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空軍「美國化」的序幕

外籍飛行員支援國民政府的抗日作戰，遠在歐洲戰事開打之前的1932年就已經發生了。隨著世界戰雲密佈，除了家喻戶曉的美籍人士之外，包括當時的蘇聯，以及義大利等國家，或多或少都在國民政府建立空中力量的過程之中提供過不同程度的協助。然而，美國是這些國家當中，依然堅定支持中華民國，並且在神州大地，建立起一支與美國始終關係密切的中華民國空軍。

打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伴隨著俄羅斯帝國與德意志帝國的垮台，還有大英帝國及法蘭西的衰弱，西太平洋逐漸淪為大日本帝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角逐霸權地位的舞台。擁有龐大土地與人口的中國，更被美日雙方視為重點爭取對象，美國做為率先發明飛機的國家，更是將中國視為最有潛力的航空市場。

美國「空權之父」米契爾上校（William L. Mitchell），早在1924年就預料美國與日本終有一戰，且相信中國將成為美軍用於空襲日本的前進跳板。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美國就強化對中國航空產業的投資，寇蒂斯－萊特（Curtis-Wright）公司率先與交通部合作成立中國航空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接著其持股又由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Airways）接手。期望壟斷中國市場的日本，則先下手為強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三省與熱河。美國在以「不承認主義」面對日本佔領東北的同時，更積極投入到中華民國空軍的建設之中。然而，受到孤立主義（Isolationism）國策的影響，所有美國對中國航空事務的介入都是由退役或者民間飛行員開始的。

然而，在親眼目睹到日本對中國平民的無差別空襲之後，這些飛行員很難不義憤填膺。1932年2月19日，聘請來中國展示波音218驅逐機（即P-12外銷型）性能的美國飛行員蕭特（Robert M. Short）就對三架日軍航空母艦鳳翔號的中島三式艦上戰鬥機發動攻擊。當時正值中日兩軍在上海交鋒的「一二八事變」之際，全面抗戰都還沒開始，他因此成為了第一個與日軍在空中交火的美國飛行員。不幸的是，蕭特在2月22日另外一次對加賀號航艦上的十三式艦上攻擊機實施掃射時，遭到三架三式艦上戰鬥機擊落身亡。蕭特成為第一位在對日空戰中獻出生命的美國飛行員，獲得國民政府真誠的感謝。蔣中正委員長因此下定決心以美國為師培訓中華民國空軍。當中央航空學校成立時，裘偉德（John H. Jouett）率領的美國顧問團被聘請來華，致力於將杭州筧橋打造成「東方的蘭道夫基地」。但是，由蕭特推銷的波音218機，並沒有如他本人一樣受到國民政府青睞，寇蒂斯－萊特公司的飛機，直到抗戰爆發前都主宰著中國的航空市場。

波音218驅逐機（即P-12外銷型）。（圖片摘自網路）

寇蒂斯－萊特之所以受到國民政府青睞，在於他們1933年4月請到了全球最優秀的特技飛行員杜立德（James H. Doolittle）來華駕駛Hawk II驅逐機（外銷型的F11C）做了精彩絕倫的飛行表演。他的表現給孔祥熙、宋子文以及吳鐵城等國府要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伴隨著BF2C驅逐轟炸機的外銷型（Hawk III）成為中華民國空軍的主力，寇蒂斯－萊特公司又於杭州開設中央飛機製造廠（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ing Company），在中國為空軍組裝這批飛機。

對日抗戰爆發前，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民航、空軍飛行訓練以及航空工業的發展參與相當之深。受到國民政府內部派系鬥爭的影響，孔祥熙為了與宋子文、宋美齡對抗，又引進義大利顧問團，導致美國顧問團的影響力一度式微。雖然宋美齡又聘請了陳納德上尉來華擔任中央航空學校總顧問，但美國政府仍受制於孤立主義影響而無法大規模援助中國。這時候，擔憂遭到日本與德國夾擊的蘇聯，取代了與德國、日本結為盟友的義大利，成為唯一向中華民國空軍伸出援手的國家。

空權外交的先聲

然而致力於輸出共產主義的蘇聯，看在蔣中正眼中是一個威脅程度不下於日本的外來威脅。蘇聯飛行員雖然表現英勇，卻可能在空軍飛行員群體中產生親蘇和親共的力量。尤其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加入蔣中正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投入對日抗戰的宣傳之中，對做為空軍飛行員最大來源的青年知識份子頗有吸引力。

中蘇兩國之間的合作關係，伴隨著蘇聯1939年8月23日與德國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而逐漸惡化。蔣中正憂慮中國會如同波蘭的命運遭到蘇聯與日本瓜分，在立場上更加親近英法起來。

中蘇關係的惡化，在蘇聯入侵芬蘭之後更顯惡化。當時中華民國是國際聯盟的非常任理事國，而根據國際聯盟所採取的「共識決」，只要有一個非常任理事國對驅逐蘇聯一事投下反對票，蘇聯就能保持住國際聯盟席位。駐國聯代表顧維鈞最後投下了棄權票，導致蘇聯被驅逐出了國際聯盟。

國民政府的決定被史達林視之為「背叛」，逐漸終止了對空軍的援助。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將軍向蘇聯要求MiG-1戰鬥機、Il-4轟炸機300架的申請，同樣也為史達林所無視。進入1941年以後，與蘇聯的關係更是因為國共兩軍在「新4軍事件」中直接開打而陷入僵局，導致史達林轉而尋求與日本和解，於1941年4月13日批准《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蘇聯以此換來遠東地區的安定，不再介入中國的對日抗戰，國民政府徹底淪入孤立無援的局面。眼見國民政府撐不下去了，羅斯福總統在《日蘇中立條約》簽署兩天後的1941年4月15日批准強化美國對中國的航空援助。

羅斯福在1941年5月6日宣佈將中華民國納入《租借法案》的架構之中，使中華民國空軍能夠如同英國皇家空軍一般納為美國援助的對象。緊接著駐菲律賓美國陸軍航空隊司令克萊格准將（Henry B. Clagett）於1941年5月17日到訪重慶，對空軍進行詳細的觀摩與考察。克萊格將軍在6月6日拜會蔣中正，針對中美聯合對日作戰的議題進行深入探討，蔣中正甚至向克萊格提出了將部份駐菲律賓美軍飛行單位轉移到中國的建議。到了7月3日，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George C. Marshall）又宣佈將派遣馬格魯德准將（John L. Magruder）使華，組建以深化中美軍事合作為目標的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除了美籍志願大隊將在8月1日成立外，美國政府還接受了克萊格將軍建議，允許空軍派員赴美受訓，這點最為蔣中正感到欣慰。包括陳炳靖在內的第一批空軍官校第12期共50名學生，於1941年10月5日啟程，拉開中華民國空軍「美國化」的序幕。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本文摘自作者新書《中美聯合：美國陸航在二戰中國戰場》（燎原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