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仲介主導的生命交易：揭開從中國到東南亞的非法跨境器官移植版圖
過去十多年來，中國一直是台灣民眾赴境外進行器官移植的首選，但由於法規闕漏，從器官來源到手術細節都不夠透明，使得非法交易亂象頻傳。
2015年起，中國陸續推出多項器官分配過程的改革，同時推動器捐制度化欲減少仲介介入；另一方面，中國人口老化、慢性病增加，當地等候移植的隊伍也愈拉愈長。不過，縱然中國政策與社會結構轉變，《報導者》調查發現，跨境移植並未消失，而是隨著中國仲介和醫師的移轉，讓商業版圖延伸至東南亞地區，非法的器官移植和買賣則在法規更不健全的國家裡重新上演。
一位資深移植醫師也告訴《報導者》，如今的跨境移植正成為一宗更純粹的犯罪生意，從過去的「醫師主導」轉變成「仲介主導」，甚至有中國醫師在退休後轉為仲介重起爐灶。相較於此，病人則被蒙蔽在不透明的資訊中，醫療風險、手術細節、器官來源都不公開；連病歷報告都出現造假，包含柬埔寨醫師掛名、實則中國醫師開刀等亂象頻傳，在在導致患者面對的風險驟升。寮國與柬埔寨等地，也因為中國仲介們的移轉，逐步發展成新的「非法移植天堂」。
就在近10年間 ，子安和子方（皆為化名）這一家人自認在中國兌現了重生的願望。
作為遺傳疾病患者， 子安和子方長年被病魔糾纏。兩人中先發病的是子安，他的身體在年輕時就已發出警報。起初是血壓偏高、腰腹疼痛，變異基因讓他的腎臟遍布囊泡；中年後，囊泡隨時間逐漸增大，腎功能不斷下降，最終開始洗腎。
當時，子安至北部醫學中心登記成為移植等候者，但發現緩不濟急。因為根據器官登錄中心統計，國內有超過8,000名病患等待換腎，而每年大愛捐贈*案例僅約200至250例，等候時間不斷拉長。
大愛捐贈*：大愛捐贈又可稱為屍體捐贈，指個人完成意願簽署或家屬同意，在生命末期經過腦死、心死判定後，將可用的器官組織，無償捐贈給需要的病人，幫助他們恢復健康，改善生活品質。
2015年，子安透過朋友介紹，在中國河南一所三甲醫院*順利完成腎臟移植。
三甲醫院*：全稱為「三級甲等醫院」，是中國醫療機構等級劃分中的最高級別，主要集中在直轄市與省會等大城市。
不幸的是，疾病沒有輕易地放過這一家人，就在子安渡過難關後，病痛開始找上子方。子方接受《報導者》採訪時提到，他年過50後，腎臟的囊腫水泡也開始增大，導致腎絲球過濾率（eGFR）下降、腎臟逐漸失去過濾功能，很快地也不得不與洗腎機器為伍。
「這種病讓我像是被判無期徒刑。不用說出國旅遊，我連去稍微遠一點的地方都要背著一大堆（腹膜透析）藥水，」子方形容病症的發展，就像一場緩慢的凌遲。「作息都要配合洗腎，完全沒有生活品質可言，」他補充道。
洗腎幾年後，子方身上的併發症也愈來愈多，皮膚癢、高血壓、肌少症、周邊神經病變等，「我常覺得自己手腳麻麻的，到最後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為了活著洗腎，還是為了洗腎活著，」提到過去的生活，子方難掩複雜心情。
循著過去的移植經驗，讓這家人決定再冒險一次。子方經由醫師介紹，前往福建某三甲醫院排隊等候。近兩年後，今年（2026）年初子方再次踏上中國，將一顆腎臟種入體內。
「（手術後）我的感覺是重生，我有更多的時間、自由去安排想做的事情，」子方不斷強調，自己很幸運竟然能排到器官，「對於捐贈者，非常感恩。」
中國器官移植政策轉變，卻仍有不透明操作空間
單從成功取得器官這一面向，子方的幸運程度的確無與倫比。
因為時任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朱同玉2024年接受訪問時曾提到，中國登記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數已超過14萬人，但每年器官移植的數量不到2萬例，大量患者苦苦等待移植，不少人在等待中去世。
綿長的等待隊伍中，也包含極少數像子方這樣的台灣人。根據衛福部統計，中國向來是台灣民眾進行境外器官移植數量最多的國家，在最高峰的2017年，每年有超過百人赴中移植；疫情時期，數量急速下滑，但近年來又開始緩步攀升。
子安與子方的兩次移植經歷，正好橫跨了中國推行政策改革的區間，也恰好體現過去10年來中國移植政策的轉變──從早年毫無章法、仲介橫行，到如今檯面上建立了統一的器官分配機制。
2012年，中國媒體就曾以「器官旅遊」為題，報導過亞洲各國病患到中國進行器官移植的非法現象。由於缺乏管制導致亂象叢生，包含器官來源不明、手術環境髒亂、黃牛橫行等狀況頻發。同時，由於使用大量死刑犯作為器官來源，該做法也多次為世界各國所詬病。
直至2015年，中國才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並規範公民捐獻為唯一合法來源。同年，作為主管機關的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也規定器官分配應遵循「省域優先原則」，強調優先將器官分配給捐獻者所在省分內的等待者，以確保分配公平和降低保存風險。
2019年則是另一波制度化的起頭，中國官方頒布「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基本原則和核心政策」，同時配合「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建立器官全流程追溯機制，規定要統一依照病情緊急度、器官配對程度等醫學指標自動排序，欲昭信大眾分配過程公平，並防止違規跨區取得器官等狀況。
親身體驗過政策變化後，子安與子方一家人認為最大的差異在於器官配對過程變得「相對透明」。子安告訴《報導者》，2015年移植時，主刀醫師對細節多數三緘其口，包括器官來源、器官狀況都是一片模糊，患者只能花錢、被動等待手術完成。
今年狀況則有所不同。「配對前醫生會叫我填移植問卷，可以把我對捐贈者的偏好寫上去，透過這類溝通來提升配對程度，當然我也得稍微放寬條件，譬如年齡區間，」子方指出。
這樣的機制多少解釋他能等到器官的原因。最終他等來一位患有B肝的捐贈者所捐獻的腎臟。而整趟手術花費，包含器官、醫材、手術等價格都明碼標價，由醫院直接收取。
只是類似子方這樣的例子並不多，因為他的親戚在中國經商，相對了解當地社會的運作，知道台灣人也能到中國醫院排隊；但透過仲介取得移植管道的患者，仍是多數。
面對近年變化，曾任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董事長的李伯璋也強調，中國逐漸制度化，真正關鍵仍在於器官如何分配：
「最大問題不是有沒有排隊，而是器官最後要分配給誰。」
李伯璋認為，目前中國的器官分配機制仍缺乏足夠透明的原則，外界難以檢視排序依據，也因此容易引發外界質疑，「變成有些人靠關係，可能就會比較優先得到器官。」
中國仲介帶醫師轉搶境外移植「生意」，患者風險反增
子安和子方的例子，給予我們機會了解目前中國器官移植政策的前後對比和最新變化，這對發展已久的非法跨境移植產業帶來哪些影響？過往遊走兩岸的非法仲介又扮演什麼角色？
《報導者》聯繫了「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尋求答案。該組織由中國官方高度支持、與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密切合作，也是落實中國器官移植制度改革的關鍵單位。可惜的是，歷經5個月的「審批」，採訪依舊沒有下文。
於是我們向身處第一線的台灣移植醫師尋求解答，因為他們除了操刀手術，也在診間照顧那些移植回台的病患，往往可以獲知第一手消息與變化。
台大醫院外科部實驗外科主任李志元便是其中一人。近幾年回台的患者告訴他，前往中國移植已經不是首要選擇，因為台灣人能在當地成功排到器官的狀況是少數：一則是因為中國本地的需求大量攀升，優先給當地人，分給外國人的器官來源受限；二則是因為中國政策的轉變，導致過往花大錢透過醫師牽線的老路窒礙難行，就算取得器官，品質也不佳。
基於上述原因，李志元總是在門診勸阻病人不要前往中國進行移植，因為即便動刀醫師技術精良，但只要種進身體的器官配對狀況不佳，便容易對手術結果產生不良影響。
另一位經驗豐富的醫師也提出相同論點，且對於產業的改變，他有更深刻的觀察。
採訪中，在北部某醫學中心任職的資深移植醫師S（化名）告訴我們，他發現跨境移植這門生意實際上並沒有因政策介入而消退，反而是經過板塊變動變得更不穩定，並且從過去的「醫師主導」轉變成「仲介主導」，導致患者的風險驟升，也更難在中國取得器官。
之所以有此一說，S解釋，過去跨境移植非常仰賴醫師，特別是兩岸醫師間的聯繫。從檢查、配對、手術到術後照護，台灣醫師都會即時和中方醫院分享狀況，發生問題可以馬上處理。但隨著兩岸關係急轉直下，聯繫成本增加，從術前檢查、器官配對到術後照護，都由仲介代為處理，如今他們反而成為醫病間的橋梁。
再者，S也提到，如人口老化、慢性病增加等社會結構的轉變，也使得中國本身面臨持續擴大的供需落差。如每年有數十萬患者需要器官移植，但實際完成的手術僅約兩萬例；等待名單持續增加，合法器官供應始終無法滿足當地龐大的醫療需求，一般台灣患者更非優先選項。
此外，促成變化的另一項關鍵是法規的修訂。中國2011年正式將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的行為納入刑法處罰範圍，2024年《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上路，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人體器官。在台灣，2015年修正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16條，明列仲介器官可處1至5年有期徒刑來嚴懲買賣非法器官。明確刑責使得過往負責牽線的醫師不再願意涉險，處於灰色地帶的龐大間隙才會由仲介補上。
實際上，《報導者》在調查時也發現類似狀況。我們甚至觀察到退休的中國醫師轉任仲介，透過網路資訊和病友社群來招攬客戶，並利用過往人脈聘請大量現任的中國醫師赴境外開刀。
針對趨勢變化，資深移植醫師S分析：
「就安全而言，這並不是一個好現象。因為跨境移植過去有醫師的醫療專業做背書；但現在對仲介來說就單純只是一門生意，移植前評估做得很潦草。幫你換器官就像是汽車換零件一樣，少了椅子他們也不管。」
病友團體或協會，曾接獲來電詢問「合作」機會
隨著醫師退場，跨境移植逐漸成為一門更加純粹的生意，仲介因利益而橫行幾乎是可以預見的現象。本身也是病友的中華民國腹膜透析腎友協會理事長吳鴻來告訴我們，作為眾多洗腎患者諮詢窗口的協會，近年來就曾接獲仲介來電，直白地詢問能否合作「介紹客戶」，並保證可從中抽成獲利。
如此積極開發「客源」，是因為對應到龐大利益。《報導者》訪問了多起境外移植個案，從中國、柬埔寨到寮國等地，仲介都是主要聯絡人，他們拿著血清與體檢報告在不同國家間移轉、催促醫師安排時間動刀、安排機票住宿、同時也會親自帶著還有疑慮的患者觀摩手術現場。
「聽仲介透露，（他們）一單收入在100萬上下。聯繫我的仲介手裡同時處理40、50人的需求，我們還必須特地約時間才見得到面，」一位患者對我們分享，去年（2025）他才透過台灣仲介到柬埔寨完成移植，手術要價數百萬元。
調查期間，《報導者》也遇到多名仲介上門「推銷」。以腎臟移植為例，一名中國仲介向我們介紹「快速配型手術服務」，號稱可以帶著病患在一個月內飛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瑪巴德（Islamabad）完成移植；另一名台灣仲介則帶著詳細筆記說明到柬埔寨金邊和寮國永珍進行移植的好處；更有人打著「地下移植公司」之名在通訊軟體Telegram裡向我們兜售跨境移植服務。而這些宣傳幾乎全數主打活體捐贈*，同時將手術地點推向中國以外的亞洲國家，並收取新台幣400萬至600萬元不等的高額費用。
活體捐贈*：活體器官捐贈是指健康的成年人，經醫學專業評估後，將一顆腎臟或部分肝臟移植給另一人。項目與對象依各國醫療法規有所不同，但普遍皆強制要須出於「完全自願、無償且無強迫」。
根據我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僅能移植給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須結婚二年以上或已生育子女），過程有嚴格規範，並須通過醫院的醫學倫理審查。
這當中到底存在多少真實，我們難以逐一查核。但為了驗證，《報導者》也在初夏跟隨台灣仲介實地走訪寮國，並在當地發現一張由中國仲介所主導的巨型跨境移植網絡。透過牽線，這個涉及跨境器官移植組織宣稱每週至少進行3台手術，依此粗估每年營業額約有新台幣9億元，他們也宣稱客戶遍布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中國、印尼和台灣，儼然是一座面向全亞洲的嶄新移植基地。
跨境器官移植產業鏈下一站：東南亞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2024年中國器官移植總數達2.4萬例，已上升到全球第二名、僅次於美國。但我們發現，隨著仲介接手主導跨境移植生意，亞洲移植版圖也開始朝東南亞轉移。
衛福部器官「捐贈移植整合系統」資料就顯示，疫情過後，柬埔寨成為台灣人赴境外移植中增長數量最多的國家，2025年數字更直逼中國。儘管統計仍有不少缺漏，但足以說明趨勢的轉變。
這個變化也和仲介主導直接相關。調查過程中，這些散布各國的仲介告訴《報導者》，受限於中國管制收緊，近年他們陸續選擇將產業外移至監管較薄弱、醫療成本較低的地方，將風險最高的手術地點直接移往境外，卻同樣能維持高額利潤。
在這條跨國的產業鏈中，複雜的手術變成一宗純粹的生意，並根據不同需求和條件被切分。例如最為單純的移植手術由中國醫師以跨境執刀的方式完成；傷口縫合和術後照護由當地團隊負責以減少成本；至於關鍵的招攬客戶、血型配對與報價等步驟，則全數由仲介操刀。這樣的跨境布局就像是因應政策變化而生的犯罪策略調整。
對於有需求的患者而言，跨境移植的轉移則提供了更多選擇。
透過病友們的介紹，我們找到了H（化名）。他是少數前往柬埔寨移植的患者之一。2025年底，他和赴中移植的子方幾乎同一時間進行了手術，只是代價不菲，整套流程要價新台幣700萬元。
那場手術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的一家公立醫院進行，由中國醫師執刀，當地醫師擔任助手進行傷口縫合和術後照護，但源頭同樣是仲介負責牽線。術前，仲介就向H保證，移植地點雖然在柬國，但從術前檢查、器官狀態到手術動刀，基本上都是由中國團隊負責，「品質絕對可以信任」；為消除客戶疑慮，仲介甚至直接安排腎臟捐贈者和H見面。
H的手機還留有當時的紀錄，他告訴《報導者》，自己的捐贈者是一位極其年輕的女性。為了手術，對方特地花費10個小時的車程從邊境農村趕赴首都金邊，因為出售腎臟可以獲得的報酬，足以供她在家鄉購地置產。
為避免爭議，那場在柬埔寨進行的移植還有眾多法律工具輔佐。H記得，見到捐贈者之後，雙方先是在律師公證下簽署了器官捐贈同意書和手術同意書*，隨後才進行其餘程序。這些法律文件也隨著病歷整合成一份完整報告，只是文件上動刀醫師的姓名從中國醫師換成了柬埔寨醫師──「為了避嫌，」仲介如此告知。
器官捐贈同意書和手術同意書*：根據柬埔寨的《Law on Suppression of Human Trafficking and Sexual Exploitation》，僅規定摘取人體器官在內的人口販運會受到處罰，當地並沒有完整的移植法規。因此根據受訪者指出，此舉主要是為了避免聯合國相關組織進行追查，同時也以個案方式保障捐贈者與受贈者雙方權益。
出國「生命交易」成為高風險賭局，提升國內器捐率是治本關鍵
手術在H的下腹部留下了一條長數十公分的淺紅色疤痕，就像一條巨大的蜈蚣攀附在身上。儘管有些怵目，但疤痕也見證了H的新生，結束了他10年來漫長的洗腎生涯。
手術過後5個月，H向我們吐露心聲：
「我的手術非常成功，但不代表別人也會這麼成功，因為一切都只是仲介的口頭保證。對他們來說這就只是一門生意，一定會把風險撇掉，加上他們的醫療知識都只是從中間學來的。那你怎麼能保證手術做的是對的？」
作為一名親身經歷手術的患者，這樣的心得正好說明了跨境移植的風險所在：將移植切分成境外動刀、台灣照護，本就是一場賭博。那些賭輸而黯然離開檯面的人，有的帶著一身病痛和後遺症回國，有的則成為通報數據中的再也無法被發現的黑數。
只是現況似乎不容樂觀，除了境外移植的風險逐步高漲，近年台灣也迎來了一波器官捐獻的低潮。根據衛福部統計，今年上半年器官捐贈人數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一，過往大愛器官一年有150例，目前統計甚至不到50例，下滑幅度明顯。
經手多起移植的台大醫院一般外科專任主治醫師陳建嘉也對這樣的變化感到憂心。近兩年來，他就發現實際器捐人數比例顯著降低，台灣社會看待器捐的風氣也跟以往有些不同：
「提升器捐率才能從根本解決跨境移植問題，因為移植需求高、器官來源永遠不夠，在世界捐贈率第一名的國家也是一樣的狀況。以最大宗的腎臟來說，我們永遠要去想該怎麼增加捐贈率，同時減少洗腎人口，這是在醫療政策上必須努力的部分，器捐的推動或許也可以從不同方式來進一步深耕。 」
與此同時，從子安、子方到H，這些親身經歷跨境移植的患者也都提到，重罰仲介、甚或再立法禁止民眾前往境外移植，都是治標不治本。該如何推動生命教育鼓勵民眾認識器捐、為醫護減少勸募成本、甚至劃設完整政策提升器捐成效，才是長遠的解方。
當器官移植隨著政策更迭演變成一場價格失控的跨境賭局，讓醫病都暴露在更高的醫療與法律風險之中。他們的建言有沒有辦法傳到執政者耳裡，轉化成具體政策與實際行動，將是解決問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