡昕／影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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