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呼喚鞭刑──嚇阻犯罪的是「殘酷」還是「逃不掉」？
顧衡／長期研究歷史與社會結構的寫作者
8月14日，立法院通過鞭刑公投提案。鞭刑過去就偶爾會出現在公共討論中，如今這項主張已從社會議論走進制度程序，進一步朝全民公決前進。提案希望針對性侵害、凌虐幼童、高額詐欺與複合型態加重詐欺等犯罪，增設由法院宣告並依法執行的鞭刑制度，以提高犯罪嚇阻力。
這類情緒並不難理解。當人們面對極端惡性事件時，往往會本能地希望透過更強烈的肉體痛苦，讓犯罪者付出更直接的代價。
但先把情緒放下，回到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鞭刑真的能有效降低犯罪嗎？人類歷史從來不缺嚴刑峻法。前現代社會的刑罰遠比今天殘酷，犯罪卻沒有因此消失。因為影響犯罪者行為的，除了刑罰有多重，還包括自己會不會被抓到，以及被抓到之後，處罰會不會確實發生。
犯罪學談嚇阻，通常會區分刑罰的嚴厲程度、確定性與速度。相關研究長期累積下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現是：如果犯罪者認為被查獲的可能性很低，即使刑罰非常嚴厲，嚇阻效果仍然有限；相較之下，提高被發現與受處罰的確定性，往往比單純增加刑罰痛苦程度更能影響行為。這不表示刑度不重要。刑罰仍然負責表達罪責、隔離危險行為人與保護社會。但是，若一個社會破案率低，犯罪者相信自己有機會逃掉，再重的刑罰也只是一個遙遠的威脅。當犯罪之後很可能被鎖定、追查與逮捕，風險才會真正進入犯罪者的計算。
台灣社會也能看到這種變化。
在1980、90年代生活過的人，多半不會對汽機車失竊、飛車搶奪與街頭搶劫感到陌生。世代記憶當然不能代替統計，但警政署資料顯示，2006年以前，汽機車竊盜長期是重要刑案類型。政府後來陸續推動汽機車防竊辨識碼、路口監視錄影器、易銷贓場所查緝與邊境聯合查贓等措施，到2018年，汽機車竊盜案件已經較過去高峰大幅下降約九成。
不能把這種下降全部歸功於監視器，車輛防盜技術、警察查緝、監視設備、零件辨識、銷贓管道改變與民眾防範意識，都可能共同發揮作用。
但有一點很清楚：偷走一輛車之後，想要一路逍遙法外，已經愈來愈困難。
犯罪者可能面對沿途攝影機、車牌辨識、行車紀錄器以及其他依法取得的數位與實體證據。科技提高了追蹤與還原行為軌跡的能力，也壓縮了匿名與逃逸空間。當犯罪者感受到「做了以後很容易被找到」，風險計算自然會改變。
有人可能會以酒駕防制為例，認為近年不斷提高刑責，正好證明重罰才是降低犯罪的主要手段。但酒駕防制很難被簡化成某一次加重刑責的單一效果。2013年修法後，吐氣酒精濃度每公升0.25毫克、血液酒精濃度0.05％，成為刑事處罰的客觀標準。其後酒駕刑責、行政罰、累犯規定與拒測處分又經過多次調整。這些法律變化當然提高了酒駕成本，執法現場還有另一項非常重要的條件：酒精濃度可以在路旁迅速測得。
路檢、酒測儀器、明確數值、車輛移置、駕照處分，再加上後續刑事與行政程序，讓駕駛人很容易理解一條完整的因果鏈：只要被攔下來，喝了多少可以立即測出，接下來的處理也會陸續發生。
法律上的刑責因此被轉換成一種很具體的心理壓力：我可能真的逃不掉。
毒駕的發展更能說明這件事。2023年修法後，毒駕已經建立部分毒品、麻醉藥品及其代謝物的濃度標準；尿液或血液達公告品項與濃度，可以構成《刑法》第185條之3的犯罪，基本刑責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過去毒駕的一項執法難題，是現場辨識不像酒測那麼直接。這個缺口近年也開始被補起來。2025年11月20日起，警方全面啟用毒品唾液快篩，第一線已經可以快速進行初步辨識。快篩陽性後可以立即進行行政處置，後續再依法採樣送驗，確認是否涉及刑事責任。這個制度演變很值得注意。法律先建立濃度標準，執法端再補上現場辨識工具。刑責沒有憑空增加嚇阻力，而是隨著檢測能力進步，逐漸把「應該不會被發現」的僥倖空間壓縮。
酒駕與毒駕放在一起看，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完整的答案：刑罰、執法與檢測能力缺一不可。刑度決定被抓以後要付出多少代價，治理能力則決定犯罪者是否相信自己真的會被抓。
這也是現代治理與前現代治理的一項差別。
前現代國家的偵查、鑑識與行政能力有限，經常透過公開處刑、肉體羞辱與暴力展示製造威嚇。現代國家擁有更多工具，可以提高查緝能力、保存證據、追蹤金流、辨識風險並及早介入，不必把提高肉體痛苦當成刑事治理最主要的技術。文明社會當然可以表現得祥和、有禮貌，也應該避免粗暴與野蠻。但這些只是外在表現。更深一層的文明，是國家權力受到法律、證據、程序與比例原則約束。即使面對最令人憎惡的犯罪，國家也不應輕易把羞辱與肉體痛苦變成集體宣洩的工具。
文明社會同樣要正視受害者的憤怒，也必須對危險犯罪者施以必要處罰；同時，國家施加暴力仍然需要受到限制。國家若只在群眾憤怒時增加犯罪者承受的痛苦，卻沒有能力及早發現風險、保護受害者與追查犯罪，嚴厲刑罰仍可能只是悲劇發生之後的情緒補償。
鞭刑即使不公開執行，仍然是國家有計畫地對人體施加痛苦。當一個社會逐漸把肉體傷害視為理所當然的處罰方式，國家暴力的邊界也會跟著移動。這當然不表示社會對虐童、性暴力或重大惡性犯罪的憤怒沒有道理。許多案件之所以引發強烈民意，正是因為它們深深衝擊了社會安全感，也讓人懷疑現有制度究竟有沒有能力保護受害者。回應這些憤怒，不能只停留在刑罰的痛苦程度。社會還必須追問：悲劇發生以前，有沒有人看見警訊？通報之後，有沒有足夠人力介入？高風險家庭是否持續受到追蹤？受害者有沒有安全而可及的求助管道？
許多人即使盛怒，也不太敢在捷運站、百貨公司或學校門口公開毆打孩子或伴侶。周圍的人群、攝影機、手機錄影與立即報警的可能性，都會改變一個人的行為邊界。怒氣可能沒有消失，但被發現與被制止的機率提高了。公共場所的偷拍也是類似情況。即使刑罰遠沒有鞭刑那麼殘酷，行為人仍要面對被害人當場察覺、旁人制止、監視器留下軌跡，以及手機成為證物的風險。行為愈容易暴露，被發現的風險就愈可能進入犯罪前的計算。
而虐童、家暴與部分性暴力經常發生在家庭、親密關係或其他封閉空間。相較於街頭犯罪，這類行為較不容易被外界及時察覺，受害者也可能年幼、受到控制、經濟依賴，甚至沒有能力自行求助。施暴者之所以有恃無恐，很多時候正是因為他相信門關起來之後沒有人會看見；即使有人發現，也未必會通報；即使有人通報，制度也未必來得及介入。
這裡缺少的，往往正是「確定性」。
另一方面，一些高度暴露、容易留下實體痕跡的犯罪，在監控與數位追蹤之下逐漸受到壓縮；跨境詐騙、網路犯罪、人頭帳戶與洗錢等匿名性較高、跨境追查較困難的犯罪，卻成為新的治安重點。
犯罪沒有消失。它會像水流一樣，往治理能力較弱、辨識較困難、責任容易斷裂的縫隙流動。成熟社會需要持續升級的，正是這些地方的治理能力。面對虐童與家暴，要強化通報、社工量能、高風險家庭追蹤與跨機關資訊整合；面對詐騙，要追查金流、阻斷人頭帳戶、強化平台與金融機構防制能力，以及跨境合作；面對毒駕，則要持續改善現場辨識、採樣與後續確認程序。這些工作很慢，也不像鞭刑那樣，可以在一句口號裡立即提供報復的快感。
但嚇阻犯罪終究是一項治理工作。刑罰可以嚴厲，該隔離的危險犯罪者也必須隔離；國家同時還要讓犯罪者知道，從犯罪發生的那一刻開始，證據會留下、通報會啟動、金流能追、行蹤能查，最後的責任很難消失。
讓犯罪者感到顧忌的，很多時候不見得是刑罰有多殘酷，而是他知道自己真的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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