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榮泰的東京意外現身──為什麼台灣外交有很多「非官方」的「私人行程」？
陳方隅／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美國台灣觀測站共同編輯
卓榮泰院長到東京巨蛋看棒球比賽，其實就算完全沒有任何公開的外交行程，他大可說是公務出差，因為世界各國的高階官員參加體育比賽都是很常見的事情。為自己的國家隊加油是天經地義、也完全符合公務的事。那為什麼卓榮泰院長要一直講說去日本東京只是私人行程、用自己的休假、而且還是自費？為什麼不能就直接說是替國家隊加油的行程？
這其實就是我們「國家地位不正常」的最典型體現。我們跟沒有邦交的國家之間若有任何官方的來往，通常就是很難公開地拿出公務理由，畢竟許多國家根本沒有承認台灣的國家地位，怎麼能允許台灣在自己國家領土上從事「官方行為」呢？
然而實際上各國都很難不跟台灣往來，畢竟在這全球化的時代，而台灣的經濟實力、貿易、科技、教育文化各方面都有很多跟外國的交往空間。此時各國就發展出各種「非官方」的方式來進行與台灣的交流。
而我們如果要跟別的國家發展關係，通常也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為了「下一次」能有更好的互動，我們這邊通常也都會配合對方國家的要求，不可能自己出來講說是官方公務行程。
事實上，任何行政官員（甚至國會議員也一樣）的出國行程，都不可能是「私人」的，而且愈高階的官員，政治意義當然就會愈高。在所有的安排過程當中，每一個步驟也都會是政治，沒有什麼私人行程可言。隨意舉例：行政官員出訪要拿什麼簽證？簽證會不會過？能否有外交禮遇（例如不用排隊安檢）？能否走外交通道？能否有交通開道？有沒有安全人員隨行？這些事情在其他國家的官員（尤其高階官員）出訪時都是理所當然的例行公事，但我們就必須要一項一項去跟對口國家爭取。而對口國家大可以用沒獲得授權、按照慣例就是不能有官方人員這類的籍口來拒絕我們。
這些當然就是因為中國給的壓力。中國基本上對於台灣大大小小的所有事情都要打壓，不只是官方人員的出訪、外交人員在各國的活動，就連各種民間單位也都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壓。
反過來說，此次卓榮泰院長出現在東京，這絕對需要最高層級的批准，不然沒有任何可能性。也就是說，這當然不可能是什麼私人行程，會講私人行程只是出於外交禮儀。
在絕大多數的外交場合與行程，我方的官員確實無法自己講說哪個行程是官方或非官方，無法自己發照片，無法講說自己見了誰。如果任何照片或內容的公開，通常一定都是對方同意的，對方不同意的話，我們絕無可能自己發出。如果有外流給媒體的話，對方國家肯定還會來究責。之所以需要這樣小心，都是為了繼續有「下一次」更多的互動機會。我們不會希望對方官員因此有更多的麻煩需要處理，盡量不要再去增加對方額外的工作。
台灣外交工作有很多事情能做不能說。而我們也有無數的公務員、民間單位的人們努力地開拓外交空間，提升台灣的能見度。
回到這次卓院長的行程來討論。行政院長是我國憲法裡面規定的政府首長，是僅次於總統的最高層級的官員。這麼高層級的出國行程，2000年到現在只發生過5次。上一次有行政院長出國進行「私人行程」，已經是1997年。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台灣會需要這樣子用盡各種方法來爭取高階官員的「私人行程」。
這幾年有愈來愈多國家願意讓台灣的高階官員公開地出現在自己國內，像日本這三年來就讓我們副總統、行政院副院長、外交部長用私人名義入境（應該不會有人真的覺得他們真的是私人行程吧）。去年林佳龍部長還曾經與還沒成為首相的高市早苗議員會面。而且，去年我們外交部長和國安會祕書長、副祕書長頻繁出現在歐洲國家，還引起國際媒體報導這個異常現象。因為這樣的狀況在過去真的很難想像。
我們應該都要為前線努力的人們多打打氣才對。現在各種攻擊其實都是在轉移焦點、淡化台灣的外交成果。高階官員的出訪、入境另一個國家，這對台灣來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有大量的政治人物和網路帳號一直去問是不是使用公務預算和有沒有請假，真的是劃錯重點了。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這些國家開始允許我們的高階官員出訪？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多重的，我們要知道的是，所有行政官員的出訪都是外交的突破，也都是許許多多外交工作累積起來的成果。
正如同許多前輩們所說，當台灣人是一件需要拚命的事。外交工作與國際空間方面是其中的最佳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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