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線上的法與情系列之二】善終之路病人自主或醫師做主？　病主法啟動難上加難

《病人自主權利法》生效即將屆滿2年，這部本意在保障病人臨終前能夠以自己的意願善終的進步法律，實施起來效果是不是真的如立法時的預期？鏡週刊追蹤了多個個案和多位醫界相關人士，發現從醫病雙方知識和觀念的落差，到健保制度配套不及，都讓病主法遲遲無法啓動，讓重症病患和家屬殷切期盼的「善終」難如願到來。

53歲的林雯（化名），才送走哥哥不到一個月，就面對母親確診肺癌第四期，讓她幾乎承受不住。林雯的哥哥罹癌時才42歲，因為年輕，主治醫師傾全力醫治。8年來，他做了7次化療、上百次放射治療，到最後2年內開了4次刀。其實治療已經起不了任何作用了，大家卻不清楚何時該踩煞車。

林雯的哥哥死前一週還在洗腎，脖子氣管切口接著呼吸器，全身插滿管子，掛著尿袋，中央靜脈管因為已經打到找不到血管，只好打到大腿內側。家人在醫師宣布病危後，決定不再急救，才避免了「死亡全餐」---- 插管、壓胸、電擊的凌遲。

「當醫師宣布他不行後，為什麼不能撤掉所有管子，將他轉到一般病房，讓家人陪他？為什麼末期病人一定要死在加護病房？」林雯說，護理師通知哥哥過世時，提到他前一晚有醒來，一想到哥哥臨終時，沒有親人在身邊，最後孤單地死去，她不禁掉淚。原本加護病房成立的本意，是為了暫時維持病人生命以待日後成功康復，現在卻成了許多康復無望者度過人生最後階段的地方。林雯決定，日後不會讓母親將時間花在沒有意義的醫療處置上，因而喪失跟家人相處的機會。她要為母親的善終預備。

簽了《病主法》，就能保證善終嗎？

母親開始服用標靶藥物後，林雯就帶她去醫院做「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依《病主法》規定，簽署預立醫療決定，選擇當生命來到末期，不接受續命醫療，確保臨終時好走，「我們母女倆當時彷彿吃了定心丸，感覺『穩觸觸』（台語：篤定可靠）。」採訪林雯時，她母親已過世半年多，可是，當林雯憶及母親在醫院最後一個月的經歷，嘆氣說：「我以為我媽會安詳往生，可事實上沒有。直到她斷氣那一刻，《病主法》都沒辦法啟動。」

2019年1月開始施行，即將滿兩年的《病人自主權利法》，讓患者拿回自己醫療的決定權，讓在他意識清楚時的主張，獲得法律保障。《病主法》擴大了《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只限於末期病人病危後拒絕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限制，增加其他四款臨床上仰賴維生醫療的非末期病人拒絕醫療的權利（見圖表）。到底《病主法》需要有哪些條件配合，才能確實執行病人的意願，保障病人的善終權？目前在臨床上，到底遇到什麼困境？

母親罹癌後，林雯就不斷沙盤推演母親日後可能會遇到的各種狀況。她也開始了解安寧緩和醫療。林雯希望安寧團隊早點介入，是因為如果之後要啟動母親的預立醫療決定，需要兩位專科醫師確診，兩次安寧緩和團隊照會。安寧緩和科醫師早點介入，才有時間了解母親的病情，並建立信任關係。在母親剛確診罹癌四期時，林雯就曾詢問醫師助理，可否照會安寧緩和醫療科？對方認為，沒有必要。母親服用標靶藥物半年後，林雯又問母親的主治醫師，可否找緩和醫療的團隊一起評估病情。醫師一口回絕：「你媽還早，沒必要！」他認為，林雯的母親還不到末期。

「目前《病主法》在宣示個人的自主決定上，意義重大，但是在臨床執行起來的確很困難。」奇美醫院緩和醫療科主任謝宛婷說，病人就算決定不用鼻胃管等維生醫療，但依《病主法》仍然需要照顧，而目前健保沒有針對這些項目給付，醫院必須自己吸收產生的費用。或者醫院還是要以「安寧緩和醫療」申報給付。這就牽涉到第二個問題，「安寧條例只適用『末期』病人。」但病到什麼狀況才會被認定為「末期」，醫師的意見很分歧。

醫者對於生命末期的看法分歧

對於何謂「生命末期」，根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是指「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所謂近期，醫界實務上有以6個月為參考標準，但是，也有醫師認為3個月才叫末期；甚至有醫師到病人死亡那一天都不認為病人是末期，還讓病人洗腎。醫界對疾病末期沒有共識，影響了病主法的啟動。

健保制度影響著醫者對「疾病末期」的判斷。以腎臟病為例，據台大安寧緩和科醫師蔡宏斌的博士論文的研究指出，「台灣代表性的腎臟科醫師當中，有超過半數不贊成『半年內死亡的腎臟病人』叫末期。」再以糖尿病來說，當有些醫師覺得病人因傷口嚴重感染潰爛已來到末期，有醫師卻認為，病人還可以截肢，不到末期。可是病人很可能下一刻就因敗血症離開。

一位不願具名的內科醫師受訪時認為，許多專科醫師做久了，「專」到忘記病人，只記得器官，肺差就插呼吸器，心臟不好就做支架，腎衰竭就洗腎⋯看不見病人短時間已出入醫院多次，生命已經進入末期。陽明大學附屬宜蘭陽明醫院胸腔內科醫師陳秀丹說：「『生命末期』在台灣很難界定，因為有些觀念根深蒂固，像很多醫師就認為，這病人明明用呼吸器，血壓心跳、生命跡象穩定，你為什麼說他生命末期？」既然健保有給付，醫師不會輕易喊停，這也是陳秀丹大力主張，健保應該要刪除無效醫療給付的原因。她直言：「如果醫療費用全由家屬支付，生命末期的界定就會很簡單。」

能否發揮預立醫囑功能，主治醫師的態度是關鍵

林雯的母親在服用標靶藥物15個月後，產生抗藥性，主治醫師建議林雯改用另一種自費標靶藥物，一個月藥價20幾萬。「我媽一聽嚷著說，『當然是放乎我死，我怎麼可以吃這麼貴的藥？』她一再說她怕拖。」看母親又有失智症狀，林雯覺得母親只會越來越辛苦，她跟父親決定不再讓母親吃藥和化療。不久，她母親就因肺積水送急診住了院。

林雯的母親住院第3天，主治醫師就發現她偶爾呼吸會停頓，而且過慢，這時才開始會診安寧緩和科。他要林雯趕快叫家人來探視，她母親2、3天內會有危險。她說：「安寧共同照護（簡稱安寧共照）來了，我一直以為有安寧共照，我媽會很安全，沒想到一點都不安全。」所謂安寧共照是指病人待在原病房，安寧團隊來會診。「我媽的主治醫師完全不了解緩和醫療，而且他是那種用盡方法救到底的醫師，他一直擋在前面，緩和科醫師主導性很弱。」

林雯母親碰到的就是目前安寧共照常見的狀況。根據健保資料，以安寧收案的其中有51％是共照，共照裡面平均安寧醫療團隊只會診2次。謝宛婷說，「目前安寧資源少，健保推安寧共同照護，但是緩和醫療團隊去會診，也只能給建議，如果原主治醫師不了解安寧醫療，不認同我們的看法，最後還是由他做決策。」

林雯曾考慮將母親轉至安寧病房，但是醫院當時沒有床位；連假快到了，想轉院也行不通。住院第4天，安寧團隊二度來探視，認定無法啟動林雯母親的預立醫療決定，因為隔天就開始連假3天，無法會專科醫師。林雯不想讓母親插管，但是主治醫師甚至沒跟林雯討論，就讓她母親插了鼻胃管，並戴上面罩式呼吸器。林雯試圖跟醫師助理反應，「我母親想要安寧⋯⋯」，話還沒說完就被他打斷，「你到底是要安寧，還是救到底？」林雯說：「我原以為健保有註記我媽已簽了預立醫療決定，他們會注意，實際上，醫師根本沒有理會。」

週六，連假第2天，沒有醫師，林雯的母親很喘，肺癌的呼吸困難是非常痛苦的症狀，通常緩和醫療會用嗎啡幫助病人呼吸順暢。呼吸治療師建議林雯可以請主治醫師開嗎啡，林雯透過護理師連絡上主治醫師，在母親的點滴裡加嗎啡，母親的呼吸因而比較平順。

醫護人員也怕面對死亡

林雯不知道母親是幸還是不幸，週六晚上，她因胃出血拿掉插了2天的鼻胃管，她因而還能坐著，意識清晰，跟林雯聊天開玩笑。但是林雯很不安，打電話詢問醫師朋友，朋友提醒，她母親已經出現敗血症，器官逐漸停擺，狀況很不好。隔天週日到晚上，她母親的血壓突然降很低，護理師安撫林雯說：「不要緊，生命徵象穩定。而且你們已經簽了DNR（Do Not Resuscitate，在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時，醫院方面不施予心肺復甦術等救治）。」半小時後，林雯母親靜靜地斷了氣。林雯驚惶失措，不敢置信媽媽就這樣離開了。

林雯遺憾沒能好好跟母親道別，之後半年陷入悲傷情緒。如今，她已不像當時那麼難過，卻仍然憤怒，「這真的是耽誤病人的善終。醫護人員好像認為，做到不要急救就好。當時其實有護理師看出來，我媽快走了，但是她不敢說。醫護人員也怕死，尤其主治醫師不希望看到病人走掉。我想他們不是麻痺了，就是也不知道怎麼直視自己的無能為力。」林雯不怪主治醫師個人，她認為這是健保以及整個醫療結構的問題，「很多醫師的訓練就是救到底，不治療後，就不知道能做什麼了。」

另一方面，林雯也很感謝緩和科醫師，因為他們一直試圖幫忙，只是當時能做的已經很有限，「如果我早點跟緩和團隊熟稔，可以獲得更多幫助。末期病患要善終，還是要遇到對的醫師跟醫療團隊。」

對於專科主治醫師以「病人還不到時間」為由，拒絕安寧緩和醫療介入，台中榮總安寧病房的榮譽主任黃曉峰認為，那是因為醫界目前在安寧緩和照顧跟治病的照顧中間畫上一條線，「過了那條線，他才把病人交給你。可是到了那樣的瀕死期，要讓病人得到最大程度的善終，安寧緩和幾乎已經做不了什麼事了。那為什麼要有這條線？病人剛診斷的害怕、焦慮，安寧不能幫忙嗎？病人開始對人生懷疑，不需要去幫忙嗎？每個人生活都有失落跟創傷，生病後更難面對，需要心理支持，如果安寧可以幫忙，不是可以讓病人更好的面對治療？WHO說，從診斷開始，安寧緩和醫療就要介入。」黃曉峰特別強調安寧照顧不等於安寧病房。

死亡需要時間準備，安寧可以提前介入

黃曉峰認為，善終並非理所當然，有的家裡有很多助力，有的有很多阻力，「我們幫病人看清楚他的障礙在哪裡，能幫上忙的，我們就來幫，跟病人一起排障礙，其實醫療不是重點。」黃曉峰是婦產科醫師，當年因為治療婦科癌症投入安寧緩和醫療。他比喻這就像產科醫師為了讓媽媽順產，要排除生產障礙，預演跟練習生產，「死亡也一樣必須在死亡前去練習跟準備。」

其實醫療不是只有治療，還有照護。

台南奇美醫院是目前國內安寧療護做得比較完善的醫院之一，也是極少數有「全職」安寧緩和科醫師的醫院。緩和醫療科主任謝宛婷今年37歲，投入安寧緩和醫療快8年，常有許多醫師朋友很困惑問她，「怎麼還沒看到醫學的燦爛，就投入醫學敗壞的地方？」對這種問法，她一笑置之。她解釋，那是因為她深刻理解到照護的重要。她當年習醫初衷是想從事偏鄉醫療，後來到了台東聖母醫院。民國90年前後，聖母醫院就因為台東人口老化，開始從產科醫院轉型投入安寧緩和照顧的拓荒上。

謝宛婷初次踏進安寧病房，就看到一個阿嬤因癌末疼痛跟譫妄，整個人扭動唉叫，藥物也無法緩解阿嬤的疼痛，讓她好好睡一覺。但是，當她看著護理師帶阿嬤去特製的洗澡間洗完澡後，阿嬤舒服的睡著，讓她很震撼。她說：「我第一次體會照護在醫療有多重要。疾病也許無法cure（治癒），但是可以care（照顧）。」職司緩和醫療的奇恩病房如今也有一間特製洗澡間，每週志工會來幫病人洗澡。

從治療的邏輯到照顧的邏輯

採訪奇恩病房第2天，狗醫師來了，是隻胖嘟嘟的黃金獵犬，志工帶著祂一間間病房訪視病人，連護理人員跟看護都難得放鬆陪狗玩了一下，滯悶的安寧病房因而出現少見的歡愉氣息。狗醫師因著肉乾吸引，笑咪咪的來到吳老伯床邊。吳老伯撫摸著祂，看著祂靈動的躍起，咬走肉乾，情不自禁露出笑容。看到父親久違的笑容，小蓉真的很驚喜，忍不住撫摸著父親的頭跟臉說，「阿爸，好久沒看你笑了。」

吳老先生罹患攝護腺癌，攝護腺腫瘤是一種長得很慢的癌症，病人往往拖數年，更因為疼痛，生活品質很差。吳老伯這次因症狀痛苦難耐住院。醫師用藥控制他的症狀，改善了疼痛。但是，一直照顧著吳老伯的太太半個月前突然過世，吳老伯的獨子早逝，如今全身病痛，又失去妻子，他哀傷到不發一語。女兒小蓉說：「爸痛時會想解脫，他一直跟我說，做人好痛苦。」失去母親，小蓉姐妹倆也很悲傷，但是她們打起精神輪流照顧父親。為了照顧這個家，小蓉一直未婚。看著父親充滿興味的逗著狗，小榮的無力感少了許多，她說：「我爸開心就好。其實光看狗的眼神，就覺得療癒。我們家也有一隻柴犬在等著我爸回家。」

狗醫師不服務病人時，就是靜靜的趴著。負責培訓狗醫師，非營利組織「台灣Ｄr. Dog」的志工楊惟理說，「他很沈穩，就是太愛吃了。」談到為什麼每週帶著狗醫師來探訪奇恩病房，他說：「在這裡，心情沉悶的不止病人，還有家屬跟醫護人員，我希望帶給他們一點點希望。」

安寧療護不只照顧病人，也考慮家屬的需求。吳老伯在症狀控制好後，出院回家了，奇美的居家安寧團隊每週去訪視他，幫他調藥，控制疼痛。這天週二中午，護理師來給吳老伯理了頭髮，吳老伯感覺舒爽多了，又露出了笑容。小蓉說：「有居家安寧，我比較方便照顧我爸，有時還可以外出工作。不過，我爸偶爾還是會痛，我會跟他說，再過幾天，醫師或護理師就來了，他會很期待。」人在病痛時，若有人能理解並接受他，就還能留存一絲希望。

疾病充滿不確定性，當不清楚治療是否無效，醫師求謹慎，會考慮有時限的治療，明訂時間評估病人對治療的反應。黃曉峰說，醫療有時傷害大於好處，當醫師帶病人往前衝一段時間，發現病人沒有因為這些努力得到好處時，「這時就必須思考，還有沒有其他目標可以達成？其實不是只有醫療，家屬跟病人還是可以一起面對，掌握死亡前的生活。」

除了病人善終，也希望家屬感受到善終

住奇恩單人房的陳老先生是個肝癌末期患者，還能自己翻身躺臥，由獨生女陳小姐照顧著。他5年前罹患肝腫瘤，腫瘤切除後，又因背痛發現癌細胞轉移到脊髓，陳老先生苦不堪言，又動刀清除脊髓內的癌細胞。開刀後，陳老先生輕鬆多了，但是癌末疼痛仍讓他非常厭世。陳小姐說，因為母親到過世前還在開刀，最後受盡折磨離世，所以家人決定不再繼續搶救父親。「後來來到安寧病房，我爸的身體跟心情都被照顧著，感覺舒服多了。尤其他的疼痛解除後，又可以像往常一樣生活。」陳小姐說，作為家屬，自己在這裡也同樣受到照顧，因而感到被支持。

幾天後，陳小姐來電，說她父親在她生日當天走了，「我雖然很難過，但是我父親完成我的心願，因為我曾許願，希望父親解脫，如今他終於解脫了。」在電話那頭，她語帶哽咽，「不像我母親，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到現在還覺得非常哀傷。」

死亡無法逃避，但是病人跟家屬間可以因為在最後一段時光中的深刻相處跟陪伴，而得以放下。黃曉峰說：「去珍惜還能擁有的，很認真去過剩下的日子，陪伴彼此。當家人知道病人深刻地活著，並不害怕死亡時，家人會放心很多。」對於陪伴病人的意義，林雯也說，她特別感恩能在母親最後一年，經常帶她出遊。她母親是小老婆，一直過得很辛苦，但是最後時光，她因為失智，只記得快樂的往事，母女間因而有許多有趣的交談。林雯不斷的謝謝母親為她做的一切，因此少了許多遺憾。

視乎病人反應跟談話脈絡，展開對話

黃曉峰說：「我們很貪心，要的除了是病人的善終，也希望一起經歷死亡的家人，也感受到善終。我們希望日後家人想起這個過世家人，心中會湧起一股暖意，獲得一份支持。」黃曉峰也當過病人家屬，瞭解家屬的所有掙扎與需要的支持。當年他從安寧療護起源地英國聖克里斯多福安寧院（St. Christopher's Hospice）進修一年，學習安寧療護，回台就投入籌建台中榮總安寧病房，沒想到他哥哥成為他病房第一屆「畢業生」。

當時，黃曉峰得知哥哥確診罹患胰臟癌時，非常焦慮，因為安寧病房尚未完成。黃曉峰說：「幸好哥哥開完刀，治療的很好。後來他癌症復發需要安寧照護時，安寧團隊已經在那裡了，但是我跟家屬一樣，仍然在他床邊掙扎『到底給他抗生素？還是不給他抗生素？』按理我是最了解他價值觀的人，但是我做決定時，跟其他家屬一樣艱難。」

「這是老天給我們的鍛鍊，讓我們知道，『你不會永遠當醫生』，就像賴其萬醫師說的，『我們不會永遠站在圍牆外邊指指點點，總有一天會進到圍牆內。』」哥哥已過世多年，一談起哥哥，黃曉峰仍忍不住落淚，「我哥在彌留之際很虛弱，我在他床邊啜泣，他醒來轉身問：『曉峰，你在哭？』我說：『對啊，』他說：『沒關係，盡力就好。』病人所求其實不多，很多時候都是病人在安慰家人。」

因為這樣的經驗，黃曉峰更能同理的回應病人跟病人家屬，他常教導年輕醫師如何在面對自己跟病人的情緒下，告知病人壞消息。他說：「不要害怕跟病人聊這個事情，可以從病人的身體狀況、治療跟吃睡好不好聊起，他會清楚自己在治療上的節節敗退意味著什麼，因為都是壞消息，醫師要在情緒上去扶持他，逐漸就會觸及他的靈性跟價值觀。」

黃曉峰認為許多家屬要醫師隱瞞病情是怕病人擔心，或怕醫師用一種粗糙的方式告知病人壞消息，但是其實病人最清楚自己的身體，醫師只要發問，讓病人說出心裡已經清楚的事就夠了，「醫師只要聆聽，每當我問病人，你擔心嗎？我常聽到他們說『人都要走這條路，不要太辛苦就好。』能給病人表達恐懼跟憂鬱，對病人就有治療作用。」

病人內心的憂慮經常被醫師跟家屬忽略。對於有些病人希望跟家人談，但是家人不願面對，立刻以「你不要想這些有的沒有的，把病養好再說。」回絕，黃曉峰會提醒家屬：「即便你不忍聽下去，至少不要阻擋他談，他擔心的事才有辦法處理。」

目前醫師在溝通方面的訓練嚴重不足，但是黃曉峰認為，這可以訓練。要真正落實執行《病主法》，其實更早在簽署預立醫療決定之前，醫師跟病人，還有病人家屬就要不斷溝通，了解對方的價值觀。台大醫院整合醫學科醫師蔡宏斌說：「台灣的問題在於，我們始終沒有形塑一個，非常通用的溝通議題的文化。」他提到自己的醫師父親當年洗腎半年，心臟裝了3根支架，但是父親從生病到死亡前，父子間從沒針對這些問題談過。

蔡宏斌的父親心肌梗塞發作時，正在看病人，送急診後心臟休克，「在急救室時，我爸的氣管內管是我插上去的，後來裝上葉克膜，緊急做心臟繞道手術，但是他的心跳始終沒再跳回來，最後多撐了14天，離世前，我才幫他簽不施行心肺復甦術。」這段經歷讓蔡宏斌在拿到腎臟科專科醫師後，又投入重症醫學，想更清楚到底何時是適當的放手時機。他也開始學習醫病溝通，今年他將多年的臨床溝通經驗集結出版《好活與安老》一書，供醫護人員跟病家參考。

修改《病主法》，才能確保病人意願得以執行

奇美是最早試辦病主法的7家醫院之一，很早就在社區推廣病主法，謝宛婷說，「剛開始真的沒有什麼民眾理會，一來是聽不懂，二來是諮商要錢。聽得懂的民眾則懷疑，這真的可以保障我嗎？後來我們在臨床執行真的遇到困難，加上要跟民眾講個5次、10次，他才稍微懂一點，我們認為這樣不太對，就在推廣安寧照護同時，也把病主法的預立醫療一起談。」

謝宛婷認為，預立醫療計畫很複雜，必須在一次次的門診時，找機會跟病人談。她會特別留意一些慢性病老人，謝宛婷說：「這樣的病人病況一次比一次差，而且是併發症很高的族群。他們可能每天來洗腎，看起來很健康，洗完快快樂樂回家，卻突然因心臟衰竭在家裡倒下。很多醫療糾紛就是這樣發生的。」所以她每次幫他們看病時，會提醒他們或請家屬留意，也慢慢跟他們解釋病主法，並提前提供安寧緩和醫療的資訊。

雖然在諮商門診簽完預立醫療決定，70歲，獨居的羅瑞林仍擔心，花了錢簽了病主法，這法律是否能保障他的意願在倒下那一天被執行？

目前《病主法》並沒有強烈要求醫師一定要執行病人預立的醫療指示，只規定醫師如果不執行，要讓病人轉院給其他願意執行的醫師。羅瑞林說：「到時我都躺在那了，醫師不執行，又不幫我轉院，我能奈他何？那我簽這有什麼用？」陳秀丹有點無奈的說：「對不執行的醫師沒有罰則，這的確是我認為病主法比較不夠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沒有親人，只剩自己一個人，不簽到時會更慘。」

陳秀丹說，像她自己沒有簽，也不用簽，是因為她早已經反覆跟2個也在當醫師的兒女叮嚀，「到時一根管子都不准給我插！」兒女非常了解她對生命的想法與堅持，未來會捍衛她的善終權，但是像羅瑞林這樣的人並沒有這種條件。

對此，謝宛婷表示，對有資源的醫師來說，他身邊的醫療人員不會在乎他有沒有那張醫療意願書，但是對於沒有醫療資源跟知識背景的人，如果不簽《病主法》，他就真的連給自己善終的機會都沒有。「因為，你已經昏迷，無法做決策，而幫你做決策的家人，甚至聽不懂醫師在說什麼。」醫病之間專業知識的巨大落差，要落實病人自主權真的困難重重。

為了真正保障病人的自主權，林雯認為，目前的病主法必須修法。當年《病主法》因為醫界反對，做了許多妥協才通過。國健署長王英偉說，全世界沒看過哪個國家要花錢簽預立醫療計畫書的。陳秀丹則認為，《病主法》應改成簽署時，不需要家屬陪同，也不應該有疾病種類跟期別限制，「今天病人痛苦，不要打針、插管、接受醫療，這本來就是他的權利，只是今天這項權利被醫師跟家屬拔走了，如今病人想將這個權利要回來，卻還要付錢，還要家屬陪同，到最後醫師不聽病人的，還沒有法律責任？」陳秀丹說，很多人說他激進，那是因為她看過太多受苦的病人，只有感同身受，才放得下。

目前簽完的預立醫療計畫書，如果未來改變心意，病主法規定，必須要以書面終止，關於這點陳秀丹也認為應該放寬成口頭告知就可以，「因為知情拒絕是病人本來就有的權利，並不是因為有《安寧緩和條例》跟《病主法》才可以拒絕醫療。」

當國人時不時在為病人是否要插鼻胃管吵翻天時，黃曉峰說，「其實插不插鼻胃管不是重點，而是醫師是否給病人或家屬虛幻的希望？有時藥物跟食物可以進入病人身體，但是對他的生命的延續已經無足輕重。」醫師也可能受到各種不切實際的樂觀可能性的左右。根據美國杜克大學內科及醫療倫理醫師于貝爾在《生命的關鍵決定-從醫生作主到患者賦權》一書中提到，醫師經常高估病人壽命，「可能是他們在積極幫病患找尋希望時，反而自己被說服了，以至於相信只剩幾天日子的患者還能活個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這種錯誤推測會延宕患者進入安寧療護的時機⋯⋯要不是受到希望的羈絆，這些患者本來應該可以得到更妥善的安寧療護。」

母親過世隔天，林雯從護理師手上拿到主治醫師簽名的死亡證明書，即使到此時，她都沒能見到主治醫師，林雯說：「我母親的往生非常卑微，我只慶幸她還有我這個女兒捍衛她的善終，沒有在最後吃了『死亡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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