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浩觀點：蔣介石如何處置二二八事件？

二戰結束之初，美國在建構國際關係新秩序時，企圖扶持中華民國成為與美國友好的世界四強之一，因此美國協助國民政府軍事佔領臺灣，以去除日本在亞洲的影響力。1946年10月27日，蔣介石第一次視察臺灣時，對記者說「我們今日檢討臺灣復員工作的成就，對於盟邦美國於戰鬥初停之際，即協助我國遣送五十萬日本僑俘回國，使臺灣的社會秩序，得以迅速恢復，此種出於友誼的協助，實令我們深表感佩。」[1]但是，根據臺大歷史系陳翠蓮教授的研究，「國府當局對臺灣主權另有盤算，在軍事佔領過程中一步步偷渡主權主張，並宣稱軍事佔領臺灣後即擁有事實主權。對此，美國雖不贊同，但為顧及雙方合作關係與中國政府的面子，並不堅持己見，模糊以對。」[2]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施政，在行政長官陳儀的主持下，貪汙腐敗，問題叢生，臺灣人民處境艱難。儘管美國駐臺人員，特別是駐臺領事館副領事葛超智一再警告，美國政府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並未採取任何有效措施，來逼迫國民政府改善管治。

1947年2月27日夜，臺北菸酒公賣局屬員為查緝私菸，與民眾發生爭執，不幸誤斃一人。28日上午，民眾搗毀臺北公賣分局，擊斃官員，焚燒倉庫，一時社會秩序大亂。事件爆發後，陳儀於2月28日電告蔣介石「臺北市昨感日因專賣局查禁私菸，奸黨匪徒及由日遣回臺僑勾結本地流氓乘機暴動。今日擾亂治安更甚，並煽動群眾，任意搗毀機關，間有縱火焚燒，毆打外省籍人員頗有死傷。本部為維持治安起見，於本儉日起於臺北市區宣布臨時戒嚴。」[3]儘管陳儀將事件歸咎於奸黨匪徒煽動，蔣介石並沒有全盤接受他的解釋。2月28日，蔣在日記中寫道「臺灣暴民乘國軍離後，政府武力空虛之機，發動全省暴動，此實不測之禍亂，是亦人事不臧，公俠（陳儀）疏忽無智所致也。」[4]3月1日，蔣又記「以軍隊調離臺灣是亦一重要原因也。」[5]除了責怪陳儀，蔣自認當初視察臺灣時調離軍隊的決策有責任。3月1日至4日，蔣介石一直在處理各地國共內戰的情勢，特別是制定攻擊中共根據地延安的計畫，並沒有留意臺灣的情況，陳儀也沒有詳細匯報他處理事件的進展。

根據陳翠蓮的研究，「大體說來，在八日國軍增援部隊抵臺之前，各地情況已在恢復之中，同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也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事件進入尾聲。」[6]可是，3月2日事變之初，陳儀就向蔣介石請求「酌調素質較好步兵一旅或一團來臺」。[7]3月4日，臺北局勢緩和後，陳儀卻再次請求蔣介石增兵。陳在電報中說「臺北解除戒嚴後，秩序逐漸好轉」，但「奸黨禍根欲為拔除，不使其遺禍將來，必須有相當兵力，俾資應用。」[8]3月5日下午，蔣介石電告陳「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限本月七日由滬啓運，勿念。」[9]當時，蔣以為臺灣秩序已恢復，增派少量軍隊只是為了加強今後的治安。

3月6日晚，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專門找蔣介石談臺灣情勢。在此之前，3月3日，美國駐臺領事館向司徒雷登提出:「唯一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是美國本身或美國代表聯合國立即干預，以防止迫在眉睫的國軍部隊草菅人命的災難性屠殺。…不然，臺灣可能陷入內戰。」[10]但是，司徒雷登並沒有直接向蔣提出聯合國干預的要求，他重點報告了總領事布雷克急電要求其派飛機接眷屬離臺，表示局勢嚴重。蔣介石在當天日記中寫「美國人員浮躁輕薄，好為反動派利用，使中國增加困難與恥辱，悲痛之極。」[11]

不過，3月7日，蔣還是電告陳儀「據美使館接其臺灣領事來電稱，請美使即派飛機到臺灣接其眷屬離臺，以為今後臺灣形勢恐更惡化云。美使以此息告余，一面緩派飛機，一面復電問其領事究竟如何云。又接臺灣政治建設促進會由外國領事館轉余一電，其間有請勿派兵來臺，否則情勢必更嚴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動份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所演成，近情為何，盼立復。」[12]可見，司徒雷登的拜訪，反而讓蔣介石緊張了起來，對陳儀此前的「秩序好轉」報告起了疑心。

3月7日下午，蔣介石再致電陳儀「二十一師師部，直屬部隊，與第一個團，本日正午由滬出發，約十日晨可抵基隆。據報鐵路與電廠皆已為臺民盤據把佔確否？果爾，則部隊到基隆登陸後之行動，應有切實之準備。近情究竟如何，應有最妥最後之方案。希立即詳報。」[13] 陳儀立即回電說，目前奸匪搜繳武裝及交通工具煽動叛亂，「職因兵力太少，深恐一發難收。明知長此下去暴徒勢燄日盛，再不敢以強力即予制止。」所以，「職意一團兵力不敷戡亂之用，擬請除二十一師全部開來外，再加開一師，至少一旅，並派湯恩伯來臺指揮在最短期間予以徹底肅清。」[14]

7日下午，蔣介石接見了陳儀派來南京的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之後，在當天日記中責怪陳儀「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及至事態燎原，乃始求援，可嘆。」又怪「臺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蔣反而認為「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15]其實，1946年10月，蔣介石訪臺後，當時就認為「臺灣尚無共匪之細胞，可稱一片乾淨土，應診重建設，使之成為全國之模範省也。」[16]可見，蔣一開始並不相信事件是由共黨煽動挑起，反而認為政府兵力不足，威嚴不夠是臺民敢造反的主因。

7日深夜，針對司徒雷登的談話，陳儀電復「此次事件有美國人參與，反動分子與美領事館往來。美領事已發表種種無理的反對政府言論。… 至美國大使館方面，請其通知臺灣領事館為顧及國際信義，勿為臺灣反動分子所惑。」陳重申「臺灣目前情勢表面似係政治問題，實際是反動分子正在利用政府武力單薄之時機，加緊準備實力，一有機會，隨時暴發，造成恐怖局面。如無強大武力鎮壓制裁，事態之演變未可逆料。仍乞照前電所請，除第二十一師全部開來外，至少再加派一旅來臺。」[17]陳儀的這番話對蔣很有說服力。

3月8日，蔣電告陳儀「今日情勢如何，無時不念，望每日詳報。李主委昨已唔見，現正研究處理方案。茲已派海軍兩艘來基隆，約九，十各日分期到達，二十一師第二個團定明九日由滬出發，劉師長（雨卿）與李主委明日飛臺，面詳一切。」[18]同日，蔣介石自記「臺灣暴動形勢已擴張至全臺各城市，嚴重已極，公俠（陳儀）未能及時報告，粉飾太平，及至禍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19]可見，蔣介石是在聽了司徒雷登和李翼中的報告，又接到陳儀再三電報請求後，改變看法，認為形勢「嚴重已極」，又疑心陳儀「粉飾太平」，決定加派軍隊。

3月9日，蔣介石約見第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讓劉先飛臺北帶給陳儀手令，指示軍隊到臺灣後的方針與部署。蔣命令陳「如果我軍隊運輸艦到基隆不能登陸，或登陸後在臺北仍有無理要脅或暴動，則可斷然戒嚴，制止動亂。惟其對於政治與經濟上有所要求，為能使軍隊順利集中，則應予開誠相見，不可吝惜。」蔣又告訴陳「對美領事，務確實聯繫，勿生惡感。美大使已訓令其改變態度與方針，勿袒護暴徒矣。」[20]蔣介石正確判斷司徒雷登與美駐臺領事館「態度與方針」存在差異。3月9日上午，陳儀根據蔣介石的電令，在第二十一師抵臺後，再次宣布戒嚴。軍警特以搜捕共匪之名，大開殺戒，武力平亂。

3月8日，國民政府國務會議決定對二二八事件處理三原則：一，政府應派大員前往臺省宣慰。二，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應依照省政府組織法改組為臺灣省政府。三，改組時應儘量容納當地優秀人士。9日，蔣介石接見國防部長白崇禧，指派他赴臺灣宣慰，「查明實際情形，權宜處理」[21]。10日，白崇禧呈報李翼中所擬的事件處理辦法，獲蔣批准。該辦法要點有：一，臺灣省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二，臺灣警備總司令不由省主席兼任。三，省政府委員及各廳，處，局長儘量任用本省人士。四，臺灣省各縣市長提前民選。五，民生工業之公營範圍，應儘量縮小。[22]3月16日晚，臺灣局勢初步安定後，蔣介石已經決定要陳儀辭職。[23]

3月17日下午，白崇禧與蔣經國飛抵臺北後廣播宣示蔣介石的「告全省同胞書」，提出「參與此次事變有關之人員，除共黨煽惑暴動者外，一律從寬免究。」[24]但是，白崇禧去各縣市宣慰後，認為「此次臺灣事變，內容並不單純。共黨暴徒操縱煽動蔓延既廣，被害復大。」[25]3月24日，他自臺中給蔣發了一份詳細的電報，提出「查此次臺灣事變之遠因，乃由臺胞青年過去受日本五十餘年狹隘褊激教育影響，致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薄弱。其近因，即抗戰勝利後，中共假言論自由之名，恣意詆毀本黨及政府軍隊。臺省一般不正確之報章輿論亦同出一轍。醞釀既久，臺人有政治野心者乘機操縱，伺機爆發。故最近以臺專賣局緝私事件籍題發揮，因少數共黨分子及日軍投降後自海南島遣回之臺籍退伍軍人與地方莠民勾結煽惑叛亂，臺省青年學生妄動盲從，省縣市各級民意機關參議員等多盲從，起而附和，致叛亂擴大，全面暴動。…其企圖不僅如在京所聞係出於不滿現狀。自有關文件中獲悉，彼輩所謂高度自治及所提無理要求，則直欲奪取政權，已無疑義。」結論是「臺灣事變係野心者有計畫的暴動，希圖奪取政權。非少數奸黨所能全面鼓惑，不過利用臺人排外心理，推波助瀾而已。」[26]白崇禧的這份電報極其重要，它奠定了國民黨政府此後四十年對二二八事件定性的基礎。全電完全沒有提及陳儀當局的責任，卻把事件起因和責任波及几乎所有臺灣人，而不只是追究少數共黨份子。

受白崇禧的影響，蔣介石對二二八事件性質的判斷3月上旬和下旬之間發生了重大變化。事件初期，蔣介石並不認為共黨作亂是主因。在3月7日日記中，蔣認為「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27]3月10日，蔣公開講述「臺灣事件之經過及處理方針」時，雖然提到自南洋回臺人員有一部份「共產黨員」，但對整個事件，他還是定性為「不幸事件」。[28]3月13日，蔣介石還電令陳儀「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29]但是，白崇禧告訴蔣「臺灣事變真相與在京所聞者頗有出入。」[30]在讀了白的連番報告之後，蔣越來越把事件看作是臺灣人與共匪聯手叛亂。到了3月31日，蔣在日記中說「臺灣全省各都市為暴徒共匪脅制，叛亂情勢嚴重已極，竟能如計處理，次第平服。」[31]

3月27日晚，根據葛超智的建議，司徒雷登再找蔣介石商談，建議可將臺灣設為特別經濟區，雇用大量美國技術顧問來協助開發臺灣經濟資源。這將需要島民的衷心合作；並且臺灣的出口利潤可被用於償還或保證任何未來的美國貸款。會後，司徒雷登向國務卿馬歇爾匯報說，蔣委員長強調他贊同這項建議，並要求大使著手擬訂具體方案。[32]然而，蔣介石卻在當天日記中寫「彼對臺灣與瓊州之經濟則特重視。甚欲余聘美國人為顧問，並乘此臺灣變亂之時有所染指乎。」[33]可見，蔣心中對司徒雷登的提議抱着懷疑態度。

4月18日，司徒雷登又去找蔣介石，向他提交了一份由葛超智起草的備忘錄，從美國角度概述了二二八事件，並提供了改善局勢的建議。備忘錄提出「為了鼓勵和確保全心全意的努力，必須允許臺灣-中國人在各級政府中佔有更大的份額。人員和行政結構的改革必須徹底；我們認為，半吊子措施和姑息只會導致將來更大的對省政府腐敗、低效和專制的抗議。臺灣可以通過迅速和根本的改革恢復到以前高水平的政治效忠和經濟生產。」[34]蔣介石表示他將親自閱讀中文文本。在美國壓力下，蔣於4月22日任命前駐美大使魏道明出任臺灣省主席，並根據備忘錄建議，著手各項改革。二二八事件後，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的初步改革，既是為了安撫當地民眾，也是為了回應美國的干涉。

7月11日，美國政府宣佈派二戰時曾任蔣介石參謀長的魏德邁將軍為杜魯門總統特別代表來中國考察。考察期間，他於8月11日至19日來了臺灣一週。8月19日，蔣介石與魏德邁談話6小時，就中國局勢廣泛交換意見。當時，蔣介石研判美國動機「志在先倒我而後達其統治中國之目的。」[35]會後，蔣托司徒雷登轉告魏德邁，他決不能接受美國「監督一切干涉內政之條件，甚望美國能以友邦平等相待。」[36]但是，在回美後給杜魯門和馬歇爾的秘密報告中，魏德邁認為臺灣人「樂見美國託管」，無視蔣的不滿及疑慮。

臺灣局勢的不穩定讓蔣介石擔憂，並被迫接受美國的提議。11月15日，司徒雷登發現蔣介石改變態度，「來自臺灣的新聞繼續表明行政管理不善，而在有能力的領導下臺灣人煽動不滿和組織革命活動，目標是完全自治。蔣委員長了解情況，他表示原則上衷心地支持某種形式的中美共同管理臺灣幾年，重點是經濟復興。」[37]二二八事件後九個月，蔣介石終於口頭上同意中華民國與美國「共同管理臺灣幾年」。

二二八事件發生初期，蔣介石因為忙於華北內戰，並沒有對事件十分重視，也沒有將它看作為共匪叛亂。即使到3月5日，他在陳儀請求下首次決定派兵，也只是為了增強今後治安。直到3月8日，蔣介石在見了司徒雷登和李翼中後，才改變看法，認為形勢「嚴重已極」，而陳儀「粉飾太平」。9日，蔣下令陳儀「斷然戒嚴，制止動亂」，同時，指派白崇禧宣慰，制定善後方針。但是，深受白崇禧報告的影響，蔣介石3月末就把事件看作是臺灣人與共黨聯手叛國暴動，以此來合理化全臺的白色恐怖了。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堅持不干涉的官方立場，副國務卿艾奇遜指出「因為開羅宣言中，我政府已同意將臺灣歸還中國。雖然主權移轉尚未正式完成，但中國之事實控制臺灣，是眾所承認的事，因此，我政府沒有立場就中國當局在臺灣動亂之鎮壓作為提出正式抗議。」[38]雖然沒有提出正式抗議，美國政府還是透過各種非正式方式向蔣介石施壓，表達美國對臺灣局勢的嚴重關切。情勢穩定後，基於臺灣法律地位尚未經對日和約確定，美國向蔣介石提議，通過設立經濟特區，美國與中華民國共同管理臺灣幾年，而蔣介石竟然口頭上同意了。不過，形勢比人強，蔣美雙方還沒討論如何共管臺灣，國軍就在內戰中兵敗如山倒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著作《意外的國父》（八旗，2017），《冷戰中的兩面派》（有鹿，2014）。

[1]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521頁。

[2]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臺北：衛城出版，2017年2月，455頁。

[3] 國史館， 陳儀電蔣中正臺北市昨因專賣局查禁私煙奸黨匪徒等勾結本地流氓乘機暴動為維持治安起見已於臺北市區宣布臨時戒嚴，典藏號 002-090300-00012-142，1947/02/28。

[4]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19頁。

[5]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21頁。

[6]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臺北：衛城出版，2017年2月，212頁。

[7]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臺北：衛城出版，2017年2月，336頁。

[8] 國史館，陳儀電蔣中正臺北解除戒嚴秩序好轉各縣市亦可望短期內恢復事件係因奸黨破壞及警察惑於排斥外省人之謬說以致無法合理對付暴徒請調步兵一旅或一團來臺，典藏號002-090300-00012-144，1947/03/04

[9] 國史館，蔣中正電陳儀限本月七日由滬啟運步兵一團憲兵一營，典藏號002-080200-00425-012

1947/03/05。

[1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anking, March 6, 1947.

[11]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25頁。

[12] 國史館，蔣中正電陳儀據報臺灣情勢惡化此必反動分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等並詢近情如何，典藏號002-080200-00315-007，1947/03/07。

[13]國史館，蔣中正電陳儀第二十一師等約十日晨可抵基隆應先準備登陸後之行動鐵路與電力廠是否已為臺民占據並詳報近情及妥善方案，典藏號002-080200-00315-009，1947/03/07。

[14] 國史館，陳儀電蔣中正蒙派二十八師師部與步兵一團憲兵一營來臺惟目前奸匪搜繳武裝及交通工具煽動叛亂等深恐一團兵力不敷戡亂請加派兵力並派湯恩伯來臺指揮，典藏號002-090300-00012-145，1947/03/07。

[15]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25頁。

[16]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520頁。

[17] 國史館， 陳儀電蔣中正事件有美國人參與且反動分子往來美領事館查反動分子正加緊準備恐爆發恐怖局面請二十一師全部外加派一旅來臺並請通知美領事勿為暴徒所惑，典藏號002-090300-00012-146，1947/03/07 。

[18] 國史館，蔣中正電陳儀已派海軍兩艘赴基隆第二十一師第二團九日由滬出發劉雨卿李翼中明日飛臺，典藏號002-080200-00315-018，1947/03/08。

[19]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26頁。

[20] 國史館，蔣中正致杜聿明胡宗南陳繼承等手令登記簿，39頁，典藏號002-080200-00587-001，1947/03/09。

[21]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27頁。

[22]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30頁。

[23]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35頁。

[24]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35頁。

[25] 國史館，白崇禧電蔣中正此次臺灣事變不單純共黨暴徒操縱煽動蔓延既廣善後尚須審慎處理待宣慰工作完成報請鈞裁較為適當國內臺籍各團體人民代表提出要求請勿輕許諾，典藏號002-090300-00012-409，1947/03/23。

[26] 國史館，白崇禧電蔣中正臺灣事變遠因乃由臺人民族意識薄弱近因中共恣意詆毀野心者乘機操縱及今後治臺宜採經常保留一師兵力及各級民代應分別保留及改選等措施，典藏號002-090300-00012-410，1947/03/22 。

[27]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25頁。

[28] 國史館，蔣中正主持中樞擴大紀念週宣示現陳儀已宣布定期改組省政府並允實施縣長民選暴亂暫平未料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要求取消臺灣警備司令部繳卸武器復又偷襲機關故已派軍隊赴…，典藏號002-060100-00222-010，1947/03/10 。

[29]國史館，蔣中正電陳儀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典藏號002-080200-00315-035，1947/03/13。

[30] 國史館，白崇禧電蔣中正近旬赴臺宣慰對事變真相了解較切其處理方針及軍事政治經濟等應改善方案等正與陳儀商擬請轉主管機關前擬意見請准修正並攜方案回京面呈，典藏號002-090300-00012-411，1947/03/26 。

[31]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44頁。

[3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anking, March 29, 1947.

[33]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41頁。

[3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 659,Nanking, April 21, 1947.

[35]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739頁。

[36]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742頁。

[3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anking, November 17, 1947.（推薦閱讀：專訪》從台灣到波蘭，為何總有人懷念威權時代、覺得「現在太自由」？《跳舞的熊》作者沙博爾夫斯基：自由有時令人疼痛）

[38]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臺北：衛城出版，2017年2月，4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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