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使命的城市 日內瓦對現代瑞士形象貢獻良多（二之二）
始於1863年的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今日是一個擁有數千萬參與者的全球性人道運動。行動深入天災、武裝衝突、健康或社會危難之處，提供急難照護、保衛人道尊嚴的協助。這使得帶有起源地日內瓦名稱的國際紅十字委員會（ICRC）標示深入世界各偏遠地區，不僅大幅放大了這個歐洲小城市的可見度，也為她添增了和平、良善、人道的連結性。
一組宏都拉斯紅十字成員1984年搭小舟為米斯基托難民營遞送親友的信件。（© ICRC / T. Gassmann）
國際組織的濫觴
由日內瓦社會運動者杜南（Henri Dunant）成立的紅十字會是第一個位於日內瓦的國際組織。於1864年便成功說服12國政府採行首個《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制定了應向武裝衝突中不論敵我的傷兵提供協助的原則，也引入了醫療服務的統一標示：一個白底的紅色十字。這也是瑞士國旗的反色設計。公約中未紀錄緣由，很可能由全為瑞士公民的委員會決議而成。ICRC秉持獨立、中立原則，故也可能與瑞士的中立立場相呼應。
出身富裕家庭的杜南在1859年見證了索爾費里諾戰役（Battle of Solferino）餘波後，將此經歷寫成回憶錄，也提出了紅十字會的概念。當時經商的杜南前往戰地，希望親自向正與奧地利對戰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爭取開發阿爾及利亞的土地特許權。戰場的苦難讓他轉而將心力投注在人道計畫上。
杜南在1962年自費印刷1600本《索爾費里諾回憶錄》（Un souvenir de Solférino），分送給歐洲貴族、軍事人員與中產階級等。內容記錄了戰役本身與戰後的混亂，並提出一個為傷者提供照護的國際性合作計畫。杜南旅行歐洲多國、投入大筆資金來推廣自己的人道計畫。一個包括杜南的5人委員會在1863年成立，1864年成功促成首個《日內瓦公約》。
紅十字會的概念逐漸落實，杜南個人商務活動卻走向破產命運，他也因此在1868年被判詐欺。被迫放棄ICRC職位及成員身份後，杜南展開了在歐洲的流浪生涯。直到偶遇杜南的瑞士記者邦伯格（Georg Baumberger）1895年為他撰文，杜南的名聲才再度回升。此前許多人以為他已經逝世。
1901年，杜南獲得首屆諾貝爾和平獎肯定。他於1910年逝世於瑞士鄉間一處療養院中，享年82歲。
紅十字會創辦者杜南。
奠基瑞士的普世性關懷
今日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是一個在全球擁有191個分會的國際網絡，但ICRC成員仍全為瑞士公民。曾任ICRC代表15年的「國際日內瓦」辦公室代表庫托認為，與瑞士的密切關係、以及身為城市最早的國際組織，可能使得日內瓦人民對ICRC特別感覺親近。
成立於1988年的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會博物館也成為國際訪客行程的必要一環，至少旅遊局與博物館傳播團隊是如此希望的。2013年更新的常設展摒棄較傳統的編年式策展，以捍衛人道尊嚴、重建家庭聯繫、降低自然風險3大主題呈示紅十字運動核心價值及主要任務。
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會博物館內「重建家庭聯繫」展區。（©Genève Tourisme）
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會博物館館長馬尤（Roger Mayou）表示新常設展獲得正面評價，首年訪客調查中完全/非常滿意者高達97%。「誠實地說，我們對此並不意外。」他表示，「這不是行銷的效果，而在於我們選擇了當代與未來的訪客都在乎的主題，且是普世性的…不幸的是，這三個主題至今仍然是（需要應對的）議題。」
因應數位化的挑戰，博物館試圖在快速變遷的數位時代中找到常設性的原版品的價值，大量引入互動性成分，並聰明地界分了資訊與情感。馬尤解釋，「對我們這樣的博物館來說，要引起人們的情感是很容易的。」展覽中最動人的部分應為散佈在三大展區、來自理論界、實踐界及受害者等12名見證人的自述，但策展並不希望訪客過於悲傷。博物館公關芭貝札特（Alessia Barbezat）表示，「許多學生預期博物館很無聊，即使成人也預期這會令人沮喪…但我想許多人看完我們的博物館後的感想是，這和我的預期不同。我們試著將嚴肅的主題以更親近人的方式呈現。」
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會博物館內與見證人互動的螢幕。（©Genève Tourisme）
馬尤希望參訪者能夠帶走的兩大訊息，「首先是所有事都是可能的。就像杜南在索爾費里諾。面對某些無法接受的事，你總是可以做些什麼，總是有幫助他人的可能。」他說，「另一個更廣的訊息是，人類尊嚴必須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獲得保障。而這在全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會博物館館長馬尤。（攝影：傅莞淇）
已於博物館工作20年的馬尤認為，來到日內瓦的觀光客想要拜訪紅十字博物館，是因為紅十字與紅新月國際運動就是日內瓦的一部分，「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就存在日內瓦的DNA中。」他指出，紅十字會在日內瓦打下的國際人道運動基礎，是國際聯盟選址於此的部份原因，作為最早位於日內瓦的國際組織，「（紅十字會）是日內瓦國際故事的開端。」
喀爾文打造的宗教改革核心
在從商前，杜南曾共同創立了日內瓦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且作為全職代表。他出生於虔誠的喀爾文教派（Calvinist）家庭，是喀爾文（Jean Calvin）1559年在日內瓦設立的教育機構喀爾文學院（Collège Calvin）校友。在日內瓦宗教改革國際博物館（MIR）的善工列車（Good Works Train）展區，也將YMCA與其他推廣教育、人道保障的團體列入其中。
若將法國宗教改革者喀爾文抵達日內瓦的那一年視為城市歷史的分水嶺，一大原因應為1536年5月決定採行宗教改革的聖彼得教堂修道院（St. Peter's Cloister）投票。在28年後的告別演說中，喀爾文回憶自己在7月來到日內瓦的情景時描述，「有傳道活動，但僅是如此。偶像被搜出來焚燒，但還沒有推行改革。一切都在混亂之中。」
宗教改革家喀爾文。（Hans Holbein）
當時更是個學者的喀爾文剛完成生涯重要著作《基督教要義》（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初版不久，準備前往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進一步求學立說。但因法蘭西斯一世（François I）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交戰，被迫改道暫滯日內瓦。
也在日內瓦的法國宗教改革先驅法惹勒（Guillaume Farel）力勸意外來訪的喀爾文留下來一同推動改革。據喀爾文事後描述，在發現27歲的喀爾文對其要求無動於衷後，法惹勒出言恐嚇，稱喀爾文若不留下來幫助當地需求，神將會詛咒他與他的研究。大受震懾的喀爾文只好放棄原有計畫，同意留在日內瓦。這也成為法惹勒如今最為人所記憶的事蹟。
在宗教改革前，具交通優勢的日內瓦已經是地區性的經濟與政治核心。透過斷除舊教信仰，日內瓦不再受到日內瓦主教的管束，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共和國，也改變了未來數百年的歷史進程。喀爾文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而他也將這個城市打造為喀爾文主義的首都。
日內瓦城市雪景。（©Switzerland Tourism）
新教難民帶來深遠影響
宗教改革國際博物館策展人萊興巴赫（Samantha Reichenbach）表示，日內瓦因喀爾文而有了很大的改變，「因為他，日內瓦成為歐洲新教的核心，以及一個有著知名學校的城市，吸引了許多新教徒前來。」日內瓦在15世紀中期約有1萬居民，16世紀間因接納大量法國、義大利、英格蘭等地的新教難民，人口近乎翻倍。萊興巴赫指出，日內瓦不是瑞士唯一信奉新教的城市，但在喀爾文的努力下以新教自由與安全知名，加上他個人也固定在此佈教，「（因而）很多人選擇待在日內瓦。」
日內瓦老城區的聖彼得大教堂。（©Genève Tourisme）
為了容納大量的外來移民，城市在水平與垂直層面皆有大幅擴張，這些移民也為日內瓦打下國際性的基礎。萊興巴赫解釋，「從16世紀以來，歡迎新移民就成為了日內瓦歷史與文化的一部分。」這些因宗教迫害移居日內瓦的移民多仍與母國保持聯繫，培養了日內瓦與國際交流的傳統。
宗教難民們帶入的專業技術，亦改變了日內瓦的產業結構，金融業也逐日壯大。尤其是16世紀下半大量湧入的法國胡格諾（Huguenot）難民在鐘錶、珠寶、搪瓷與知識文化等層面帶入的資產，協助打造了日內瓦18世紀的工藝聲譽。至今城市仍有不少街道是以知名難民家族為名。
日內瓦宗教改革國際博物館內展覽。（©Genève Tourisme）
新教徒生活的道德典範
今日瑞士守時、節儉、政治人物樸實、製造業精確等美德，也常被與喀爾文教派連結。喀爾文教派不是唯一重視時間的新教教派，但至少喀爾文個人是很重視守時的。他晚上9點就寢、清晨4點起床，並對遲到、早退及未出席教堂活動的信徒加諸罰款。
喀爾文與瑞士準確時間更確實的連結，是他在1541年禁止穿戴珠寶飾品，迫使珠寶匠與金匠轉而向法國與義大利的新移民們學習製錶。日內瓦的錶匠人數及其名聲隨後外流到其他地區，而日內瓦也成為瑞士錶業的起源地。
日內瓦至今仍有許多知名錶品牌旗艦店。（©Genève Tourisme）
喀爾文希望將日內瓦打造為基督新教徒生活的典範，他在反覆增補、最後超過1000頁的《基督教要義》中設立的道德規範影響力最終超越了新教範圍。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曾在20世紀初知名地提出喀爾文教義哺育了資本主義的精神。
日內瓦成為「新教的羅馬」（Protestant Rome），喀爾文教派的影響力達至荷蘭、蘇格蘭等地，於英格蘭的影響後來也在北美移民認同中扮演了相當的角色。部分學者認為，喀爾文教義滲入美國文化的程度，使得許多美國人自認有義務在世上實行神的意志。美國愛國主義中這種具神學基礎的自信，也與其他國家基於社群情感形成的信念有所不同之處。
在喀爾文及北方蘇黎世的茨溫利（Huldrych Zwingli）等人努力下，瑞士成為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重鎮，亦對瑞士的團結有所貢獻。當時並未加入舊瑞士邦聯的日內瓦在喀爾文領導下強化了與新教州的聯合關係，並與信奉天主教的法國拉開了距離。德語區與德國改革運動的分裂也帶來類似的影響。宗教改革國際博物館館長蒙莫蘭（Gabriel de Montmollin）認為，16世紀間的宗教鬥爭威脅了舊瑞士邦聯的聯結關係，但也迫使舊教州與新教州達成妥協。
日內瓦宗教改革國際博物館外觀。（©Genève Tourisme）
黑暗之後 迎來光明
四百餘年後，決議日內瓦新教改革的聖彼得教堂修道院原址矗立著紀錄這段歷史及其深遠影響的宗教改革國際博物館。這棟位於老城區核心的馬萊宅第（Maison Mallet）是胡格諾難民後裔於1723年所興建，轉角處便是喀爾文曾定期講道的聖彼得大教堂。2005年成立的博物館曾於2007年獲歐洲理事會博物館獎（Council of Europe Museum Prize）肯定，與鄰近的教堂考古遺址同為城市文化熱門景點，2017年約有23000名來自多國的訪客。
喀爾文創立的日內瓦大學（UNIGE）內的宗教改革紀念碑在1917年落成，中央刻有喀爾文、法惹勒、伯撒（Theodore Beza）與諾克斯（John Knox）4名先驅人物，以及日內瓦大學、喀爾文教派以至整個新教改革運動的格言「Post tenebras lux」（黑暗後就是光明）。而這也是日內瓦市的格言。
日內瓦大學內的宗教改革紀念碑。（©Genève Tourisme）
「國際日內瓦」辦公室代表庫托描述，日內瓦的國際化從來不是一個目標，「不是某個人在某個時候決定要把日內瓦打造得很國際化，不是像這個樣子。日內瓦的國際面向是在歷史過程中塑造的，從宗教改革、從紅十字會開始。」他說，「我們對這個中型城市能獲得國際化的名譽感到很驕傲，即使這不是我們一開始有意（促成）的…這就是我們所是的模樣（this is what w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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