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日「準同盟」的可能性─從安倍戰略遺緒到高市主張
湯名暉／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
當前美中競逐進入「全球性分工裂解」的新階段，傳統冷戰式的同盟體系逐漸鬆動，東亞迫切需要一種介於正式同盟與戰略合作之間的新型關係。基於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邊緣地帶理論」（Rimland Theory），台灣與日本正處於東亞邊緣地帶的交匯點，既是防禦中國的第一線，也是通往太平洋的門戶。
因此，在地緣戰略上，台灣對日本具有雙重價值：提供「戰略深度」，成為日本本土向外延伸的安全縱深，同時保障「供應鏈韌性」，確保關鍵物資與能源運輸暢通無阻。若台灣一旦被納入中國勢力範圍，日本西南群島的防衛線將失去屏障，沖繩乃至九州都將暴露於第一擊威脅之下；反之，透過某種「準同盟」關係維持台灣的事實自主，即可在區域戰略中取得寶貴的「地緣緩衝」（geostrategic buffer）。
正因如此，日本保守派開始醞釀所謂臺日「準同盟」（quasi-alliance）的戰略構想，以回應迅速變動的區域安全格局。這一構想並非僅僅出於外交辭令的試探，而是源自多年來東京對東亞安全架構的深層思考與不安。
在此情況下，日本開始討論是否應在美日同盟既有框架之外，發展某種「準同盟」，以備美國承諾不確定時，仍能確保台灣安全。但是任何美日同盟以外的實踐都將碰觸安保體系的天花板，在法律和制度上遭遇掣肘。即使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曾強調，台灣局勢攸關日本安全，「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準同盟」終究還須面對法律模糊、民意矛盾、美日同盟規範等現實約束。
從安倍到高市：日本對臺戰略的連續與演變
欲理解準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準同盟」構想，必須檢視過去十餘年日本對臺政策的戰略連續性和演變。自2012年第二次執政以來，安倍晉三堪稱將臺灣議題提升至日本國家戰略高度的開創者。在安倍主導下，日本於2013年首次制定《國家安全戰略》，提出「積極和平主義」理念。在對臺部分，儘管該戰略文件僅謹慎提及兩岸經濟互賴中潛藏的不穩定因素，但仍強調日本應立足美日同盟基礎提高自身防衛能力。
同年發布的《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進一步點出了灰色地帶衝突和中國海上軍事擴張等挑戰，主張建立綜合防衛體系並強化美日同盟。除了官方表態，安倍亦透過私人外交和智庫倡議，不遺餘力地呼籲強化對臺連結。
繼任的岸田文雄則在大體延續安倍對臺路線的同時，展現出務實且相對謹慎的一面。岸田出身自民黨內的宏池會派系，傳統上溫和且對華相對友好，因此他在臺灣問題上採取低調的非官方交流方式，以維持戰略模糊，不輕易刺激北京。儘管語調溫和，岸田政府在俄烏戰爭和中國對臺軍事施壓的國際背景下，於2022年底完成了對《國家安全戰略》與《國家防衛戰略》的重大修訂。
《新國家安全戰略》首度明確將臺海和平視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要素」，強調日本將在美日同盟及「志同道合國家」合作下強化自身防衛，並致力以外交方式化解爭端。《國家防衛戰略》亦點名中國對臺灣的軍事壓力及導彈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的事態，作為日本面臨的嚴峻安全挑戰。岸田的作為可視為對安倍戰略遺緒的務實延續：既強化軍備與經濟安全，又避免公開挑釁中國，在鷹派與穩健路線間尋求平衡。
2024年秋天，自民黨內中間派代表石破茂基本延續安倍時期奠定的對臺安全路線，強調堅守美日同盟並切實落實2022年戰略文件中所規劃的各項防衛力提升與經濟安全措施。值得注意的是，石破曾以「今日之烏克蘭可能是明日之東亞」警示區內安全風險，並首度倡議日臺之間建立「整合威懾」（integrated deterrence）架構。
然而，石破在公開談話中刻意避免重複安倍那句「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強烈表態。他深知臺灣安全確與日本息息相關，但也憂慮過度刺激北京可能引發中國的經濟制裁，並增加美日同盟承擔的風險與負擔。石破的立場凸顯出日本中間派的兩難：要對美國和盟友展示負責任的安全承諾，又須謹慎拿捏對華關係的分寸，不願使日本陷入前線對抗的險境。
作為安倍派系象徵性人物的高市早苗，認為川普時期一系列不確定作為已暴露美國對日本安全承諾的脆弱性。因此，高市主張日本應降低「對美安全傾斜」，強化自主防衛與多邊合作，尋求在美日同盟之外拓展戰略縱深。
她不僅定期參拜靖國神社，在意識形態上維繫強硬保守立場，還積極倡導修憲以明文賦予自衛隊合法地位，以及制定《國家情報局法》和《反間諜法》，顯示其對強化情報安全與反滲透的高度重視。這些主張實際上是對安倍路線更進一步的延續，甚至可說比岸田與石破更強調日本自身的戰略自主權與利益。
高市在對臺政策上的思路，與其說是憑空創想，不如視為承繼過往日臺互動基礎的水到渠成之舉。她提出建立日本版「經濟安全理事會」，深化日臺半導體供應鏈合作並加強敏感技術管控。有觀點認為，高市的某些激進構想在現階段更多是對內的政治宣示，意在爭取自民黨保守派支持。然而，高市論述畢竟觸及戰略現實，台積電在日本熊本設廠等事件使日臺經濟安全命運交織，半導體供應鏈已成為雙方利益交集的新核心。熊本縣是日本西南防衛的重要支點之一，一旦半導體等關鍵產業的供應鏈安全受到威脅，日本有可能將防衛考量延伸涵蓋台灣，以確保自身經濟與供應鏈安全。
制度基礎：漁業協議與海上合作打造「準同盟」框架
檢視臺日關係近年的發展，可以發現數個漸進累積的制度成果，為「準同盟」提供了潛在的架構基礎。首先，2013年簽署的《臺日漁業協議》在處理重疊海域時採取「擱置主權爭議、先行管理秩序」的創新模式，並設立漁業委員會作為年度對話機制。
2016年起兩國開展「海洋事務合作對話」，將海上搜救（SAR）、海洋科學研究與漁業管理等議題納入固定的跨部會協商管道，成為此後相關合作協定得以持續運作的「母體程序」。在這一平台下，2017年底臺日又簽署《海難搜救合作備忘錄》（SAR MOU），進一步為雙方在海上緊急救援領域建立起可長期延續的合作制度。
上述一系列協定為日臺實質合作搭建了穩固的下層結構。這種制度性的默契在近年開始從紙面走向行動：2024年7月，臺灣海巡署與日本海上保安廳即在日本南方海域首次實施聯合海上搜救演練。這被視為1972年日臺斷交以來罕見的跨境協同演練，標誌著雙邊簽署的SAR備忘錄真正落實。
更具前瞻性的是，2025年10月初，臺日雙方著手將此類聯合訓練常態化，並積極探討未來邀請「理念相近國家」觀摩或參與演訓的可能性。透過漁業、海洋對話、搜救演練等「低政治性」合作，台灣與日本正在形塑一個可擴充延展的合作框架，為未來可能的「準同盟」累積互信與實務經驗。
民意與派系：支持與隱憂並存的國內約束
雖然戰略與制度層面的進展為臺日「準同盟」構想提供了契機，但日本國內民意與政治派系動態同樣對該構想施加著重要限制。從輿論角度看，日本社會長期以來對臺灣懷有深厚好感，雙方民眾的情感連結堪稱東亞特殊現象之一。
皮尤研究中心在2023年的全球民調顯示，高達82%的日本受訪者對臺灣持正面印象。2024年，日本知名智庫聯合《產經新聞》進行的民調更顯示，有71.1%的日本民眾支持日本與臺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71.2%認為臺灣已是個獨立國家。這些數據反映出日本公眾對臺灣的好感度極高，支持加強日臺關係的氛圍濃厚。
然而，民意中的親臺熱情並不必然轉化為對軍事承諾的支持，感性與現實間仍存在明顯距離。同一份民調進一步揭示日本人對實際介入台海衝突的保留態度：儘管有46.6%的受訪者支持日本在台海衝突時提供法律所允許的支援，但明確主張日本自衛隊直接參與戰鬥的僅有12%。
《朝日新聞》的調查結果同樣耐人尋味：80%的日本人擔心一旦中國武力犯台，日本將捲入戰爭；56%的人認為日本自衛隊在台海衝突中應僅限於後方支援角色，只有11%支持自衛隊與美軍並肩作戰。可見，多數日本民眾雖情感上親近臺灣，但對於冒險涉入大國衝突依然高度警惕。
民意的複雜性也折射到自民黨內各派系的政治算計中。支持臺灣無疑可以為政治人物帶來輿論加分，在國內塑造強硬形象。特別是在中國對臺施壓日益加劇的背景下，表態協助臺灣有助於呼應選民的危機意識、凝聚保守基本盤。
然而，任何可能將日本捲入戰爭或引發中國經貿報復的政策，同樣面臨極高的政治風險。自民黨派系領袖即便有意競逐權力高位，也須權衡援臺所帶來的政治紅利與潛在代價。這種進退維谷的矛盾心理，使得日本政壇對「準同盟」議題顯得謹小慎微。
美日同盟本身的模糊性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日本國內的討論基調。華盛頓對台海問題態度含混不清的戰略模糊，反而而給予東京一定灰色操作空間，得以在不明言正式同盟的情況下探索加強臺日安全合作的可能。正因美日安保機制在法律和戰略上界線模糊，「準同盟」構想的定位亦不夠明確，無疑成為一大內在約束。
美日安保架構下的結構性制約
更高層次來看，制約臺日「準同盟」的還有美日安保條約所構築的區域安全架構。自二戰後，日本安全政策的基石一直是與美國簽訂的《日美安保條約》（俗稱美日安保）。早在1969年佐藤榮作首相與美國總統尼克森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雙方就確認「台灣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至關重要」，並同意美軍可以使用駐日基地應對台海緊急事態，這被視為美日安保中的「台灣條款」，為美軍干預台海危機預作鋪排。
需要強調的是，美日安保並非北約式的集體防衛協定，其適用範圍基本限於日本施政管轄下的領土。因此，台灣並不是很清晰地在日美安保第五條的明文覆蓋範圍內。加上美國對台政策基調長期是模稜兩可的戰略模糊，既不明說會不會在台海開戰時軍援台灣，也不公開放棄干預的可能性，日本基於憲法第九條和平主義的限制，更不可能單方面對台灣作出安保承諾。此種情況導致台海一旦生變，日美究竟如何應對，實際上存在相當大的灰色地帶。
儘管如此，日本對可能的台海危機早已進行多層次角色定位的推演：第一層次是聚焦自身防衛，確保日本領土，特別是沖繩等鄰近臺灣的南西群島不受攻擊，同時維護日本的海上交通線安全。這是日本在任何區域緊張局勢下的基本責任，也符合其專守防衛原則。
第二層次是為美軍提供後方支援，包括基地開放、情報共享、彈藥與燃料補給等後勤保障，以履行美日同盟義務。換言之，日本不直接參戰，但扮演美軍戰爭機器的支援角色。
第三層次則是有限度地行使集體自衛權，即在2015年新安保法框架下，若盟邦遭受攻擊且日本存立受到威脅的極端情況下，自衛隊可以脫離日本本土防衛範圍，對台海戰事進行間接的軍事介。然而，由於這涉及日本自衛隊實質上參與對華作戰，在日本國內和國際法上皆屬高度敏感選項，東京勢必慎之又慎。
近年來，隨著解放軍軍力投射能力增強，日本政府也意識到僅靠美日同盟既有框架，可能不足以充分因應台海周邊逐漸增加的灰色地帶挑戰和突發事態。日本防衛省正研議在美日軍事合作之外，強化與台灣在情報共享、海上巡邏方面的直接協調。這些探索顯示東京有意尋求在美日同盟之外，為支援台灣安全開拓新的路徑，多少反應高市提出的「準同盟」並非突發奇想。
然而，真正觸及「軍事同盟」層面的臺日合作，仍受制於民意和外交現實。即便有如高市般的政治人物鼓吹「準同盟」，其實際落地仍然面臨美日安保體系設下的天花板，在美國沒有改變戰略模糊之前，日本不太可能獨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