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利非貪腐？　在新加坡和日本會怎麼看

內閣閣員之死與社會的廉潔底線

在亞洲反貪腐歷史上，新加坡的鄭章遠與日本的松岡利勝是兩位最具代表性的內閣官員。他們因捲入貪汙或政治資金醜聞而選擇自殺，以生命承擔政治責任。他們的悲劇不僅是個人命運的終結，更映照出不同國家對廉潔政治的制度要求與文化底線。

鄭章遠：新加坡廉潔政治的試金石

鄭章遠自1979年至1986年間擔任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是李光耀總理時期備受倚重的核心閣員。1986年11月，新加坡貪汙調查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 CPIB）指控他於1981與1982年分別收受50萬新幣賄款，涉嫌協助開發商取得公共土地使用權。

在調查展開後，鄭章遠曾希望求見李光耀以緩解壓力，但遭拒絕。三天後，他於住處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並留下遺書向李光耀表達歉意與羞愧：

「過去兩週，我極度痛苦。我為這起不幸事件的發生感到內疚，並認為我應該承擔全部責任。作為一個正直的東方紳士，我必須為錯誤付出最高代價。」（中譯）

1987年，李光耀在國會公開朗讀遺書，強調只要有證據，任何部長都無法逃避調查與審判。儘管鄭章遠未被正式起訴，CPIB依法偵辦的決心強化了民眾對政府廉潔形象的信任。

鄭章遠案不只是一場政治醜聞，更是新加坡建立廉潔政治的重要里程碑。官員一旦涉貪，無論位高權重，皆無豁免權。他的自殺反映了新加坡對個人榮譽與制度正義的雙重重視，奠定了「廉潔即榮譽」的政治倫理。

松岡利勝：日本武士道文化的縮影

2006年，松岡利勝出任日本農林水產大臣，卻於次年5月28日在國會質詢後，返家自縊身亡，享年62歲。他被指控在政治資金報告中虛報2,800萬日圓的水電費，並涉嫌收受林道工程企業的不當捐款。松岡在遺書中寫道：

「因我的無知和不當行為引發風波，我深感歉意。我將承擔責任，並以生命道歉。懇請原諒。」（中譯）

松岡是二戰後首位於任內自殺的日本閣員，其事件震撼全國，導致安倍政府聲望重挫，進而推動政治資金改革，如要求5萬日圓以上支出需附憑證。

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稱松岡為「真正的武士」，點出日本武士道文化對名譽與責任的極致追求。在日本，政治人物即使未被定罪，一旦涉入醜聞，常需引咎辭職，甚至以死謝罪。這種「恥感文化」根植於社會，使政治責任超越法律，成為道德與榮譽的試煉。

新加坡：制度驅動的典範

在制度設計與社會文化層面，新加坡、日本與台灣對於廉潔政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與治理邏輯。

新加坡認為，廉潔社會不僅仰賴政府清廉，企業與民間的賄賂、暗盤與對價交換亦會侵蝕公共治理、破壞法治。《預防貪汙法》（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 PCA）適用於公私部門，打破僅聚焦公務員貪瀆的局限。

該法規定收賄與行賄同罪，最高可處5年徒刑與10萬新幣罰金；若涉及公共部門或政府合約，刑期可達7年，部分案件可加鞭刑。即使收受報酬與圖利無關，仍可能構成犯罪；若資產與收入不符，行為人須自證清白，否則推定與貪汙有關。

這種「舉證責任倒置」雖引發人權爭議，但在新加坡廣為社會接受，輔以嚴謹的程序保障與全民對廉潔的高度共識，而且CPIB直屬總理府，獨立性與威信確保執法不受干預。

2022年，CPIB共立案83件案件，71件來自私部門，僅12件涉及公部門，顯示新加坡已將反貪視為整體社會倫理，而非僅針對公職人員。

新加坡也不僅靠刑罰震懾，還透過高薪養廉、透明流程、全民教育等配套措施，將廉潔內化為社會文化的共識，官員亦普遍視職位為一項榮譽。

新加坡也不僅靠刑罰震懾，還透過高薪養廉、透明流程、全民教育等配套措施，將廉潔內化為社會文化的共識，官員亦普遍視職位為一項榮譽。（新加坡政府機關／維基百科）

日本：文化驅動的約束

《政治資金規正法》要求政治人物詳實申報收支，但罰則相對輕微，虛偽記載或不記載的罰金僅為5萬日圓以下，遠低於實際違法所得。然而，在日本的傳統文化，國民有強烈的羞恥感，高度重視名譽與責任，延伸出「責任政治」與「武士道文化」的結合，對貪汙形成強大的無形約束力。

這樣的「恥感文化」深植於日本社會的集體意識，個人的名譽不僅關乎自身，更牽動家族、政黨乃至整個政治體系的聲譽。政治人物涉案後，不僅個人名譽受損，連帶家族、政黨都會蒙羞，此「連坐文化」使政治人物必須謹慎行事。

在日本，名譽與社會觀感凌駕於司法判決，這種文化雖帶有悲劇色彩，卻也讓廉潔標準內化，成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極端的「以死謝罪」反映日本社會對政治責任的嚴格要求，任何不當舉動都可能招致無法承受的良心譴責，而形成了獨特的政治倫理。

再者，透過媒體全方位的監督，政治人物因醜聞下台的案例屢見不鮮，如2007年農林水產大臣赤城德彥也因政治資金問題辭職、2012年法務大臣田中慶秋因接受暴力團體捐款而下台、2019年經濟產業大臣菅原一秀因涉嫌賄選辭職。這些案例在在顯示，日本政治人物會因事件萌生羞恥感而主動負責的態度。

台灣：制度與文化的脫節

台灣的《貪汙治罪條例》刑罰較新加坡與日本嚴峻，收賄或侵占公款可處10年以上徒刑，甚至無期徒刑，圖利罪至少五年以上；另有財產來源不明罪，採舉證責任倒置。

然而，社會風氣卻常出現「無官不貪」、「水清無魚」的同情氛圍，將涉貪者視為體制的犧牲品，甚至認為「僅圖利他人未收錢」，試圖為貪腐開脫。

俗話說：「當官若清廉，吃飯得拌鹽」，形容當官只靠基本俸祿而不貪汙，生活將過得清苦。這種語言為貪汙提供合理化的藉口，更反映社會對廉潔政治的不信任。

政治人物涉案時，常以「政治打壓」或「選舉操作」為由，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削弱司法的公信力，助長民粹操作與金錢政治，使「清廉」淪為空洞的口號。

台灣的選民重視私利而非公益，期待「選民服務」多於對公共政策的監督，對政治操守要求低落，導致廉潔文化難以扎根，司法成為止痛劑而非預防針，逐漸失去實效。

史有明鑑，社會常迷信亂世用重典，但中國明代的重典與錦衣衛亦無法杜絕腐敗。有時反而是「嚴官府出厚賊」，顯示單靠嚴刑無法彌補文化上的空洞。

真正的廉潔政治須從文化改造與社會共識著手。唯有全民對貪汙零容忍，改變投票行為，廉潔政治方能成為民意所向與社會共識。

結語

鄭章遠與松岡利勝的悲劇顯示，極端的個人結局並非法律定罪，而是社會文化與制度的壓力，凸顯出不同的政治文化呈現強烈的對比。

新加坡以制度為本，強調執法不分親疏；日本以武士道文化為魂，將名譽與羞恥內化為政治倫理；台灣則以重罰為嚇阻，卻因文化與制度的脫節，難以將廉潔內化為社會的共識。

台灣若要實現真正的廉潔政治，必須從文化重塑著手，培養全民對貪汙的零容忍態度，並徹底改變投票行為，方能讓廉潔成為政治文化的堅實底線。

※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台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