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中國假訊息深入台灣社群 直播主成協力者

（德國之聲中文網）10月24日下午，台灣非營利組織「台灣民主實驗室」發表年度報告，以台灣2020年總統大選為主體，分析中國假訊息在台灣的傳播模式與影響力。

當今許多民主國家都受到假訊息，政治類型的假訊息尤其豐富 。台灣長期以來與中國之間的主權爭議，更讓它成為中國傳播政治思想的主要對象。在2018年九合一地方選舉之後，有更多的學者專家意識到，假訊息正在造成意識形態的分裂，而背後很有可能是中國統戰部門有意識的操作。

台灣民主實驗室研究發現，有利中共的論述在台灣傳播的路徑已經逐漸發生轉變，從過去在內容農場上發表假消息、再透過臉書專頁轉貼傳播的方式，轉移為真假資訊夾雜的Youtube影片，又在最近呈現更加在地化的傳播模式，導致追蹤與裁罰更加困難。

中國不同部門之間的競爭激烈

台灣民主實驗室執行長沈伯洋在發表會表示，與俄羅斯在美國大選中所做的資訊戰相比，中國在台灣進行的資訊戰看似更加分散而沒有系統。他將這個現象歸因於中國不同部門之間的競爭激烈：許多統戰策略很可能是以專案形式執行，而專案與專案之間缺乏協調溝通。

但是他強調，儘管如此，仍然可以觀察到中國政府有辦法觸及一些台灣的獨立記者甚至媒體機構要求他們傳播特定訊息，傳播既快且廣，又難以追查懲處：「如果追查到最後都是台灣人製造的假訊息、台灣人在傳播，那就不能算是境外資訊戰在攻擊。」

彷彿是聽到了他的推論，親中輿論已經呈現出假訊息製造者和傳播者分離的趨勢，而且逐漸深入台灣在地社群。沈伯洋舉例，在台灣總統大選前的12月，曾經有一系列小模特兒、直播主以「宣告我的投票意志」為題拍攝影片，內容大多是抱怨對社會現狀不滿、呼籲民眾出門投票。雖然這些「網紅」大多不是在台灣最有名、最有聲量的意見領袖，但是在眾多貼文的匯集下，當時就連行政院長蘇貞昌臉書小編都使用相同標籤發臉書貼文。沈伯洋表示，事後追查當時貼出「宣告我的投票意志」的網紅，發現他們多有收受報酬才會製作影片，而深入追查背後的廣告出資者，發現都指向同一家金主，而該金主也被指與中國政府有所連繫。

「看起來是一門好生意」

沈伯洋指出，這種輿論操作的手法非常微妙，在台灣的網紅很可能在一開始被接觸到商業合作機會時，無法分辨背後的政治意圖，「看起來是一門好生意」。他又舉一個疫情中的案例：曾經有台灣網紅收到商業合作案，要求拍攝三集影片，第一集以「反對台灣口罩出口」為題。網紅起初不疑有他，同意合作。但到了第二集合作時，網紅卻收到第二步指示：希望網紅拍攝將口罩丟到垃圾桶的畫面，以表示「寧願把口罩丟到垃圾桶也反對口罩出口」。沈伯洋認為，這個指令的目的是為了讓台灣民眾對「反對口罩出口」的意見產生反感，而將輿論導向支持口罩出口。

沈伯洋表示，在人們將社群媒體當做主要消息來源的現在，每個人看到的資訊串都非常不同。當資訊更加分眾分流的同時，一些假消息也更容易在封閉團體內傳播，卻不被外界知曉，而因此難以查核與澄清。甚至，這些封閉群體因為其共同背景與特質，會加強對這個群體內資訊的信任程度，嚴重的話，「就連特朗普是蜥蜴人都可能有人相信。」

仿效美國和澳洲?

報告書寫到，中國的國際關係和政治局勢在過去兩年發生巨變，中國政府也因此加強了對國內的政治宣傳和媒體控制，這導致由國家資助的資訊作戰與愛國者自發性的對外行動更難以區分。此外，由於台灣與中國的文化親近、語言共通，在中國發動的資訊攻擊當中，有些攻擊是由台灣本地人擔任「代理人」將效應放大。沈伯洋呼籲，若要反制假訊息，建議社群平台更加的透明揭露所刊登廣告背後的金主資訊，讓金流可以被追查；另外他也建議政府應仿效美國和澳洲，通過外國代理人登記，讓可能是外國協力者的團體存在透明化。

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在現場表示，他同意台灣正在研擬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是「反滲透法」的配套措施，但他也擔憂類似法律在澳洲的適用性廣泛，台灣若比照辦理可能造成行政組織莫大負擔。此外，如果相關登記交給台灣的調查局辦理，是否會讓民眾觀感不佳？對此沈伯洋回應道，目前外國代理人登記的確打算交給調查局處理，擬視對象將登記方法分為主動登記和被動登記兩種，希望可以減輕行政負擔。

無論如何，長期研究中國影響力的學者吳介民認為這份研究具有重大意義，與2018年相比，當時學術界已經研究了中國影響力操作，並認識到中國正在投放對台資訊戰，卻仍相對缺乏系統性的數據與資料做直接證實。現在，根據台灣民主實驗室的研究報告，不但追蹤上百萬社群貼文與上萬粉絲專頁，還將199個Youtube頻道納入分析，無疑是將該領域的研究方式往前推進一步。

台灣民主實驗室成立於2019年9月，目前專注於理解與追蹤線上資訊操作的機制，並觀察監控技術和數位威權擴張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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