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奏曲》普發現金的討好政治是一場民主災難
上月底台灣舉行政治史上少見的大規模罷免投票，結果令許多人跌破眼鏡，原先普遍被外界看好由民間團體發動的罷免行動，最終敗下陣來而無法改變立法院的既有的政治生態與權力結構，執政黨在剩下的任期仍得在中國國民黨和台灣民眾黨的狹縫中找尋施力空間。
投票結果不如支持罷免方的預期，被歸因於中國國民黨日前所提出的普發現金的主張，成功打動選民出門投下不同意票，如同民主進步黨秘書長林右昌在選後記者會上所說：「普發現金絕對是在最後投票之前，影響投票很重要的議題，那的確很多人受到影響…」。如何解讀敗選自然會作用在公共政策的方向，因此可以觀察到執政黨從投票之前的態度強硬，到選後陷入天人交戰的舉棋不定，近日本來考慮加諸排富條款，到最後鬆口人人有獎，棄守當初堅持的價值與立場，完全妥協於反對派操作的民粹政治，也等同於將行政大權讓渡給在野政黨。
新加坡的他山之石如何攻錯
推行公共政策必須師出有名，在野政黨認為普發現金的目標在於因應關稅挑戰、物價上漲、電價飆升，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說：「全球都在用普發現金來對抗通膨與經濟低迷」，他特別以新加坡近來已陸續發放相關福利為例，來強調普發現金的迫切感與正當性。
事實上，在野政黨口中新加坡所實施的應非一次性的普發現金，而是不同時期相繼推出、且部分為長期的計劃方案，譬如「永久性消費稅津貼計劃」（Permanent GST Voucher）是新加坡政府於2012年預算案後實行，目的在於幫助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新加坡家庭減輕日常開銷，特別是因應消費稅提高之後的負擔，計劃本身會隨不同家戶需求提供不同的支援，包括現金援助、年長公民醫療儲蓄金、水電費補助（U-Save）等，屬於殘補式社會福利。
2022年再補上「定心與援助配套」（Assurance Package），來協助抵銷2023年至2024年調高2％消費稅帶來物價上升的壓力，其中現金福利的資格條件是年滿21歲以上的成年人，在經資產調查後可獲得不同給付水準的補助，不過是自2022年12月起分五年發放；2023年又推行「共同前進配套」（Majulah Package）是針對生於1973年之前的新加坡公民，給予不同性質的公積金現金分紅，而今年特別新推出「建國60周年購物券｣、「氣候消費券｣（類似台灣住宅家電汰舊換新節能補助），以及近年來第七次發給「鄰里購物券」（CDC Vouchers）等。
雖然福利方案琳瑯滿目，甚至今年度還進一步加碼，但根據《彭博社》（Bloomberg News）引用新加坡市場研究公司「米利洞察」（Milieu Insight）的民意調查顯示，在1,002位受訪的新加坡成年人當中，依然有高達55％的民眾認為今年新加坡政府年度預算案中的相關補助，並不足以應付攀升的生活成本。
一次性或短期性的福利絕非長久之計從新加坡政府的經驗來看，與中國國民黨主張的普發現金大相徑庭，實在難以相提並論。再者，可以發現回應消費稅變動而來的相關方案均非制度性社會福利，則與長期統治新加坡之人民行動黨（PAP）的態度有關，根據香港籍加拿大社會工作學者鄧廣良的分析，人民行動黨是以「反福利」（antiwelfare）和志願主義（voluntarism）為意識形態，認為自助型的社會福利是新加坡最好的選擇，可是並不是說國家完全不涉入社會福利，而是介入程度會有界限，儘可能淡化自身的角色。想要強調的是，在援引或移植他國經驗時，經常會忽略政策工具的選擇是取決於特定的背景脈絡，反而會出現類比謬誤、選擇性參考或水土不服的副作用。
雖然新加坡政府推出的措施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制度性社會福利，但整體設計相對精緻，且政策目標明確。這些方案主要是回應消費稅上調、經濟成長預期下修、美國關稅等外部考驗，展現出相當的政策敏感度與應變能力；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政府採取「濟貧排富」的策略，並細緻考量不同年齡層與家庭類型的需求差異。同時，為了有效對抗物價上漲所帶來的生活壓力，政府發放指定用途的消費券（如限於超市或餐飲使用），避免現金給付可能產生的濫用或儲蓄問題。相較之下，我國在野政黨所主張的「普發現金」顯得粗糙許多，缺乏精準配套與政策目標的清楚連結，也反映出規劃公共政策時欠缺效率與公平的觀點，過程還充斥著政治算計與選票考量。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這類非制度性福利方案多半只限於回應當下挑戰，無法取代財源明確及規範穩定的傳統社會保障機制。隨著經濟危機發生頻率增加、間隔週期縮短，每次危機都是檢視傳統社會保障機制的時機，必須加以調整來回應社會變遷與景氣波動，譬如面對台美關稅的變動，勢必直接影響部分產業與勞工（或自營作業者），並可能進一步衍生成失業問題，就業保險乃是接住失業人口最基本的安全網，可是現行就業保險依舊有涵蓋率不足的問題，尤其是自營作業者並不屬於納保對象，還有啟動僱用安定措施的門檻過高，導致穩定就業與預防失業形同具文的漏洞。此外，我國《社會救助法》被批評過於保守、條件限制十分嚴格，以至於法定貧窮人口堪稱世界最低，與真實貧窮人數形成巨大落差，無法發揮守護國人最後一道防線的功能。長遠來看，這些法案更值得台灣社會關注，要求國會積極修法與監督落實，來應對與日俱增的社會風險與生活壓力。制度性的社會福利，才是支撐社會韌性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