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斷氣走入歷史！死亡場域改寫，逾半國人在醫院離世「在宅善終」愈來愈遠？
醫療進步與社會風氣更迭，正重新定義國人的最後一程。逾半數國人於醫療院所辭世，「留最後一口氣回家」的傳統習俗漸退場，死亡從住所走入醫療體系，重塑大眾對善終的想像。善終，不是靠上天安排，而是需要提前準備、理解與對話的生命課題。當現實與理想拉開距離，社會離「在宅善終」是否愈來愈遠？
觀察衛福部統計，近20年來，台灣的臨終地點出現明顯轉變，死亡場域正由「住居所」逐步轉向「醫療院所」。2005年時，超過五成民眾仍在家中過世，在醫院與診所離世者則不到四成。
隨著時間推移，兩者呈現此消彼長的走勢。約在2011至2012年間，出現關鍵交叉，此後在「醫療院所」死亡比例，穩定超越「住居所」，並一路延續至今。
死亡場域改寫，臨終歷程走向醫療化
醫療院所過世比例持續攀升，在2018年突破五成，成為多數國人的臨終場域；相對地，住居所過世比例則由早年的五成多，一路下滑至三成多，即使自2020年後略有回升，整體仍明顯落後於醫療院所。
由此可見，該變化不僅反映死亡地點位移，也勾勒台灣臨終歷程走向「醫療化」的長期趨勢，顯示死亡從原本屬於家庭的場域，轉移至由醫療體系主導的空間。
禮儀公司「冬瓜行旅」負責人郭憲鴻表示，現代社會從大家庭走向小家庭，以及單身與獨居人口增加，使臨終照護更仰賴醫療體系。另外，鼻胃管等醫療科技引入，也延長臥床時間，讓死亡更多發生在醫療場域，在醫院往生的需求大幅提升，而不再如農業社會時代，多半在家中自然辭世。
他指出，過去長輩普遍具備處理「在家往生」的經驗與能力，傳統打水床等禮俗已內化於生活；但近幾十年隨著醫療進步，這樣的經驗淡去，現代家庭逐漸失去在家處理臨終事宜經驗。
禮儀公司「冬瓜行旅」負責人郭憲鴻表示。取自臉書@冬瓜行旅（小冬瓜）
家庭結構改變、醫療科技進步，在宅辭世銳減
對於「留一口氣回家」觀念何時開始淡化，郭憲鴻觀察，約自2012年起出現轉變，更像是緩慢成形趨勢，而非明確分水嶺。他指出，殯儀館管理趨嚴、路權申請不易，加上都市居民對在住家設靈堂的接受度降低，都促使喪葬儀式由家庭空間，轉向更制度化的場域，反映民風與生死觀持續轉變。
他也提到，電影《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曾帶動一波年輕、高學歷人才投入殯葬產業，讓這個行業開始出現反思與轉變。這群新世代不再一味沿襲過去作法，許多年輕人曾親眼目睹長輩為了「留一口氣回家」，而在拔管、返家過程中承受極大痛苦，轉而認為「在醫院安詳往生」或許更符合人性與尊嚴。
從產業角度來看，他說，國人多在醫院離世，對殯葬流程本身影響並不算劇烈，反而讓作業更為單純。由於醫院端標準作業流程明確、固定，相關銜接相對清楚；相較之下，若在家中處理，還需考量遺體移動動線、社區環境、鄰里觀感與空間限制等因素，準備與協調更為繁複，也更耗費心力。
善終權非憑空而降，需靠理解、溝通換來
針對國人生死觀念轉變，他說，台灣社會已不再如過去般避諱談論死亡，真正困境反而在於「不知該聊什麼」或「不知從何談起」。
隨著預立醫療決定與病人自主意識逐漸深化，愈來愈多人開始正視善終權，死亡也從避談禁忌，走向可被討論的公共議題。他指出，或許可從簽署預立醫療決定（AD）作為開啟對話起點，讓個人開始意識到，善終並非理所當然。
「善終權不會是天上掉下來的。」郭憲鴻強調，善終不是心中期盼就能實現，而是須經由事前做功課、理解醫療選項，並與家人充分溝通，才能一步步換來。
所謂準備，包括持續蒐集資訊、釐清自身選擇，並隨著醫療知識更新，不斷調整與修正。透過主動參與，才有機會真正掌握自己的善終權，而非將生命最後一程交由機率決定。
善終不是心中期盼就能實現，而是須經由事前做功課、理解醫療選項，並與家人充分溝通，才能一步步換來。僅為情境配圖，Pexels by Marcus Aurelius
在醫院辭世變主流，醫：四大因素推力
國泰綜合醫院老人醫學科主治醫師郭惠伶指出，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居家醫療與在宅善終，期盼讓死亡回歸更自然的樣貌，政策也長期鼓勵民眾選擇居家善終，包括發展居家醫療、居家安寧服務，以及近年上路的「在宅住院」模式，盼讓病人能在熟悉的環境中，安然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她說，這樣的方向不僅回應超高齡社會需求，也與國際趨勢接軌，核心理念在於讓死亡回歸自然歷程，而非過度依賴醫療介入。
然而，從臨床觀察與統計數據來看，民眾選擇在醫院善終的比例，不減反增，顯示政策期待與實際行為之間仍存在落差。
對此，郭惠伶歸納四大關鍵因素。首先是傳統觀念更迭，「留一口氣回家」較多見於高齡世代，中壯年族群對此已不再有強烈執念。
其次是現實層面執行難度，民眾普遍對於在家過世後的處理流程感到陌生與恐慌，臨床常見詢問「如果在家斷氣該怎麼辦」，擔憂流程繁瑣，需要報警、等待相驗，甚至顧慮鄰里壓力，導致許多家屬寧可選擇送醫，交由專業體系處理身後事。
第三，臨終症狀的照顧壓力也是一大推力。郭惠伶指出，生命末期常伴隨喘、腫、出血或躁動等症狀，這些雖然都是瀕死前的自然過程，且在緩和醫療協助下可以控制，但對缺乏經驗的家屬而言，往往造成極大心理負擔。在「送醫比較安心」，且健保體系下費用負擔不高考量下，送往醫院成了最直接選擇。
最後則是家庭結構改變，現代多為小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無力負擔全天候的在宅照護，將長輩送往醫療機構成為不得已的常態。
她坦言，這樣的趨勢對醫療端確實形成壓力。許多高齡衰弱長者不見得需要急性醫療，卻因缺乏其他照護機制而被送進醫院，擠壓急性病床與醫療資源，在超高齡社會下更顯嚴峻。
安寧緩和不是消極放手，而是積極的舒適照護
郭惠伶說，社會仍需更完整的溝通與教育，理解善終不只是「在哪裡離開」，更涉及如何面對生命末期的選擇與尊嚴。
因此，安寧緩和醫療逐漸成為不可忽視的關鍵環節。對於仍有部分民眾將安寧緩和誤解為「被放棄」，她強調，安寧緩和並非消極放手，而是一種積極的醫療選擇。
郭惠伶說，安寧緩和旨在尊重生命自然的終期旅程，並非一味延長生命的長度，且是透過控制症狀，以積極的舒適照護，免於不必要的醫療加工與過度干預所致的痛苦，協助病人在走向人生最後一段路時，仍保有尊嚴與生活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