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文炳觀點：紀念一個走遠的年代─悼陳映真

在徬徨青春時，邂逅陳映真的小說，於我，就如暗夜的明燈、密室的窗口。他不似同時期閱讀的七等生作品，那麼孤絕自傷；也不像宋澤萊的作品，憤懣無助；陳映真的小說，在悲愴中，彷彿還指引著一處閃爍著微光的出口。

一九八○年代初，進入《夏潮論壇》短暫的工讀，讓我有機會認識小說之外的陳映真。魁偉的儀態、侃侃而談的低沉聲調，令人如沐春風；而山城小樓夜談的堅毅神情，至今回想，猶自動容。

只是，在時代的路口，我們畢竟要錯身而過。

因著海峽兩岸局勢的變化，他與他那一代的統派，在親睹多年想像的祖國時，那種「為伊消得人憔悴」的不悔，我可以理解，但難以認同。他是性情中人，在面對「真理」時，終究還是選擇了感情用事。

然而，這些都無損於我對他的懷念與敬意；也許，一種源於個人生命力的感動，是無關歷史與是非的吧！

夕陽‧大豐路‧蘇慶黎

一個時代走遠了，如今，我們如何才能跟孩子們訴說，曾經有過那麼一個年代，有些革命，有些浪漫，還有很多很多的悵然……。

長長的大豐路，寧謐得彷彿沒有止境；只在午後孩子放學時，才會帶來一陣喧鬧。1983年夏天，我經常一個人來回穿梭其間，只有拉得長長的身影陪伴。有一天，我很高興發現，街道的盡頭，竟然還有一輪紅橙橙的夕陽斜掛。

夏潮雜誌社，就座落在新店大豐路寧靜的巷弄裡，三房一廳的公寓一樓。那年暑假，汪立峽介紹詹偉雄和我去夏潮應徵編輯的工作。那時，三升四的詹偉雄才氣橫溢，在我們這個圈子已有些名氣；而一升二的我，則是一個憂鬱、渾噩的虛無青年。

我記得，我們是一起去應徵的，詹偉雄帶了一些作品，面談完就先走了；我則被留下來筆試。「你把這個寫成一篇讀者投書！」三十六歲的女總編輯拿著前期一篇談環境保護的文章給我。半小時後，我把一張五百字的稿紙給她。

「文筆還可以，但觀點有點弱。」她說。蘇慶黎，那想穿透人心的眼神、那堅毅緊抿的嘴唇，從一開始就讓人印象深刻。

隔天，我們就開始了人生第一份「黨外雜誌」的編輯工作。詹偉雄擔任採訪編輯，我做文稿編輯，除了修稿、下標、寫讀者投書外，還要負責把手寫稿送到位於景美橋旁的家庭打字行打字；於是，我就經常一個人來回穿梭在寂靜的大豐路上。

對我而言，夏潮的工作主要還是經濟考量，只是雜誌社的人文性格，更讓我感到自在而已。要到後來，我才漸漸了解，其實那時我們正見證了台灣主流反對勢力的移轉──統一左派凋散，獨立右派崛起的一刻。

台灣統派從228的武裝暴動、到白色恐怖時期的地下黨活動，再到七○年代末期的文化抗爭；1983年夏天，當我們來到夏潮時，代表這三個時期的人物正齊聚在此：在埔里山區打過游擊戰的陳明忠、籌組左翼讀書會而下獄的陳映真、台灣共產黨領導人蘇新之女蘇慶黎。

當然，那時我只是外圍的外圍，很多事情的脈絡，也只能隨著歲月的增長，才有能力回頭張望。然而，當初那種在山城小樓夜談的革命情愫，以及人文關懷的浪漫，卻是至始至終難以忘卻的。

我們才做了四、五個月，1983年初冬，夏潮就因財務問題（也許還有路線問題吧）結束經營了。1984年春天，蘇慶黎赴美進修前夕，夏潮聯誼會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行的歡送會，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和陳映真。後來，偶爾也聽到他們往來兩岸的消息。

30年來，統派由蟄伏島內，到回歸中國；獨派從流亡海外，到問鼎政權。然而，無論統獨，對那些已然暮年凋零的老一輩革命家，甚至是庸碌如吾輩者；我想，從時間的長河來看，其實都是歷史選擇了我們，而不是我們選擇了歷史吧。

午夜讀起陳明忠的回憶錄，就如同青年時期讀陳映真的小說一樣淒然。當時代的巨輪挾沙石俱下時，所有巨大的悲苦和創傷，也都只能剩下細微的嘆息而已吧；或許，幸運地，在午夜邂逅幾個迷離的心靈。

再次聽到蘇慶黎的消息，已經是2005年的事了；朋友說，她在前一年的秋天已在北京病逝……。

一個時代走遠了，而我終究也只能勞勞碌碌地奔波營生。多年來，在這座盆地城市四處移居，卻再也沒有去過大豐路了。

幾個月前，住在附近的朋友提及：大豐路兩側公寓已多處改建大樓了，恐怕不再是往昔的光景。我一時啞然，而無能問出口：那午後還聽得到孩子的喧鬧聲嗎？那還有一輪紅橙橙的夕陽照映孤寂的身影嗎？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資深編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