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毒油案引爆政爭——賴政府為何總是慢半拍？（2之2）
倪世傑／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六、反攻材料早已出現，府院整合戰線卻慢了一週
民進黨其實很早就握有反擊材料。7月15日，台中市議員江肇國已提出盧市府近年僅抽驗中聯油品一次；立委何欣純隨後追問盧秀燕八年任內的源頭查驗不足；19日，政論主持人李正皓也提出台中「苯駢芘檢驗零次」的質疑。然而，這些材料長期散落在地方議員、區域立委與政論節目之間。衛福部持續談檢驗與修法，黨中央沒有立即整合地方監管責任與相關資料，零星的反擊力道並無法匯聚為致命的一擊。22日賴清德否認「蓋牌」，陳培瑜指控盧秀燕主政台中期間極少抽驗中聯，且未檢測苯駢芘；蔣萬安任內同樣缺乏相關檢驗，卻將責任全數推向中央。7月23日，民進黨秘書長徐國勇進一步公布地方抽驗數據，指出台北市近三年、台中市近四年苯駢芘檢驗均為零，以「考零分怪爸媽」嘲諷兩位市長。 執政陣營至此完成新的定性，地方政府不再只是合作夥伴，也成為監管失職的責任主體。此時距離725遊行只剩兩天。民進黨手中早有反擊彈藥，卻因缺乏有效整合而徒然浪費先機，而藍白陣營主張「中央失能」的敘事卻早已深入人心，震傳媒的民調剛好證明了這一點。
再回到第四點。在大罷免失利後，各地的綠營政治力量與「台派」似乎視政治動員於畏途，放棄了在縣市層級在地抗爭的行動，一消一長之間，行政疏失甚為明顯的盧、蔣如入無人之境，讓射向中央的砲火這三餐連發且毋需擔憂後院著火。
七、政治攻防中消失的企業及其責任
當爭論按照蔣萬安鋪陳的劇本推進，焦點集中於「政府蓋牌」、「重新上架」、「誰應道歉」與「誰該下台」時，中聯、福壽、福懋、泰山等直接涉案企業，幾乎從藍白的責任框架中消失。輿論因而追問，相關企業與藍營之間的政治獻金關係，是否影響了責任對象的選擇，使攻擊中央成為轉移企業及台北、台中兩市監管責任的煙幕。即便台北市衛生局在黃建華28日坦承，近三年油品抽驗主要檢測重金屬與反式脂肪酸，未將苯駢芘列為常規項目，這項地方監管缺口依舊未能進入藍白陣營建構的責任圖像。蔣萬安得以一邊把中央政府推上被告席，一面讓自己所領導的地方政府退居下架執行者的安全位置，食安究責也就成一場服務個人政治利益的責任轉移，實質造成安檢破洞的蔣萬安不僅安全下莊，甚至還晉升為台灣政治人氣王。
八、科學數據再次被民粹政治踩在腳下
中聯案再次暴露台灣食安政治最惡劣的一面。政客刻意鼓動恐懼，讓科學退出公共討論。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毒物中心主任顏宗海指出，苯駢芘進入人體後，經肝臟代謝形成可與DNA結合的活性代謝物，增加致癌風險，攝取新鮮蔬果有助代謝排出；衛福部副部長林靜儀提醒，炸雞排等油炸、燒烤食品同樣會產生苯駢芘，卻被藍委賴士葆譏諷為「偷換概念」與要求國人拒吃雞排。原本用來說明暴露程度與日常風險的科學解釋，迅速被污名化為「替毒油洗地」。超標產品固然必須下架究責，但刻意把一級致癌物渲染成吃一口就會致癌，同樣是在欺騙民眾。
從美牛、美豬的萊克多巴胺爭議至今，政黨是否尊重科學，往往取決於自己身處執政或在野的位置。不負責任的政客明知風險存在高低差異，仍選擇放大恐懼作為鬥爭資本，再把任何科學說明打成替執政者護航。這種將把恐懼打包販售成民意的政治風氣，才是比任何一次食安風暴更難清除的慢性毒素。
九、賴政府為何總在別人設定的戰場上挨打？
從2024年的國會職權修法、大法官人事同意權與《憲法訴訟法》門檻，到2025年的總預算大幅刪凍及大罷免，賴政府反覆落入相同節奏。藍白先以「國會改革」、「監督政府」、「刪除浪費」完成政治行動命名與定性，府院黨隨後才用釋憲、覆議、法條與預算數字逐項答辯。國會職權法修法後，賴清德宣布聲請釋憲；同年12月，七名大法官被全數否決，立法院又提高憲法法庭的評議門檻。2025年總預算遭大幅刪凍，行政院也只能在事後說明政務如何窒礙難行。 大罷免延燒多時，賴清德直到2025年6月28日才公開宣示民進黨「與公民同行」。
這無疑反映一種根深蒂固的治理文化。賴政府似乎總是落後於時與勢的變化，以至於向社會說明的速度與效果總是差強人意；府院黨與地方民代又經常各自作戰，彷彿擔心主動定調會被批評製造朝野對立。結果是對手已經迅速地生產出敵人、口號與衝突場域，賴政府卻仍在縫縫補補。不諱言，蔡英文前總統在新手上路階段也浮現類似的問題，直到2018年底地方選舉大敗後為一改「神隱少女」的封號，推出「迴廊談話」，直接與社會溝通，之後隨即任命蘇貞昌擔任閣揆後，終於呈現積極與社會溝通的氣息。
賴卓如未直面「政治」與「公共行政」之間本質上的差異，並企圖以後者的完備取代前者的交鋒，徒然將議題定性與定調的先機授人以柄。因為議題框架設定講究第一時間界定問題、責任與行動方向，正如美國政治學者夏茲史奈德（E.E. Schattschneider）在名著《半主權人民》（The Semi-Sovereign People）所言：「政治的本質，在於對衝突的定義。」賴政府每每將政治傳播放在政策完成之後，沒有將議題定性、定調與社會動員的工作視為競爭型民主政治本身的組成要素時，這種因擔心製造朝野對立倡言「中央與地方合作」，並退回到技術層面處理，實則讓渡了政治經徵中最寶貴的詮釋權，讓對手得以迅速擴大衝突半徑，開闢出更寬廣的戰場。
失去定義現實的能力，也將失去執政正當性
台灣食用油內含苯駢芘的標準比照歐盟，每公斤2微克，中國則為10微克，足足相差五倍的背後，說明決定食安標準的無非就是政治力量。然而，賴政府面對來勢洶洶的在野黨，雖有少數口才便給的閣員如梁文傑、徐佳青、張惇涵能在各自主管領域掌握論述的主動權，卻也映照出整個府院黨始終缺乏一套在危機初期迅速完成定性、定調與分工的政治傳播應變機制。
你以為你在治國，反對黨其實早已在自己設定的議程下實現了另一種治國模式。這兩年多以來，賴卓體制的執政經驗，顯示其在定義衝突、設定議程與組織社會支持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賴卓即使仍坐在駕駛座上，國家大政的方向盤卻屢屢被反對黨搶在手裏。民主政治沒有等待真相自行發聲的空白時段。長期失去定義現實的能力，最終也將失去執政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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