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得做些什麼─孔子「官復原職」了：《野心時代》選摘（1）

文化大革命是毛為了權力的最後一搏。大躍進造成大災難之後，他的政敵把毛晾在一旁，所以毛祭出中國的年青人來「炮打黨中央」。文革讓毛有了新光環；媒體宣稱，「讓毛澤東思想控制一切」，人民則跪在毛銅像腳邊，懺悔自己的罪過。他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據稱有神奇力量：國營媒體報導，小紅書讓一隊外科醫生能摘除重九十九磅的腫瘤，還幫上海工人把下沉中的城市抬高四分之三英寸。

毛澤東摸一下，就能取得神界一般的重大意義：一九六八年，一個巴基斯坦代表團送一籃子芒果給毛，他轉贈給工人，工人感激涕零到把果子放在祭壇上，群眾排隊膜拜；一粒芒果經包機飛送上海，如此工人們如王小萍（音）才能看見。她後來在一篇散文中回憶說：「『芒果』是什麼？沒人曉得。有知識的人說它是極其罕見的水果，好比長生果。」那些芒果開始腐爛，便用福馬林保存起來，造出塑膠複製品。有位村裡牙醫說，芒果看起來像地瓜，被依惡意誹謗罪審判並處決。

就在毛愈來愈變成神明之際，他的信徒則在拆毀中國古老的宗教信仰基礎。馬克思認為，宗教是「幻想的幸福」，與社會主義的奮鬥並不相容，而《人民日報》則呼籲年輕人「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紅衛兵拆廟砸古物的凶狠蠻勁，誠如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及宗樹人（David A. Palmer）所述，是「中國甚或世界歷史上，摧毀所有形式宗教生活最徹底的行動」。在某些案例，毛的神格化與摧毀他的敵人，變得難以分辨。小紅書被用來當「照妖鏡」，可以剝掉「階級敵人」的面具，在兩個省分，這股狂熱更惡化成人吃人的地方：階級敵人被開腸剖肚，在公社餐會上吃掉。

到了一九六九年，毛派已經失控，危及中國的未來。死亡人數增多，寺廟已成廢墟，而且即使像章都變成麻煩：中國生產了這麼多（總數在二十到五十億之間），導致缺鋁。最後毛說，鋁金屬必須用來「造飛機保衛國家」，才結束這股狂熱。

毛主席一九七六年死後，蒐藏家及投機客瞧見可賺錢的商機，於是收集像章，當成投資。但這門生意如此油水豐厚，使得像章市場贗品泛濫。這種護身符變成大宗商品，我在北京跳蚤市場看到它們埋在古董攤裡。在線上，工廠大批販售，每個只要七分錢。

毛的文化大革命摧毀了中國舊日的信仰系統，即使鄧小平的經濟革命也無法重建。不懈地追求財富，舒緩了中國過去的匱乏，但卻無法為國家與個人的終極目標下定義。此時真相明擺著，有目共睹：共產黨治下的中國，資本主義毫不節制、貪汙舞弊、不公平猖獗。一度還有些藩籬可以約束道德沉淪，中國則全都跨過去了，現還要衝刺往前。中國生活裡有個洞，人們叫它「精神空虛」，得做些什麼來填補它。

文化大革命退潮之後，中國學者逐漸獲准重新詮釋馬克思信念，即宗教「是群眾的鴉片菸」，而他們主張說，馬克思指的是他那時代，德國的宗教，而非宗教本身。在當時，中國還在追求滿足物質，而人們發現，那只能滿足他們某些渴求：但在存在方面的問題—意義、自我培育、生命本身，都是死胡同。三不五時，愛國主義會高漲一次，讓人的生命取得形式與方向，但它就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寫到自己國家的愛國主義那般，「像廉價劣酒」：「只喝幾杯，它就讓你醉了，叫你歇斯底里，但在你醉了，大鬧一場之後，除了翌日早晨劇烈頭痛以外，什麼都沒留下。」

我們定居到這區來的時候，中國已在全面復興茁壯之中。誠如一項研究所述，此時「精神空虛」正要被一個「向四面八方炸開的宗教宇宙」所填滿。人們不信任身邊的建制機構：共產黨偽善肆虐；媒體因賄賂及刪檢而嚴重變弱；大公司恩酬及用人唯親是眾所周知的事。人們把自己的信仰寄託在別的地方。即使在鄉間最貧窮地帶，寺廟也重新開張，提供混雜道教、佛教及民間信仰的東西。目前基督徒有六千到八千萬人，社群大如共產黨。我還碰到過信五旬節教派的法官，以及信巴哈伊（Baha’i，舊譯「大同教」）的大亨。

面對這麼多選擇，有些人兩面下注，有點像宗教雜交：每年春天，學校要考試之前，我會看到中國父母魚貫走進雍和宮大門，祈求孩子成績考好；接下來他們又走去對面的孔廟拜拜；有人下午最後落腳於天主教堂，以防萬一。

有些成長最快的團體把宗教、商業及改善自我揉合在一起。我參加過一個名叫「頂級人類」（Top Human）的組織集會，該組織召募有野心的男男女女，販賣「啟發式行銷」產品，可以助你「瞧入你的心理」。當地報紙詢問這算是一種「靈性行銷」方案，抑或有可能是一種「宗教」。最後政府查禁了它，創辦人被抓去坐牢，據說罪名是逃稅。

這些年來，我一直追蹤那些經歷多年貧窮之後追求財富者的故事；我曾行旅全中國，訪問各式各樣說實話的人。只是我待在中國愈久，愈想了解那些較難一眼看出的變化—也就是對意義的追求。中國歷史近這一百年，再沒有比爭戰信仰引起更大動盪的了。我想知道，中國男女在試圖決定人生什麼最重要時，他們的生活會是怎樣，而我並不必外求遠尋。我住的這區書市裡，像《靈魂導覽》、《我們幹嘛活著》之類的書就有很多。以我前門為圓心繞個圈走到任何一點，都可以找到不同答案。

所有鄰居裡，跟我們最近的莫過孔廟；它跟我家廚房共用一面牆。這廟是北京最寧靜地方之一，一三〇二年興建，是與世隔絕的建築群，古木林立，還有一個很高的木塔，良心般俯臨我們房子。很多個早晨，我會端一杯咖啡到戶外，傾聽隔壁剛起床的聲音：掃帚拂過石板，扭開水龍頭，還有趕走上頭喜鵲的罵聲。

孔廟能倖存迄今，也算個小小奇蹟。孔子是生於西元前六世紀的哲學家兼政治家，一度全國有數千家孔廟存在，以尊崇孔子。他在中國歷史取得的地位，好比西方的蘇格__拉底，部分原因在他的意識形態鼓勵秩序及忠誠。有次人家問他政府管理應是什麼，孔子回答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把道德與政權力量連在一起：「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毛主席信仰「不斷革命」，文化大革命始於一九六六年之際，他聳恿紅衛兵小將們去「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狂熱分子譴責孔子培養出「壞分子、右派、牛鬼蛇神」，毛的一名助手還准許去挖孔子的墳，數百間孔廟被拆毀。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儒家被醜化得如此不堪，以至於歷史學者余英時把它稱為「孤魂野鬼」。

二〇一〇年九月的一個早上，我聽到孔廟內擴音器生氣勃勃在大喊。接下來沉重的鐘聲，繼之以鼓聲、笙簫，朗誦者背誦中國古代經典的章節。表演持續了二十分鐘，一小時之後重複一次，再一小時又一次，翌日再來一遍。孤魂野鬼以心照不宣的形式在舞動。從八〇年代起，態勢變得明朗，總之要有東西來填滿「精神空虛」，對此黨決定插一腳。無產階級的舊式美德（革命、階級意識）都過時了。領導們要找新的道德語彙來搭配執政黨；找個辦法把他們與中國古老文明的光輝連起來。中國需要一種道德、一種政治，供新中等收入階層使用。黨對新加坡及台灣等地華人社區的儒家復興很是好奇。畢竟，孔子是本土的道德偶像，牢牢嵌在中國的「國學研究」。在北京，孔子又官復原職了。（推薦閱讀：「如意街」之中國人是最健忘的民族：《故城故事》選摘（4））

＊作者歐逸文（Evan Osnos），曾任《芝加哥論壇報》駐北京社長，現為《紐約客》特約撰稿人，負責政治和外交事務的報導。本文選自作者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著作《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八旗文化∕十週年經典回歸．2025年重新校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