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兒享有的權利怎麼會比我還少？」女權主義者激辯墮胎權：過去半世紀的女權奮鬥為了什麼

6月24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見解，終結過去50年美國對墮胎權的憲法保障。此判決讓十多個保守州的限制墮胎規定得以施行，德克薩斯、奧克拉荷馬等州幾乎全面禁止墮胎。最高法院對於墮胎的最新態度，讓美國兩黨與族群對立持續惡化、正反雙方也引發激烈討論。

現年88歲的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是1960至1970年代女權運動的代表人物，直至今日都為女性及性少數族群的權益奔走，影響廣泛且深遠。不過當年才22歲的斯泰納姆，卻惶恐不安地在倫敦非法墮胎，她甚至想過故意摔下樓梯，就為了終止懷孕。

《美聯社》（AP）報導，斯泰納姆對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看法非常簡潔：「這很明顯，女人和男人沒有權利為他們自己的身體做決定，民主蕩然無存。」斯泰納姆毫不客氣的批評切中了支持墮胎者的失望。他們質疑，女權運動中宛如里程碑的墮胎權都可以被撤銷，那麼過去50年女性取得的進展又算什麼？

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美國婦女與政策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主任華爾希（Debbie Walsh）說：「我經常從女性口中聽到同一句話：『我的女兒享有的權利比我還少，怎麼會這樣？』再這樣下去，還會發生什麼？一切都變得岌岌可危。」

墮胎與女權運動緊密相連 生育自由讓女性有更多選擇

生育自由是1960至19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主張之一，許多女性投入運動，爭取不受性別歧視的權利。1963至1973年間，女性取得豐碩進展，例如男女同酬的權利、避孕的權利，1972年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保障不分性別的受教權，以及隔年羅伊訴韋德案讓墮胎終於受憲法保障。在那個年代，許多自認女性主義者的女性多半曾非法墮胎，或認識墮過胎的人。斯泰納姆就說，她三十幾歲的時候曾參加一場「墮胎告白會議」，這也是她從新聞轉向運動的契機——她終於能夠吐露自己也墮過胎。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醫學院的社會學家喬芙（Carole Joffe）教授墮胎史，她指出：「在這個國家，墮胎和女權運動緊密相連。隨著避孕手段進步，合法墮胎意味著女性可以在享受與異性發生性行為的同時，也活躍於公共生活，墮胎在過去50年間大大地改變了女性的地位。」喬芙說在最高法院的判決之後，包括她在內的許多女性都覺得避孕權也有危險，她認為這件事「難以想像」。

女權主義者布斯（Heather Booth）同意喬芙的說法。布斯20歲時在芝加哥生活，當時一名男性友人的姊妹需要墮胎，於是向布斯求助。那是1965年，美國墮胎權尚未獲得憲法保障。除了女權運動，布斯也參與黑人民權運動，經由運動累積的人脈，她連繫友人的姊妹，為她介紹願意幫忙的醫生。當時她以為那只是偶然的單一事件，但後來布斯創辦了地下組織「珍團體」（The Jane Collective），幫助有需求的女性安全墮胎。在僅僅7年間，珍團體成功讓1.1萬人次墮胎，這段過往呈現在紀錄片《簡姊妹》（The Janes）裡頭。

布斯現年76歲，她認為這次羅伊訴韋德案被推翻的結果令人毛骨悚然，挑戰了女權運動過往的成就。布斯表示：「我認為我們正面臨危險。」她回憶成長過程中，女人只能應徵載明「婦女部門」的職缺，這只是冰山一角，「過去五十年女性在社會中的處境已有改變，所以廣泛來說，我們在平等方面取得進展。但是如果你問我們身處何處，我認為我們站在刀尖上，面臨民主自由與暴政的競爭之間，」她補充，如果暴政勝利，代表人們長久以來為之奮鬥的自由權利瓦解、毀於一旦。

女性主義者轉向：停止墮胎沒有傷害女性

當然，不是所有女性都和斯泰納姆、華爾希和布斯等人抱持同樣想法；有人認為，墮胎並不是值得保留的權利。

過去五年，史隆（Linda Sloan）和丈夫在南卡羅萊納州的反墮胎團體「希望時刻」（A Moment of Hope）擔任志工，史隆說她重視婦女權利，「相信並支持」女人在工作機會、薪資等方面該與男人待遇相同，並試著將這些價值觀教給她的兩子兩女，更鼓勵孩子們和她一起去婦女庇護所幫忙。但是當話題轉到羅伊訴韋德案，史隆說：「我相信母親子宮裡的孩子權益也同等重要。如同《詩篇》第139章寫的，我相信上帝『造了我的臟腑』，『在我母腹中塑造了我』。」

基爾馬汀（Elizabeth Kilmartin）也是「希望時刻」的志工，最高法院的判決讓她非常高興。基爾馬汀年輕時自認為女性主義者，在大學學習女性史，而多年之後她堅定反對墮胎，表示：「停止殺害子宮裡的孩子，這個決定沒有讓任何女性受到傷害。」基爾馬汀也不再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因為她相信這個詞已經被左派收編，「我們有各種各樣掌握權力的女性。女人再也沒有在職場受到壓迫，我們還有女性副總統……認為我們深受壓迫是愚蠢的想法。」

現況嚴峻：「這是意想不到的偷襲」

前華爾街主管蘭伯特（Cheryl Lambert）則直截了當地表示對於最高法院判決的不滿，她回顧職涯，指出自己是工作機構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主管。蘭伯特表示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是「意想不到的偷襲」。她說：「我在想，我們是活在什麼時期？我們在倒退，我代表子孫感到憤怒。」

蘭伯特年輕時墮過胎，因為那個胎兒被檢測出基因疾病，她說：「我曾經想，在這個國家墮胎會變得更簡單，而不是更困難。」眼下，她和許多立場相同的女性，都害怕會退回過去危險、非法的墮胎環境，而且對於那些無法負擔跨州墮胎的孕婦而言，狀況會更糟糕。（推薦閱讀：墮胎權風暴》放寬法規限制、尊重女性身體自主權成世界潮流，美國卻逆向走上回頭路）

不過仍有許多人懷抱相對樂觀的想法：雖然現況看似嚴峻，但人民的選票可以帶來轉變與轉機。費城婦女法律專案（Women’s Law Project）執行主任崔西（Carol Tracy）說：「我們要看更長遠一點。」斯泰納姆也說：「女性一直掌控自己的身體，我們會繼續下去。一個不公不義的法院不會阻止墮胎，但它喚醒公民不服從，且讓人無法尊重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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