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名暉：當日本成為台灣「事實大後方」

台灣沒有大陸型縱深，這是台海安全最基本，也最現實的地理前提。近期國防部推動「軍租雲」海外異地備援計畫，將核心軍事數據與資訊備份於日本，更是凸顯地理現實的無奈。

該計畫是為建立「戰時通信韌性」，確保在台灣本土遭受解放軍飛彈飽和攻擊或網路癱瘓時，指揮管制系統仍能維持運作。若是從安全空間的建構來看，其意涵遠不止於軍事層面。

面對中國在台海周邊逐步虛化既有的防衛線，並採取以行政管轄與社會結構性滲透為核心、企圖「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漸進式「不統而統」戰略，傳統上僅依賴台灣海峽物理寬度、或島內中央山脈作為實體防衛屏障的思維，顯然難以對現實進行詮釋。

台灣建構「大後方」的必要性

傳統地緣政治把國家生存建立在空間、距離與屏障之上：馬漢重視海權，麥金德重視大陸腹地，斯皮克曼則將大陸邊緣地帶視為全球權力競逐的關鍵弧線。這些經典的視角將國家生存理解為空間、距離、通道與屏障的問題，從而實現地理區域的安全控制。

對台灣而言，這套經典理論帶著一個難以迴避的矛盾：隔絕的海洋可以隔絕陸地力量的規模化來襲，但是劣勢也顯而易見的存在。台灣缺乏像烏克蘭具備陸地鄰國作為腹地，具備戰略退卻空間，也很難在本島以外建立明示的軍事後方，支持長期戰爭帶來的消耗和補給問題。

即使台灣有山脈、海峽、灘岸與水田等複雜的地理條件，但是中國對台壓力正在從登陸想定，擴展為空中、海上、資通、認知、法律與經濟的複合脅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在2026年報告指出，2020年至2025年間，中國海警進入台灣近岸水域的船艦數增加逾五倍，顯示北京正把壓力常態化為一種空間治理技術，試圖在平時便能阻絕台灣面向外部空間的通道。

然而，這並不意味台灣注定缺乏縱深，面對現代化的戰爭，縱深的定義已經不限定於領土和疆域。二十一世紀的戰爭，已經從灘岸、港口與機場，延伸到資料中心、雲端、半導體供應鏈、海底電纜的複合體系。

因此，目前台灣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只是透過深挖山洞，或是以山林，而且還得在他處重新生產「大後方」。特別是日本和菲律賓，從地理和安全的再生產來看，正在與台灣建立共同的安全話語。

台灣如何建構域外的虛擬國土

現代國家的存續，不只取決於首都是否仍在，也得顧及資料、通訊、指揮管制與政府服務能否在攻擊下繼續運作。烏克蘭戰爭已經提供範例：俄國全面入侵前夕，烏克蘭把關鍵政府資料轉移到歐洲雲端資料中心，降低飛彈攻擊與網路攻擊癱瘓國家功能的效果。微軟對烏克蘭經驗的回顧也指出，資料外移與雲端備援實際上成為戰時政府延續的重要條件。

台灣目前正在進行同樣的準備，在「軍租雲」提出之前，台灣已與日本開展在九州的半導體產業鏈。為了完善供應鏈體系所需，相關的資通訊基礎建設早已起步，這使得日本和台灣已建立事實上的虛擬領土關係。

因此，戰時台灣的「大後方」將不只在花東縱谷或中央山脈，也可能會存在於東京、大阪、福岡，甚至被納入日本的西南諸島的防衛計畫，存在於在九州地區的高度耐災資料中心。

同樣面臨多樣性天災的日本，在福島核災後獲得台灣的大量援助和關切，事實上也將台灣納為安全空間。對於雙方而言，國土不再只是邊界圈起來的土地，而是經由人文、資訊、資本、制度與安全實踐不斷再生產的關係網絡。

熊本更是台灣算力體系的域外節點

另一個重要的活動發生在半導體產業，特別是近年蓬勃發展的算力體系。長期以來，台灣的半導體產業被理解為一種集中式嚇阻：全球高度依賴台積電，因此台海戰爭將重創世界經濟，也提高外部力量介入的誘因。若是產能過度集中於台灣，本身也會形成脆弱性，一旦台海遭封鎖、能源供應中斷、港口受損或產線遭攻擊，就可能從嚇阻性資產變成高價值人質。

台積電位於熊本投資的日本先進半導體製造（JASM），便是基於半導體產業創造新的安全空間。台積電、Sony、DENSO 與 Toyota 共同推動的日本先進半導體製造，成功地讓台積電與日本的頂級企業成為利益共同體。日本先進半導體製造承接的是龐大、標準化且具備高度備援特性的全球核心需求。

這波由台積電領軍的浪潮，吸引超過170家台灣設備、材料、封測及物流廠商實體進駐九州，配合日本在光阻劑、矽晶圓等上游材料的關鍵供應鏈，幾乎將大半個台灣半導體生態系原封不動地搬入日本。目前熊本兩座廠合計月產能預計超過10萬片12吋晶圓，製程涵蓋40奈米、22/28奈米、12/16奈米與6/7奈米，服務於車用、工業、消費與高效能運算需求，並且解決Toyota在內等核心投資者的需求。

這一系列的舉措顯示，台灣正在將半導體地緣政治外部化。九州不再只是日本地方的產業重心，而是台灣供應鏈韌性的外部錨點。它把台灣企業、日本材料、車用半導體需求、美日經濟安全政策與地方產業復興，整合成一個戰略性空間的整體。

這個空間並非是實體意義上的堡壘或基地，卻具有事實上的「大後方」安全功能。雖然台日之間並沒有任何的安全條約，卻正在將台灣的安全嵌入日本經濟體系之中。這項經濟共生的反面是「武器化相互依賴」，實質上讓日本九州成為台灣半導體產業向外延伸的安全空間。

九州連接日本本土、南西諸島與西太平洋海空交通，更是日本面向台灣與東南亞的後勤與工業平台。熊本則是和台灣之間基於半導體和算力體系而相互再領土化，台灣將一部分半導體資產移入日本，使得「台灣有事」更為實在地成為日本的切身問題。

台日共同安全空間的建構

第三個轉變發生在第一島鏈。日本2022年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與《防衛力整備計畫》三份安保文件，正式標誌日本防衛政策進入反擊能力、遠距拒止與島嶼防衛強化的新階段。2025年，日本成立統合作戰司令部，以提升自衛隊跨軍種聯合作戰與離島防衛能力。同年，美國也宣布升級駐日美軍為聯合部隊司令部，以強化美日即時協作。

這些徵兆不只是行政技術細節，而是進一步重組戰區的想像。日本前防衛大臣中谷元曾向美方提出「單一戰區」構想，意在將東海、南海、朝鮮半島、台海及周邊海空域視為更大範圍的聯合應變空間。

2026年2月，繼任的小泉進次郎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說，強調「印太與歐洲大西洋的安全不可分割」，進一步宣示對於「台海有事」的關切。這一系列的舉措正在將日本的安全區域擴展至台海，並且將台灣視為與自身防衛有關的事件。

基地、雷達、飛彈、港口、機場、指揮系統、撤僑計畫，與美日聯合作戰機制，正在把日本、台灣，以及西太平洋接合為一個事實上的安全共同體。雖然，這並不表示日本必然會為台灣而戰，也不代表台日已經形成正式同盟。

然而，日本在南西諸島佈署的中程飛彈和海馬斯火箭卻是無聲的話語，日本計畫於2031年前在與那國島部署地對空飛彈，以及日菲對台灣東部外海專屬經濟區（EEZ）與大陸礁層邊界的劃定談判，反映防衛圈持續向台灣鄰近區域收縮。

台灣必須經營日本

台灣若只把日本視為「自然友邦」，將低估系統的脆弱性，必需進一步將日本視為台灣安全地理被重新生產的核心節點，才可能設計出相應政策。即使日本成為台灣的「事實大後方」，但並不是免費的安全保險，仍然需要持續的投資和管理議題。

第一，數位備援牽涉資料主權、加密金鑰、雲端平台依賴、戰時接管權與跨境法制。若沒有清楚的資料分級、戰時授權、零信任架構與回復程序，境外備援可能只是昂貴的技術幻象。

另一方面，如何建立數位安全的共同操作規範，以及擴大在資安的通報與協作機制，建立橫跨從「平時─灰色地帶─戰時」的一系列的實務操作經驗。

第二，半導體外部化牽涉供應鏈安全、人才流動、技術保護與日本地方社會承載能力。熊本若只是產能複製，不足以構成韌性；它必須被設計為材料、設備、能源、水資源、物流與封測體系共同支撐的安全節點。

台灣的半導體供應鏈與熊本當地的人員輪調，或是聯合培訓機制，都將能進一步放大安全節點的功能。如何形成共榮共利的關係，以及提振沖繩的經濟，抵銷中國代理人的影響力，涉及的將不只是單純的政治意志與安全政策。

第三，南西諸島軍事化將使日本承擔更高升級風險，也使沖繩居民面對更直接的戰略壓力。台灣若只把日本視為理所當然的後方，將低估日本國內政治、憲法法制與地方社會反彈的限制。

台灣也應加強開展兩地居民的旅遊，甚至是建立一日共同圈，增進生活層面的理解。而這些人員流通和交通的經驗，也可能是未來人道走廊的先期準備工作。平時共同巡弋海底電纜，以及打擊違禁品走私，或是海巡協作，都能在技術層面強化彼此的認識和溝通機制。

第四，第一島鏈協調必須去政治化而實務化：在台日無正式安全同盟的限制下，可透過海事安全、災害救援、資安演練、供應鏈危機模擬，與美日台非正式政策對話，逐步把「有事」前的互通性做實。

在沒有正式外交關係與安全同盟的限制下，越是低調、專業、技術化的合作，反而越可能累積真正的戰略互通性。特別是在海空域情報的標準化，以及共同作戰圖像的建立，台灣需要加速國防投資，盡可能與日本接軌。目前台灣已有日籍顧問的前自衛隊統合幕僚長岩崎茂擔任行政院顧問，幾乎已將所有可以制度化的途徑放在台灣面前，只待台灣循序建立對應的政策。

因此，台灣的政策重點是如何把「台日友好」制度化。台灣需要與日本在資安演練、海事安全、災害救援、供應鏈危機模擬、關鍵基礎設施保護與非正式安全對話上逐步加密合作。

日本不是台灣身後的土地，而是台灣可以建構的空間縱深。它不是傳統戰線後方的腹地，或是地圖標註的範圍，而是一套由技術、產業、軍事與制度共同構成的外部韌性體系，而且還需要深度的生活視域的融合。

若台灣能進一步將自身的半導體與算力體系化為與盟邦之間的跨國韌性，台灣的縱深和戰略空間將能超越地理層面的部分限制，昇華為基於算力體系、供應鏈、海纜與網路空間的共同體。日本作為台灣的事實大後方已正在成形，但是台灣是否有能力將正在成形的事實，轉化為一套可持續的國家戰略，還需要各界任的認同與參與。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