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負成長 年輕世代對未來欠缺信心
洪浦釗／前東海大學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執行長、政治學博士
中國在春節期間推出為期一個月的網路整治行動，明令不得鼓吹不婚不育、挑動男女性別對立、渲染婚姻恐懼與生育焦慮。官方強調要營造「喜慶祥和、積極向上」的網路氛圍。然而，當生育率連續下滑、人口負成長成為結構現實之際，治理焦點卻落在輿論氛圍，而非制度條件，這本身就透露出一種深層焦慮。這種焦慮來自於一個無法直說的現實：當權力試圖壟斷對幸福的詮釋，個體卻用「集體不婚不育」作為無聲的異議。
對社會流動失去期待，生育下一代便不再是責任
中國人口已連續多年負成長，出生人口跌破8百萬，60歲以上人口比例持續上升。結婚登記數量多年下滑，即便短期回升，也難掩長期趨勢。至於年輕世代為何不婚不生，答案其實並不神祕：經濟壓力、就業不穩、房價高漲、教育與養育成本沉重，這些原因早已被反覆討論。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不是年輕人為何遲疑，而是當制度挑戰已然浮現，國家為何選擇從「言論管制」入手。
人口焦慮，表面上是生育率下降，實質上卻是對未來信心的鬆動。生育從來不是宣傳工程，而是一種對未來的投票。 當個體選擇是否組建家庭，本質上是在評估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生活風險。若對經濟前景缺乏信心，收入與職涯發展無法預期，生育自然成為高風險決策。若對制度保障缺乏信任，教育資源競逐激烈、醫療負擔沉重、社會安全網薄弱，婚育更像是一場豪賭。若對社會流動失去期待，認為下一代未必活得更好，生育便不再是責任，而成為難以承擔的負擔。
權力能讓反對聲音消失，無法強迫人民對未來樂觀
換言之，所謂人口危機，並非單純的價值轉變，而是信心轉弱。當年輕世代以不婚不生回應環境壓力，這是一種理性選擇的結果，而非情緒宣洩的產物。問題在於，當這種選擇被視為負面情緒加以整治，治理邏輯便出現了錯位。在市場經濟社會中，人口下降會迫使政府進行勞動市場與社福改革；但在高度集權體制中，首先被處理的往往是輿論。
不婚不育是結果，而非原因。結果反映的是結構壓力；但治理卻將焦點放在討論結果的人身上。禁止渲染生育焦慮、禁止挑動性別對立、禁止負面敘事，看似在維護秩序，實際上卻是在處理「訊號」，而非「問題」本身。管得了言論，能否管得了預期？壓低聲量，能否提升信心？當國家將人口問題視為輿論問題處理，實質上是把深層的制度挑戰轉化為表層的情緒管理。權力或許能讓反對的聲音消失，卻無法強迫人民產生對未來的樂觀。
當問題被定義為言論偏差，政策反思的痛覺亦隨之喪失
在高度集中的治理體系中，社會問題往往被理解為「失序」，而非「回饋」。但人口數字不是網路輿論的波動，而是結構條件的長期回應。若壓制對婚育壓力的討論，短期或許可以營造積極氛圍，長期卻可能削弱政策調整的動力。因為當問題被定義為言論偏差，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便被稀釋，政策反思的痛覺亦隨之喪失。
值得注意的是，當局同時推出結婚登記便利化、發放補貼、鼓勵婚育等措施。這些政策未必毫無效果，但若缺乏對就業穩定、社會保障、教育負擔與住房成本的結構性調整，其激勵效果往往只能短暫回升。生育決策的核心不在於流程是否便利，而在於生活是否可預期。
真正需要修復的，是人民對未來的集體信任
春節可以營造喜慶氛圍，卻無法營造生育信心。言論可以被整治，未來預期卻無法被命令。當年輕世代認為討生活已足夠艱難，自然不願讓下一代承擔更高風險。這不是價值鬆動，而是風險計算；不是對傳統的叛逆，而是對未來的不安。當個人將「不婚不育」視為最後的避險工具時，任何外部的宣傳都顯得蒼白無力。
人口焦慮的本質，是信心焦慮；治理錯位的關鍵，在於把結構問題定義為輿論問題。若制度無法回應風險來源，再多的宣傳與整治，都難以改變生育趨勢。當兩億多單身人口成為現實存在，這已不再是個人選擇的集合，而是一種結構訊號。真正需要修復的，不是網路情緒，而是人民對未來的集體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