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專題》選址條例卡關、正確認知不到2成、燃料池只夠再跑5年：「核廢有解」離「解」有多遠？

賴清德為核能政策轉向設下3個原則：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共識。

這3句話都重要，但最難的，其實是中間那一句。

核安無虞，至少有核安會的審查程序；社會共識，還有公投、選舉與公共辯論可以檢驗。唯獨「核廢有解」，台灣講了幾十年，卻連真正要怎麼解、由誰解、在哪裡解，都還沒有走到社會能共同面對的階段。

更刺耳的是，連負責解題的辦公室都坦承，題目還沒真正進考場。

經濟部2025年初成立「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負責推動高階核廢料選址立法，原本預計在2025年底提出「高階核廢料選址條例」草案，進度卻陷入遲滯。

辦公室主任杜文苓受訪時說得很坦白：外界報導的「回頭機制」、「縮小公投範圍」等設計，都只是辦公室提供的技術面立法建議，尚未獲主管機關經濟部證實；至於草案進立法院這一步，她說「還沒有信心」。

這句話很重。

因為它等於承認，台灣核廢料問題不是只差一個工程方案，而是連最基本的政治決策與社會溝通，都還沒有真正準備好。

辦公室自己做的民調更殘酷：社會對高階核廢料具正確認知的比例不到2成。

換句話說，「核廢有解」的第一道關卡不是地質，不是技術，不是經費，而是8成以上的國人可能還不知道題目長什麼樣。

可是時間不等人。

依核安會統計，核三廠燃料池已存放3785束用過核燃料。若核三重啟，剩餘空間估計只夠再運轉3至5年。

這代表什麼？

代表高階核廢問題不是2030年以後再慢慢談的題目，而是只要核三真的要重啟，燃料池空間就會立刻變成倒數計時器。若在3至5年內沒有具體進展，重啟後的核電廠，很可能再次被自己的廢料噎住。

中期貯存的進度，也走得很艱難。

核一室外乾貯到2024年，才完成台灣核電史上第一次「燃料棒吊離燃料池」。核二室外乾貯2024年12月開工，預計2026年完成土建、2027年才可能取得運轉執照，而且與新北市府之間的水保訴訟陰影仍未散去。

核三的室內乾貯，還要等屏東縣政府同意，從施工到取得執照可能耗時7年。

這些時間表攤開來看，會發現台灣不是沒有做事，而是每一步都慢，每一步都卡，每一步都在地方政治、行政程序、社會不信任與技術審查之間拉扯。

更不用說最終處置場。

台電原本規劃2028年公布候選場址、2055年完工，但環保團體早已直言，這個目標不可能達成。至於存放蘭嶼的低階核廢料，遷出承諾已經懸宕超過20年，這更是台灣核廢治理最難被社會信任的歷史傷口。

所以，當政府說「核廢有解」，社會真正想問的不是有沒有口號，而是：過去承諾都沒有兌現，現在憑什麼相信這一次可以？

那麼，「有解」的世界到底長什麼樣？

全球最接近營運的答案，在芬蘭。

芬蘭Onkalo地下處置庫從1980年代啟動選址與地方溝通，2005年動工，興建成本近9億歐元，預計2026年啟用。從第一場說明會到第一桶廢料入庫，芬蘭用了超過40年。

40年，不是因為芬蘭人技術落後，而是因為核廢料不是普通公共工程。

它處理的不是一屆政府的政績，而是跨世代風險；它需要的不是一次環評過關，而是地方社會長期相信政府、監管機構與業者不會欺騙他們。

Onkalo成功的關鍵，表面上是穩定地質，真正核心卻是信任。

處置場設在居民與核電廠共處數十年的歐基盧歐托。政府、監管機構與業者分工透明，把「安全文化」當成跨世代工程來經營。地方不是突然被通知要接收核廢料，而是在長期資訊公開、參與討論與制度信任中，慢慢形成接受基礎。

反面教材則是美國育加山。

美國1987年就選定育加山作為高階核廢處置場址，卻因地方共識不足、政治反彈不斷，投入約150億美元後，計畫在2010年中止，完工遙遙無期。

一個芬蘭，一個美國，放在一起看，只說明一件事：核廢料的終點站，不是用錢和技術買來的，而是用幾十年的誠實溝通換來的。

把芬蘭的時間表疊到台灣身上，殘酷的算術就出現了。

Onkalo花了40多年，台灣的選址條例還沒進立法院；芬蘭用長期信任換來地方接受，台灣社會對高階核廢料具正確認知的比例不到2成；核廢最終處置需要跨世代工程，台灣若要重啟核三，燃料池留給「有解」的空間卻只有3到5年。

這就是台灣核能政策最尖銳的矛盾。

我們開始重新談核能，是因為AI、半導體、低碳轉型與能源安全逼台灣不能再排除穩定電力選項；但我們一碰到核廢，馬上又回到過去幾十年的老問題：最終處置沒有場址，中期貯存卡在地方，低階核廢承諾未兌現，高階核廢認知不足，社會信任更是薄弱。

國原院研發中的ADS技術，確實給了未來一條值得投資的長期路線。

如果技術成熟，它有機會把高階核廢貯存時程從數十萬年縮短到千年以內，也讓高階核廢料大幅減量。這是重要的科技突破方向，台灣應該投入，也應該把它放進長期能源戰略。

但必須誠實說，這不是眼前的解方。

ADS是10年後、甚至更長期的技術路線，救不了5年內的燃料池壓力。它可以讓台灣看見未來，也可以降低後代負擔，但不能拿來替當下的選址、乾貯、地方溝通與制度責任背書。

「核廢有解」這4個字，真正的考驗不在技術路線圖上，而在政府敢不敢把問題原封不動告訴社會。

敢不敢說：核三若重啟，燃料池只剩3到5年的空間。

敢不敢說：高階核廢選址條例還沒進立法院。

敢不敢說：社會正確認知不到2成，表示政府過去根本沒有把問題講清楚。

敢不敢說：蘭嶼低階核廢遷出承諾拖了20多年，已經嚴重傷害人民對核廢治理的信任。

敢不敢說：芬蘭用了40年，台灣不可能靠一次政策轉彎，就把幾十年的欠帳一筆勾銷。

這些話不好聽，卻是核能討論重新開始的前提。

因為核廢料最怕的，不是反對聲音，而是不誠實。

只要政府把問題講完整，社會才有可能理解選項；只要政府把代價攤開，人民才有可能判斷要不要承擔；只要政府承認過去的拖延與失信，地方才有可能重新坐下來談。

核廢有解，不能只是一句政策門檻。

它必須變成一套可檢驗的時間表：選址條例何時送出？中期貯存何時完成？地方如何參與？低階核廢如何處理？高階核廢如何讓社會真正理解？新型技術如何投入？每一任政府如何被迫接續，而不是每一次選舉後重新歸零？

芬蘭的40年證明，核廢料無解的從來不是地質，而是政治是否願意誠實、制度是否能夠持續、政府是否敢把不討喜的真相講完。

台灣的倒數計時器，已經和核三的燃料池綁在一起。

如果「核廢有解」只是用來打開核能大門的漂亮句子，那它很快就會變成下一場政治反噬。

如果「核廢有解」能逼政府從今天開始，把選址、乾貯、技術、地方信任與社會教育一起推進，那麼這4個字才有可能從口號，變成台灣重新面對能源現實的第一步。

AI時代的電力主權戰已經開打。

但台灣要上車以前，必須先回答一個最老、也最難的問題：我們願不願意開始誠實處理自己留下來的核廢料？

（圖片來源：AI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