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濠仲專欄：蔡英文類型的「卸任總統」

前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安德森曾給出以下粗略統計（刊於Journal of Democracy）：自1970年以來，全球190個國家中，約有1,160人擔任過國家元首或政府首長。其中約30人屬於沒有卸任義務的君主（王室）；有約85人在任內去世；約115人遭推翻（包括政變、革命或入侵）；換個角度看，這表明到2010年，至少有700位正值政治生涯巔峰的領導人面臨了卸任後的問題（到今天數字當然是超過700）。

為什麼「領導人卸任」特別值得一提？又為什麼當年墨西哥首位完成和平政黨輪替的總統福克斯，要特別在他回憶錄中寫道：「對一個新興民主政體而言，總統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卸任」？

因為，即使不斷倡議民主是最佳政府形式的美國，也不得不承認民主體制確實有兩大難關：一是要仍躊躇滿志的候選人承認敗選，就算規則損及自身利益也要遵守；二是要政治人物接受自己在有限的任期結束後下台離開，甘願放棄自己的角色。第二點曾讓美國前總統詹森的文膽哈迪斯有些不平，他認為：「美國前總統」簡直是被浪費的國家資源…前一刻，他們（總統）還站在權力的頂峰，引領國家度過危機，掌握鮮有人企及的國際事務洞察力──然後，短短一天之內，我們就毫不留情地將他們丟入歷史灰燼，拋棄了他們畢生的訓練、知識、經驗、公眾聲望和政治智慧…

哈迪斯半世紀前一席話，或許說中了迄今超過700餘位卸任元首的心聲，對任何曾經位高權重的國家領導人來說，「接受卸任」無疑是個人畢生從政「最不同尋常的自我犧牲」，畢竟政治人物之所以表現活耀，最大動能不就是為了「留任」，加上當人類活得愈健康、愈長壽，代表了他們處於退休的時間將比過去任何時期都長，若當初促使他們投身政界和公共服務的動力並未隨著退休而消失，這就很容易出現兩個衝突。

其一，所有卸任者幾乎都不免擔憂繼任者無法妥善延續他致力的政治資產；其二，除非有效抗拒退休後繼續干預國政的誘惑，否則很容易就會不慎將自己的威望，投入到當下的政策立場中（繼任者為同黨派更不易克制）。那麼，這有什麼問題？我們或可回到近代史上，第一個從國家最高職位主動卸任的華盛頓身上找到答案。當年不乏有人勸進華盛頓乾脆登基為王，他卻要這些人「把這些念頭從你們的腦海中徹底抹去」。歷經200多年，美國人重新看待這段「禪讓史」，終究理解華盛頓把位子交給亞當斯的決定並非出於謙和，而是那對美國走向「法治而非人治」至為關鍵。

所以，華盛頓的聲譽不在於讓位，在他確立了美國的民主規則，包括最重要的「有序地卸任」，更證明了這就是美國民主政治的重要根基。即使不是經過大選才得到總統寶座的福特也曾自承：「下台後，你不可能不懷念總統這個職位。」不容否認，一個離開職位的總統，在一定時間內，他仍將繼續接受諸多關於自身尊嚴、聲譽和影響力的心理考驗。至於華盛頓的「偉大」，便是扣合著「卸任」才完整呈現，如今，當愈來愈多國家走向民主化，並由於預期壽命持續增長，便意謂了正在經歷「卸任考驗」的前元首也愈來愈多。

3月15日，蔡英文受邀參加台灣勵志協會年會，在協會創辦人黃文局一番鏗鏘有力致詞後，蔡英文上台演講時特別讚許黃文局的發言「更像是一個黨主席」，按前言後語脈絡，加上對「蔡式幽默」稍有了解，自然不會以為她是意有所指和民進黨現任黨主席賴清德做比較，但台下仍冒出一句「這樣說有點敏感喔」，蔡英文隨即「點到為止」補充說道「我是指對照我當黨主席的時候」。這三秒不到插曲，足令人推斷，蔡英文此刻正是「有意識」地在扮演「卸任總統」（當天活動「不直播」、「不開放媒體進場採訪」道理亦同），並對民主國家的權力原則是基於「法治而非人治」，心中有其拿捏。

近日，因為年底縣市長選舉，蔡英文受黨內參選人之邀，透過幾次爬山活動，證明了自己熱度未減。一來，這表示哈迪斯所擔憂的「美國前總統是被浪費的國家資源」並沒有發生；二者，就蔡英文的動態（包括網路發言、校園演講和登山助選），可知她一方面雖不吝展現個人民間聲望，但從其講說內容，卻又相當程度有效抗拒了卸任元首恣意指點國政的誘惑。

就這點看，蔡英文一路以來對「民主政治中那些扭曲的規則」（兩次總統大選、一次新北市長選舉承認敗選），包括卸任一環，或是下了些許功夫終至尋得政治人物內心不易的平衡。她的政治資產，顯然也不會因為2024年離開總統府就停止增值。

觀察蔡英文現象，台灣的民主也許未必那麼讓人悲觀，至少指標之一──「健康的卸任政體就是健康的民主政體」，台灣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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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