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種語言叫追星 | 香港粉絲文化與時代變遷

「粉絲」是當代社會中神秘又獨特的族群，共同偶像成為一群陌生人的連結，逐漸形成一個又一個的社群，組織鬆散卻又充滿動員潛力。早年已有不少歐美學者已經針對此文化現象進行研究，這些討論在如今的香港卻像遲來的季候風，在一眾新偶像明星異軍突起、引發狂迷現象後再度引起大眾關注。到底這種粉絲文化孰好孰壞？當中有藏着甚麼流量密碼，總能引起劇烈討論？想要討論這些問題，大概要先回溯一下，香港粉絲文化的歷史脈絡。

為何研究「粉絲」？

追本溯源，「粉絲」這個詞彙大概本身就是帶着貶義。翻查英文”fans”首次出現的時間，大概是在十八世紀美國形容棒球愛好者，是”fanatic”跟”fancy”的縮寫，前者意為狂熱、風靡，後者則帶有喜歡、傾慕的意思。因此早期的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一般將粉絲行為描述成非理性的後果，或盲目跟從極具魅力者，或以自我防禦逃避機制和心理轉移解釋其餘裕的情感投射。直至八○年代伯明翰學派（the Birmingham School）的傳播及文化研究領域興起，從符號解讀（semiotics）、明星文本（star texts）、文化迴路（cultural circuits）等理論切入，才得以讓粉絲從「被虛假意識掌控」的論調中解放，重拾發揮「能動性」（agency）的可能。經典案例大概是龐克（punk）樂隊為七、八○年代的青年一代提供了另類的身份認同想像，又或者麥當娜（Madonna）為女性粉絲賦權，抵抗父權性別桎梏，解放身體自主的可能等。當代學界亦對明星與粉絲如何影響社會着墨頗多，如韓團偶像應援集資創造的經濟效益，美國天后Taylor Swift以偶像身份公開表達政治立場影響美國大選等，同樣證明「粉絲」並非單純的狂熱、非理性羣眾，反而與明星作為（看似）無權的魅力領袖有着非常強大的影響力。

各年代粉絲大不同

若將焦點移回香港，大概也有很多有趣且更貼身的案例，譬如「阿姐」汪明荃的「明荃之友會」，多年來持續以歌迷會之名為慈善團體「摺銀紙」，動員粉絲捐款做善事，也算「公益應援」的前身。又於八○年代走紅的梅艷芳，一直被粉絲視為「香港女兒」，從悲慘童年到殿堂天后，再到晚年與癌搏鬥，正符合當年流行的「獅子山精神」論述；另一方面，《時代周刊》形容她是「東方麥當娜」，不僅有着打破性別定型的「壞女孩」形象，更多的是粉絲對她踏進世界舞台，媲美荷李活巨星的驕傲，連結香港國際化的發展。而另一個八○年代的巨星張國榮，同樣有着類似的發展脈絡，舞台上雌雄莫辨的造型讓人著迷、舞台下是坦蕩無懼在狗仔隊的鏡頭前牽着同性戀人唐鶴德的手，那是一種連結酷兒與同志社羣的勇氣與魅力。二○○三年，兩大巨星先後辭世，加上沙士（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肆虐，經歷過二人「傾國傾城」年代的粉絲悲呼「香港最黑暗的一年」；而後亦出現一眾九○、○○後粉絲，在二人過世後才透過過往的歌曲和電影作品認識他們，形成「後梅迷」與「後哥迷」族羣，大概也有着某種戀舊（nostalgia）情意結的成分，緬懷想象中的「黃金年代」。

九○年代則是「四大天王」的天下，四人聲、色、藝各有千秋，粉絲自然因應「口味」各有所好：張學友被譽為「歌神」，郭富城則是「舞王」，各有技藝；年輕時的黎明尚未成為「金句王」，則以顏值取勝；劉德華勝在勤奮努力兼多產（不論歌曲還是電影），是四人中粉絲最多最廣的一個。正因如此，當年他亦發生「楊麗娟事件」，來自甘肅的女狂迷為見「華仔」一面不惜傾家蕩產，其父甚至賣腎籌錢讓女兒能到香港見偶像一面，最後卻因為她變本加厲而留下遺書跳海輕生。楊麗娟事後更因愛成恨，入稟法院向劉德華追討賠償，後者亦發表聲明，呼籲她停止無理取鬧的行為，引發當時社會上廣泛討論。

時代變 連偶像也在變

進入千禧年代，香港的追星模式開始轉變，從以往覺得偶像高高在上猶如神祀，漸漸變成平易近人的「同伴」。最明顯是英皇娛樂為Twins塑造的「鄰家女孩」形象，從造型到歌曲（《明愛暗戀補習社》、《女校男生》、《愛情當入樽》）都跟以往帶有距離感的偶像差距甚遠。部分學者採訪她們的粉絲，不少人均說從小學或初中起喜歡她們，直到現在有種一起成長的情感連結。儘管她們並非以歌喉或演技取勝，卻難以否認她們在唱片業式微的千禧年代成為「逆市奇葩」。而現在作為社交媒體時代，偶像與粉絲的關係亦因傳播科技而（感覺上）拉得更近，Serrini、張敬軒、Mirror等偶像都依靠Instagram、Threads等與粉絲互動，甚至不定時直播呈現「真我」，營造「打破台上台下界線」的形象，更貼近當今世代的要求。

Twins 到銅鑼灣出席宣傳活動，大班歌迷到場。（張穎昶、梁迺楠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