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豆漿店的故事 從經濟史重看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崛起

台灣半導體產業如今已成護國神山，從「政策」角度切入的主流論述大多會將起點指向1974年台北一場豆漿早餐會。然而學者洪紹洋從「經濟史」探討，分析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的經濟檔案等資料後，發現其中有更豐富的發展脈絡，例如在聯電與台積電創立之前，台灣早在1970年就有鋼鐵機械企業家嘗試生產半導體晶圓。

從「經濟史」角度看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

談起台灣如何從輕工業逐步走向高科技產業，往往會從政府政策的角度切入。例如，主流輿論大多認為1974年2月產、官、學界在台北市「小欣欣豆漿店」的那場早餐會報，就是確立台灣朝半導體產業發展、後來催生出護國神山「台積電」的黃金時刻；然而這種論述角度卻可能忽略在「政策」之外，個別企業仍存在許多或成功、或失敗的不同嘗試及發展。

於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於4月1日邀請學者洪紹洋透過爬梳檔案館累積的豐富經濟檔案，並結合檔案管理局、國史館等其他機構典藏資料，試圖從「經濟史」及「台美知識網絡」的視角出發，探尋台灣社會如何從家電產業逐步走向高科技產業的歷程。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洪紹洋指出，那場豆漿早餐會當然是台灣走向高科技產業至關重要的一環，但他主張以「經濟史」觀點切入，透過梳理個別企業與產業的發展脈絡，豐富對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歷史的認知。

他說，「過去我們經常會講政府的產業政策是由上而下的推動，但在實施時，企業個體是如何因應及面對風險，可以進一步從企業的角度來瞭解。工業研究院(簡稱工研院)電子所扶植的第一個生產半導體的示範工廠是聯電，但當時也有鋼鐵機械業的經營者試著轉型生產半導體。」

從生產家電走到發展半導體產業

洪紹洋指出，1949年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台灣脫離日本與中國大陸的經濟圈，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個體；而在1950年代，台灣主要的經濟支柱是「棉紡織業」，產值高於其他工業，仰賴的是從中國大陸來台的人力資本與資金搭配在地勞動力，一直到1960年代開始摸索走向電子產業。

當時台灣跨入家電產業，創業者大多是接受戰前教育、較少擁有大學專業訓練，因此技術層面主要仰賴日資，而本地商人負責出資與經營國內銷售網絡。他以1960年代末期一份「外資出資比與主要幹部擔任者」的資料說明，當時台灣三洋、台灣松下、台灣日立不但過半出資者皆為日本，亦都是台灣籍董事長搭配日本籍總經理的模式。

洪紹洋分析，當台灣製品能掛上日本品牌，凸顯品質已做到一定程度，對方才會願意合作。舉例來說，1953年台灣商人洪建全以進口電器和組裝收音機起家成立建隆電器行(國際牌)，隨後與日本松下展開密切合作製造收音機、喇叭、變壓器等，並於1962年與日本松下合資將公司改組為「台灣松下電器」。

洪紹洋表示，1960年代學界開始建議政府「迅速發展電子工業」，並主張與外人合資設廠，於是1966年高雄加工出口區便出現飛利浦建元電子公司；而軍方亦曾表達想成立大型電子工廠，後來經濟部門認為因無法達成規模經濟、且不應與民間工廠重複，建議軍方改朝專業化的衛星工廠模式發展。

早期台灣嘗試規劃晶圓製造的企業有1970年成立的「萬邦電子公司」，洪紹洋爬梳資料發現董事長陳嚴是上海人，他於1950年代來台後主要從事鋼鐵機械事業，隨後藉由創立萬邦電子嘗試跨足電子業。當時萬邦電子聘請曾任職於美國西屋公司、於交通大學任教的張宏奇博士協助審閱廠房設計、器材設備等計畫，隨後張宏奇也持續提供美國最新技術及市場動態。

洪紹洋指出，萬邦電子當時在台灣提出相當領先的思維，且與後續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邏輯相當一致，可惜傳統企業家要跨足高科技領域的門檻相當高，所以實際運作不如預期順利，後來1989年就賣給上海企業「華新麗華」的焦家，就是今天的華新科技。

兩代交大人攜手 接起台美技術命脈

在一些民營企業摸索的同時，政府逐漸意識到高科技產業具備高投資與高風險的特性，因此仍有賴於國家「由上而下」投資建設並承擔風險。同時，考量公營事業效率低落的現實，當時選擇以具民營活力和彈性的「法人機構」模式，於1974年創立「工研院電子所」的前身。

隨後工研院電子所建置「積體電路示範工廠」，在1977年底開始生產晶圓，而根據1978年1月《電子發展月刊》的報導，「每月生產三吋晶圓3,000片，高於原本的1,000片目標」。不過，因為工研院電子所不適合大量生產，所以於1980年孵育出「聯華電子公司(聯電)」，將電子所的技術移轉至民間，出資者包括東元電機、聲寶公司等單位。

值得注意的是，洪紹洋從檔案中分析發現，工研院電子所的成功有賴「兩個世代交大人」相互攜手合作，才牽起台、美的技術網絡。他指出，在1949年兩岸分治、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後，有一群當時的交大(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友從中國到了美國，而他們又跟台灣校友保持聯繫，於是促成高科技產業初期的技術和知識的流動，因此交大對台灣高科技、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另一方面，台灣在1970-1980年代雖然已陸續有小型的IC公司，但都因為規模太小、資金分散，無法達到「規模經濟」的競爭效果、難拉近與美國及日本的技術差距，所以1985年開始便有成立台積電的盤算，最終台積電於1987年正式成立，以龐大產能及領先技術持續蓬勃發展。

政策引導之外 還有很多產業的辛酸血淚

總的來說，洪紹洋從經濟史的角度分析台灣的產業發展歷程，發現1960年代仍延續日治時期留下的語言基礎，發展以日本技術為核心的家電產業；到了1970年代逐漸轉向高科技產業，經營者多受過現代高等教育，且憑藉兩代交大人搭起台、美技術網絡；最後在1980年代初期，電子業產值正式超越紡織業，是台灣產業轉型的關鍵節點。

洪紹洋指出，經濟檔案提供人們另類的視角，從中可以獲得更豐富的歷史觀點及啟發。比如聯電與台積電創立初期雖是由上而下的政策扶植的產物，但是成立之後面對國際市場競爭，仍須得不斷創新和投資才能持續成長，實際上與政府政策之間的關係逐漸減弱。

換句話說，在「豆漿店」故事之外，還有許多台灣產業界努力嘗試的辛酸血淚，而正是如此多重複雜的發展脈絡，才共同創造出台灣高科技產業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