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因為解剖檯上的孩子　尹莘玲醫師

尹莘玲是台灣第1位女法醫，11年法醫生涯中，解剖過2千多具屍體。後來她決定回到醫院，改做兒童驗傷，因為，那2千多具屍體當中，包括好幾具受虐致死的孩童。她鑽研各種驗傷技巧、引進高科技儀器，甚至自製教材，努力宣導兒虐驗傷知識，她說，不想再看到有孩童受虐致死，救活一個是一個。

39歲那年，尹莘玲向醫院請辭，告別200萬元年薪，去屏東地檢署擔任月薪僅6萬元的法醫。「醫院院長覺得我騙他，他認為我一定是跳槽，被挖去其他醫院。」

鑽研解剖　負笈洛杉磯

解剖了2000多具屍體後，尹莘玲又回到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改做兒童驗傷，「我不要再看到小嬰兒死掉，我許願，有機會一定要救他們。」因為，2000多具屍體中，包含多位遭凌虐致死的孩童。

尹莘玲對我們這麼說時，前方放滿「道具」：假嬰兒、驗傷尺、各式各樣的傷痕模型。60歲的她是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法醫病理科主任，2014年，她推動高醫成立全台第一個「兒童及少年驗傷醫療整合中心」，去年，她以此獲頒醫療奉獻獎，是歷屆得主中極特殊的類型。

「我昨天才又出庭作證，二年前發生的，爆料公社有民眾看到一個褓姆帶著4歲小女生，小女生全身是傷。」案子送來高醫，小女孩嘔吐、抽搐，進加護病房，「她身上有新傷、舊傷，有骨折、腦部出血。」怵目驚心的案件，尹莘玲說來卻語氣平穩、神情冷靜。

大概正是這樣的冷靜，讓她得以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法醫。尹莘玲說話帶有淡淡的、幾乎已聽不太出來的粵語口音，她來自香港，高中畢業後考上台灣的台北醫學大學，便搬來台灣求學、工作至今。醫學院畢業後，她到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擔任病理科醫師。

某天，高雄地檢署送來一個案件，死者的器官需要做切片，「從切片看病理變化，做死因鑑定。我不會，就去查，發現病理科還有一個次專科，叫法醫病理。如果我要做這個工作，就必須要學。」

又是淡淡幾句話，但她的「學」，最後是這樣的：她跑去美國洛杉磯學了整整一年。莫非洛杉磯治安不好，所以法醫學特別強？「對，對法醫來說，好的解剖案子就是他殺案，所以要學他殺案，一定要找治安不好的地方。」聽來就像義大利的製鎖技術聞名全球，同樣的黑色幽默。那一年，尹莘玲解剖了267具屍體。

首發改革　引同行反彈

回台後，她決定轉當法醫，來到屏東地檢署，她滿懷理想抱負，想將洛杉磯所學用來改革當時頗為落後的法醫界。只是，「那時候我非常單純，太天真了。」那是約莫20年前，其實也不算多古早，但台灣的法醫解剖遺體時，仍沒有戴口罩、穿隔離衣與腳套的習慣，當尹莘玲穿隔離衣戴口罩，「其他法醫覺得不戴口罩才是尊重屍體，他們說我這個『女』醫師不尊重屍體。」

最可怕是解剖室，「解剖桌、洗手台都是血跡，外面蒼蠅會飛進來，地板也髒，最糟糕是水管塞住了，因為解剖時會有肉屑，長期下來把水管塞住了，有時候會淹水。」環境糟又陰暗，所以驗屍都在殯儀館的廣場進行，以致於尹莘玲某次相驗一具女屍時，「我把死者的衣服全部剪開，她裸著身體，一堆人就在旁邊圍觀。」

她自掏腰包、又號召佛光山的朋友捐款，湊了25萬元整修解剖室，也買了正式的解剖檯。怎知成效太好，「其他縣市的長官也希望改善他們的解剖室，其他法醫就開始有很多怨言。」從口罩、隔離衣到整修解剖室，尹莘玲沒有想到，她嘗試的種種改革引來的不是掌聲，有法醫當面嗆她：「妳可不可以離開法醫界？」

改革不好嗎？「可能有些人很難接受，他們覺得一切都很好，為什麼妳這個女人來了，就要把所有事情都改變？可能一個女人闖入男人的世界，別人就覺得我在搞革命。」她說，幸好當時屏東的檢察長顏大和十分支持她。顏大和後來成為檢察總長，一年多前卸任。

重返醫院　守護受虐兒

不過，說完她又自省：「我那時候年輕，可能有點心高氣傲，現在年紀大了，會覺得自己事先沒有跟大家好好溝通，想到什麼就去做。但也還好是很年輕才敢做，如果現在這年紀，不一定敢做這些事情。」

改革自古就不是容易的事啊。傷痕累累做了11年，後來《法醫師法》修正案通過，規定教學醫院必須設立法醫部門，尹莘玲決定回高醫。她說，當法醫那些年，解剖了好幾件兒童死亡案，例如曾有小孩被綁在椅子上打，活活被打死。哪件案子讓妳特別難忘？「都很難忘，一件就受不了，後來我就覺得救活人比較重要，人死了我再怎麼樣也無法救活。」

她邀集醫院各部門，成立全台第一個兒童及少年驗傷中心。「全台灣每年大約有2萬件兒虐，其中被通報的只有3000件。會送來我們這邊的，通常是比較困難的案子，一年20幾件，不多，但會有好幾件需要啟動司法調查，就是被打得很慘。目前地檢署一共受理31件我們的案子，受虐兒以男童居多，3歲以下居多，很多都是不會講話的小baby。」她習慣用具體數字談事情，一清二楚。

被送醫的小孩各種傷痕都有，被皮帶打、被咬、被故意壓到熱水盆下面燙傷，「有個小男孩被繼母用燕尾夾夾住嘴巴、甚至生殖器，上學時被老師發現嘴巴受傷，但問他，他也不講，很難想像他怎麼忍受那種難以忍受的痛。」

令人難過是，受虐兒未必願意說出真相，「有的是爸媽叫他說謊，有的是太懂事，像這個小男生，他不喜歡繼母，可是也不希望繼母被關。有個小女生則是很愛她媽媽，她知道如果媽媽的同居人被關，媽媽會很傷心，所以她選擇不說。」

自製模型　傳承驗傷法

為了尋找真相，尹莘玲說服醫院花18萬元購買「多波域光源儀」，可看出皮下內出血，「有些爸媽會說小孩的傷是溼疹或發炎，可是多波域光源儀一照，無所遁形。」

她還自行研發「驗傷尺」，從紅色、藍紫色到咖啡色，一層層精細設計，「傷口如果是紅色，表示受傷2天，藍紫色代表2到5天，綠色是5到7天…」作用在於：「父母帶小朋友來，說是昨天跌倒，可是傷口是藍紫色，我就知道父母說謊，所以這是我的測謊尺。」

做了多年兒童驗傷，她觀察：「大部分家庭的經濟狀況都不是很好，可能父母打零工或失業，經濟壓力大時容易情緒失控，或父母請不起好的褓姆，只能找便宜的，有人肯幫他帶小孩，他就不好計較。」

以爆料公社那位小女孩為例，「她不是第一次被褓姆打，可是父母也不知道怎麼辦。還有，有些褓姆的心態是，我才收這一點錢，給她吃住已經很好，不覺得打一下有什麼問題。」尹莘玲說，這些高風險家庭多半在貧窮區域或階層，確實與經濟問題有關。

精準判別傷痕不容易，採訪這天，尹莘玲擺出各式各樣的傷痕模型，方便解說。我們原以為是廠商製作，結果不是，全是她親自研發、且自己做的，別說其他醫學院，連其他國家都沒有這樣的教具。她拿出一片片矽膠模型：「我要傳承驗傷技巧，但用講的學生不容易理解，也枯燥。像這個，叫軌道瘀傷，棍棒打下去，血往兩邊擠，就會像二條軌道一樣；這叫蝴蝶傷，用捏的、掐的會形成蝴蝶傷…」

做這些道具，她耗了一年，起先是用黏土、石膏，「後來才發現矽膠最合適，可是做出來還是很醜。」為了逼真，她竟跑去台北拜師「特效化妝師」，上了幾個小時的課，但還是不夠像，最後乾脆與化妝師合作，才做出這些逼真模型。

尹莘玲用「多事」形容自己，她甚至會跟著檢警去找凶器，「你可以說我是很多事的醫師，假如我覺得小朋友身上一條條傷痕是被皮帶打的，我就會跟檢察官一起去嫌犯家裡，後來就找到皮帶。有時候是找棍棒或掃把柄，再比對，吻合的話檢察官後續就比較好辦。」

致力兒童驗傷，她說，因為自己十分喜歡小孩。尹莘玲有3個孩子，只在談到家庭時，嚴肅的她會露出小女孩般的笑容：「還好我有一個好老公，我之前出國進修都是老公出錢，我老公養我、又給我錢，呵呵。」當醫生還需要老公養？「培養專業人才真的要花錢，像我之前有去美國學CSI犯罪現場模擬，一個月花30幾萬元，還好我先生願意給我錢。」

她與先生是青梅竹馬，都來自香港，高中時相識，後來她考上台北醫學院，先生考上高雄醫學院，雙雙來台，先生目前是長庚醫院醫師。

拚命去救　給孩子希望

她回憶，當年擔任法醫時，她不只被其他法醫批評，「有些人不願意跟我握手，覺得我會把霉氣帶給他。我小孩也說過，他同學的父母說不要跟尹莘玲的小孩玩，因為他媽媽是法醫，會把霉氣傳給別人。」

妳有宗教信仰嗎？她說，當法醫後什麼宗教都信了，因為有些事就是科學無法解釋，「我遇過二次電燈一直閃，一次是解剖時家屬大喊（亡者）要顯靈啊，電燈就閃了。」另一次是嚴重兒虐，社工請她趕快來驗傷，「他們說今天不驗傷，明天就驗屍。」她趕緊過去。但傷勢實在嚴重，隔天傍晚五點，「日光燈管又閃，然後就壞掉了。接著我就接到電話，他們說小朋友走了。」

難怪她要如此拚命，忙著找傷口、找凶器、找嫌犯。「我們要讓小朋友知道，雖然他很弱勢，社會上還是有很多好的醫師關心他，幫他爭取公平正義。如果小朋友覺得這個世界沒有希望，他怎麼活下去？」

盡是社會黑暗面，但偶爾仍有欣慰之事，例如大約3年前，一個男童被送來醫院，由她驗傷，「後來我寫確定兒虐，小男孩被社會局安置，一個多月後他回醫院，跟社工說他要看醫生阿姨，哇，他笑得好開心，那個笑是錢買不到的，我也好開心，而且安心。」她說，光是這個小男孩，那一刻便覺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了。

尹莘玲醫師小檔案

• 出生：1960年生於香港　學歷：台北醫學院醫學系、台大法醫學研究所碩士
• 經歷：法醫師、美國洛杉磯郡政府法醫病理研究人員、澳洲維多利亞法醫研究所臨床法醫學研究人員
• 現職：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病理部法醫病理科主任
• 執照：法醫師、法醫病理專科醫師、病理科專科醫師　獲獎：衛福部紫絲帶獎、醫療奉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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