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工人短缺：為何富裕國家要遏制勞工移民

（德國之聲中文網）歐洲，尤其是美國的反移民情緒日益高漲。與此同時，全球最富裕的經濟體卻在竭力尋找外國勞動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上月發布的一份並未引起廣泛關注的報告顯示，盡管老齡化社會面臨日益嚴重的勞動力短缺，但全球勞工移民數量卻呈現下降趨勢。

這種趨勢早在特朗普成功連任之前就已經開始，盡管他正是憑借激進的反移民言論贏得了競選。負責監測全球經濟和社會政策的經合組織數據顯示，2024年流向其38個成員國的勞工移民減少了五分之一以上。這一降幅並非源於需求減少，而是更多地歸因於政治上對移民日益強烈的抵制，以及部分工業化國家更嚴格的簽證規定。不過，臨時性勞工移民的數量仍在持續增長。

少數國家主導降幅

經合組織高級政策分析師安娜·達馬斯·德·馬托斯（Ana Damas de Matos）向德國之聲解釋道：“永久性勞工移民的減少，主要歸因於英國和新西蘭的政策變動。” 在新西蘭，這一降幅與疫情後一項一次性居留政策的終結有關，該政策曾允許超過20萬名臨時移民及其家屬獲得永久居留權。該國此項目前規模最大的一次性居留計劃已於2022年7月到期。英國在脫歐後改革了針對醫療和護理人員的簽證規定，收緊了雇主申請標准並排除了家庭成員隨行，導致簽證申請量急劇下滑。

經合組織認為，此類限制使醫療衛生行業面臨尤為嚴峻的人力短缺。曾為聯合國及印度政府提供咨詢的移民專家西塔·夏爾馬（Seeta Sharma）因此認為，英國對國際學生實施更嚴格的規定不僅無益，反而適得其反。“從留學到工作的過渡通道如今受到限制，”她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表示，“這將導致入學申請減少。比如印度人，如果畢業後沒有明確的發展前景，他們就不會再花大價錢去海外留學。”

經合組織的報告顯示，印度是去年其成員國最大的勞務輸出國，人數達60萬，其次是中國和羅馬尼亞。

美限制措施重創科技業

在美國，拜登政府時期就引入了更嚴格的H-1B簽證上限，這是科技、工程和醫療等領域外國專業人士在美工作的主要渠道。如今，特朗普已將雇主需支付的簽證費用從之前的2000至5000美元大幅提高至10萬美元，並試圖限制所有領域的永久定居機會。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提高了技術移民簽證的薪資門檻，加拿大也調整了臨時工人的相關政策。北歐國家同樣出現了工作類移民的大幅減少，僅芬蘭一國就比前一年下降了36%。

在德國，前總理肖爾茨（Olaf Scholz）收緊的移民政策導致去年永久移民流入量下降了12%，當年共有58.6萬外國工人入境。持工作簽證入境的人數比前一年減少了32%。現任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 又譯“默茨”）領導的政府進一步擴大了這些改革措施。

柏林洪堡大學經濟學教授赫伯特·布呂克（Herbert Brücker）認為，這將給德國經濟帶來隱患。“多年來，德國平均每年受益於55萬人的移民流入，”布呂克告訴德國之聲，“我們需要移民來填補退休工人留下的空缺。沒有他們，我們無法維持勞動力供應的穩定。”

歐洲對移民需求依然強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2019年至2023年間，歐盟創造的就業崗位中約有三分之二是由非歐盟公民填補的，這凸顯了歐洲對移民勞動力的依賴程度。據國際勞工組織（ILO）估算，2022年全球共有1.677億移民工人，佔全球總勞動力的4.7%。其中超過三分之二（1.147億）生活在高收入國家。

盡管2024年數據有所回落，但全球勞工移民的總量仍高於疫情前水平。然而，經合組織的報告揭示了一個現象：政治阻力可以突然遏制移民流入。這種阻力往往源於對非法移民的恐懼，而非經濟需求——事實上，目前的經濟需求仍處於歷史高位。特朗普當前的議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態勢。自今年1月上任以來，他頒布了多項旨在同時遏制合法和非法移民的行政命令。其政府辯稱，這些措施對於保護美國工人和確保建立完全基於技能的體系是必要的。

要臨時簽證，不要永久居留

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雖然2024年永久移民數量下降，但臨時或季節性勞工移民保持穩定。這反映出各國政府更偏好短期計劃，因為這賦予了它們隨意擴大或收縮規模的主動權。“這種心態就是：‘我們需要人的時候就讓他們進來，不需要的時候就關上門——除此之外，我們不希望其他人永久留在我們的國家，’”移民專家夏爾馬感嘆道。

季節性和臨時工項目在澳大利亞、歐洲和北美依然搶手，主要用於短期補充農業、護理和建築行業的人力。但經合組織發現，針對技術人員和其他高技能人才的臨時移民項目也正變得越來越普遍。

官僚主義讓移民人才“低就”

經合組織不僅敦促發達國家吸引更多勞工移民，還建議它們專注於更好地將移民融入勞動力市場。該組織將語言培訓、社會服務以及學歷技能認證列為關鍵要素，以幫助外國工人在東道國充分發揮其價值。現實中，他們從事的工作往往遠低於其實際受教育水平。

同時也擔任德國就業研究所（IAB）移民研究負責人的布呂克教授指出，這主要歸咎於緩慢且官僚化的審批程序。那些本應提升歐洲最大經濟體吸引力的改革，最終卻在繁瑣的官僚主義面前碰壁。“學歷和職業培訓的認證往往耗時數年，這讓技術工人很難來到這裡，”布呂克告訴德國之聲，“結果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約300萬的工人缺口。”

政界也被敦促建立更清晰的路徑，允許臨時移民工人獲得永久居留身份，以確保人盡其才，緩解勞動力短缺。盡管特朗普經常積極談論對“基於技能的移民”的需求，但他重返白宮的第一年卻致力於破壞這些途徑。經濟需求與政治意願之間的鴻溝因此被進一步拉大。

夏爾馬指出，特朗普和其他右翼政客關於移民的憤怒言辭在國際上引發了“沖擊波”，直接影響了印度及其他地區民眾的看法，他分析稱：“來自一個不友好國家的反饋——比如那裡找工作很難——對全球移民流向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此外，美國對勞工移民的進一步限制可能會導致非法移民數量不減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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