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薈〉詩人田原11問(上)
訪談/姚時晴
田原不僅是谷川俊太郎在華文世界的專門譯者，也是引介中日詩歌的重要橋梁以及優秀的雙語詩人。田原曾以日語詩集《石的記憶》榮獲被譽為日本詩壇最高獎項的「H氏詩歌大賞」，並於2022年在台灣出版了匯集其四十餘年創作歷程的精選詩集《夢的標點－田原年代詩選》。但許多人不知道，田原的第一本詩集竟是在台灣出版。藉由此篇訪談提問，讓我們一起深入了解這位集詩歌創作者、翻譯家、文學教授的優秀詩人。
夢的標點回顧創作歷程
1.問：《夢的標點——田原年代詩選》收錄了您自1981年至2022年的詩作，創作時間的跨度長達41年，算是詩人對自我創作歷程的一個階段性總整理的概念，可以談談您當初對編纂這本《田原年代詩選》的想法嗎？而這本詩集編選以十年為一個斷代，您自己覺得，每個斷代的自己，在創作上有什麼不同的變化或不變呢？
田原：編選這本詩選時出於方便把10年算作一個階段，並不是嚴格意義上對自己寫作斷代的劃分。其實我的有效寫作始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屈指算來應該不足40年。跟大陸出生於60年代、成名較早的一些詩人相比，我出道相對較晚，而且在寫作旺盛的25歲時東渡扶桑又遠離了母語環境。剛到日本留學時的第一年，由於異文化的衝擊，我10個月竟然沒寫出一首詩，為自己的寫作生涯留下一個蕭條的空白期。那時由於還處在初期的日語學習階段，無法讀懂日文書，讀完從中國隨身攜帶來的中文書後，陷入了無書可讀、又無法寫作的極度焦慮和不安之中。記得當時我曾給遠在台灣文化大學任教的姑媽田曼詩（1926-2006）寫信，流露出放棄留學想回國的念頭。姑媽在得知我的想法後，出於關心特意從台灣飛來日本安慰我，並給我帶了滿滿一箱書和20多條用真空袋包裝的烤好的鰻魚。後來能安心在日本半工半讀打拚，離不開姑媽的鼓勵與關心。當初編選這本年代詩選，是因為沒有出過年代性的選本，覺得新奇就編選了這本《夢的標點》。回顧自己的寫作歷程，確實在某些階段有所變化，但並不是一刀切的10年一個單位的變化。進入博士班第一年的2000年，我開始積極地、也是在誠惶誠恐缺乏自信的狀態下越過母語用日語寫作，飽嚐了超越和切換思維的不易。那時候我想通過日語寫作擺脫母語思維的局限性，但出版了幾本日語詩集之後我突然發現，疏遠或撇清與母語的關係簡直就是妄想，根本無法做到，因為我25歲之前的生命經驗根深蒂固，尤其是少年時代的記憶總是揮之不去，那些過往都會隨時隨地一幕幕清晰地浮現在我的眼前，那種刻骨銘心的經驗和記憶是無法背叛的。有時候我在想，人和其他動物的最大區別可能在於還原記憶，呈現想像吧。
童年回憶成為寫作礦藏
2.問：您在〈李氏爺爺〉和〈神仙奶奶〉兩首詩中，提及自己的童年，以及田原其實是筆名的註解。對一名創作者而言，童年可能是他創作潛意識中最關鍵龐大的水面下冰山，可以談談您的童年嗎？
田原：就寫作而言，童年於我永遠是挖掘不盡的礦藏。我的幼年和少年時代在一馬平川的中原農村度過，我曾在日語文章裡寫到過，我是看著地平線長大的（因為在高二之前我沒見過真實的山或隆起地面的丘陵）大地之子。我的童年可以說一直沉浸在綠樹成蔭、鳥叫蟲鳴和一望無際的田野之中，這種鄉村經驗是我親近和熱愛大自然的一個重要因素。那時候的大陸正值文革，舉國上下，瘋狂荒誕，人性扭曲，很多貧困地區食不果腹，但所幸的是我成長的鄉村相對富裕，跟吃不飽穿不暖的同齡人相比，我的童年生活雖談不上殷實，但我卻沒有飢餓的記憶。而且我從小也是一直被爺爺奶奶呵護著、在他們無私的關愛中長大的。童年於我有著田園牧歌式的美好與浪漫，現在回想起來仍如詩如畫，宛若世外桃源。記得小時候常常與鄉村的小伙伴們一起逮馬尾做成套捉樹枝上的鳴蟬，傍晚拿著手電筒捕捉剛鑽出地面的還沒有來得及蛻皮的蟬，然後在油少得不能再少的鍋裡煎熟吃。有時也會跑到田野去逮螞蚱和蟋蟀在火裡燒熟吃。更多的時候是捉蟈蟈玩，我的手指也不知被蟈蟈的鋸齒牙咬破過多少次，每一次都被咬得流血不止。但如果將捉住的蟈蟈裝進用高粱桿編織好的小圓籠子裡，或者將蟈蟈放到我家院子裡一棵彎曲的老棗樹上，當聽到通身透綠的蟈蟈吱吱吱叫的時候，手指的傷痛就會忘得一干二淨。在我幼小的記憶裡，春天裡的童年是綠色的，像枝丫上剛剛綻開的嫩芽，在陽光和白雲下漸漸長大；夏天的童年是另一輪燃燒的太陽，它熾熱、執著、赤裸裸充滿幻想；秋天的童年則散發著果實成熟的馨香；冬天的童年是被我們幾個小伙伴堆起的雪人，它滿懷夢想與我們對視數日後，在太陽下融化成一灘水。詩集中的〈李氏爺爺〉和〈神仙奶奶〉都是非虛構作品，爺爺李辛法（1906-1977），奶奶魯儉妮（1901-1977），兩個人雖目不識丁，沒受過教育，卻是古道衷腸多行善的人。記憶中他們從未吵過嘴，相敬如賓，同甘共苦，在村子裡的人緣和口碑都很好。解放前（1949年），李氏爺爺經營著一家小型的紡織作坊，有幾台人工織布機，按那時的生活標準算是中產階級，解放後在打土豪分田地的社會運動中被迫休業。寫他們倆的兩首詩不虛構是因為想真實還原他們平凡的偉大。我父親在他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老小，當時跟我有血緣關係的爺爺田榮臣據說抽大煙成癮，我的親奶奶謝氏無奈之下就把未滿三歲的父親送給了她娘家弟媳的妹妹（膝下無兒無女，也就是「神仙奶奶」領養。父親1950年代考上大學前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上小學五年級時，爺爺在大年初二壽終正寢，不足一個月，奶奶也在她選定的那一天神奇離世。他們倆的相繼去世，使少年的我對世界產生了無限的恐懼和絕望，孤立無助，感覺天在坍塌，地在沉陷，完全失去了活著的安全感。爺爺奶奶健在時，他們是我生命的歸宿，溫暖的港灣，也是我存在的全部，從小被他們摟著睡到小學二年級，他們的博愛和獻身性的付出是超越語言的。他們不在了幾十年，至今仍是我精神的原鄉。詩中的「田原是我的筆名」也是事實。我高中畢業前一直姓李，爺爺奶奶去世多年後，我們又回到父親的本姓，但哥哥和弟弟至今仍姓李。田原最初是作為筆名使用的，後來變成了我現在的法定名字。
首本詩集奠基文學之路
3.問：您的第一本詩集是在台灣出版，當時您還是學生，這是非常奇特的出版經歷，是甚麼樣的機緣讓您在台灣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呢？
田原：至今仍在內心深深感激著我的大姑媽、畫家田曼詩。是她闊別近半個世紀初次到大陸探親時，聽伯父和父親說我在寫詩，發表了不少作品，還獲過一些獎。當時姑媽執意要看一下我的作品，我就很忐忑地把從報紙和雜誌上剪下貼滿的三冊剪貼本拿給她看，萬沒想到有幾首幼稚的小詩竟然打動了她，她問我可不可以把剪貼本帶回台灣。幾個月後出乎想像地得到台灣一家出版社的賞識。由於當時大陸與台灣長時期的意識形態對立，大陸作者很少有機會在台灣出書，有學者說這本詩集是大陸人士在台灣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當時廣被閱讀的《醜陋的中國人》的作者柏楊，我姑媽的學生、詩人畫家蔣勳，以及史學家史紫忱教授都為這本詩集撰寫了熱情洋溢、獎掖後輩的序言，姑媽也寫了一篇後記。記得收到樣書後非常感動，驚喜過後，也漸漸意識到創作是路漫漫上下求索、需要畢生不懈努力去做的事。第一本詩集的出版對我是莫大的鼓勵，它是奠定我真正走上文學道路的一個契機。現在回顧集子裡的詩歌作品，雖單純稚嫩，卻是我初學寫作時留下的歪歪淺淺的足跡。在當時很多有名氣的詩人都很難出版詩集的狀況下，我是幸運的。1988年，第一本詩集的出版，「豐厚的版稅」（對那時的大陸收入而言）使我變成了有錢的大三學生。
被動赴日留學創作不輟
4.問：您曾提到剛到日本留學時並不熟悉日語，是什麼原因讓您選擇前往日本，而不是其他國家留學呢？
田原：我來日本留學是被動的。1991年5月16日是我人生值得紀念的一天，虹橋機場的一架飛機把25歲的我運到了東京。按原計劃我理應在日本的學校4月初開學前的3月中旬抵達日本，無奈因各種手續和審查拖延了兩個月之久。作為公派留學生，我創造了人生中的好幾個第一：第一次拿到護照、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去往異國他鄉。因為是公派，當然沒有選擇去其他國家的餘地，況且那時大部分大陸人廉價的工資收入根本無力支付一張國際航班的機票錢。我在日本的生活十分單調，留日以來，其實至今為止我沒離開過校園，少了一些世俗和江湖氣息的干擾，沒有在社會上摸爬滾打的經驗反而讓我保持了自己的單純和本真的一面。頗為慶幸的是，跟一些來日本留學後很快跳槽改行去賺錢的留學生相比，我從未改變過自己的文學興趣，每天除了去大學上課外，幾乎深居簡出——寫作、翻譯、聽音樂或偶爾旅行，平時接觸的人也很有限。在日本我一直把「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當作自己的座右銘。喜歡簡單、自在地活著，也感恩忙碌帶來的充實與滿足。
雙語寫作跳脫思考框架
5.問：您提到自己是在唸博班時開始積極嘗試以日文創作，雙語創作的經歷，讓您在詩歌創作的過程中有怎樣的語言差異體驗呢？包括您也提到，在這本《夢的標點——田原年代詩選》中，部分作品是從日語創作的詩歌作品中自譯過來的。在譯介過程中，有怎樣的語言切換挑戰呢？您曾說過：「對建立語言秩序的詩人而言，無論持何種語言，母語都是與生俱來的宿命，是背負的唯一行囊。遠離母語現場，是挑戰也是機遇，有壓力也有動力。」母語與日語之於您，有什麼樣的宿命與機遇挑戰呢？
田原：積極主動用日語創作詩歌的最大動機就是獲得了首屆留學生文學獎。當時，我剛剛考進博士班，接到名古屋詩人宇佐美孝二寄來的信件，信封裡裝著半個手掌大、從朝日新聞剪下的面向留學生的徵稿啟事，希望我用日語寫幾首詩試一試，沒多想就按要求寫了三首寄了出去。數個月後，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以為是騷擾迅疾按斷。手機遂又響起，才知道是評委會打來的獲獎通知，打電話的人是評委主任、詩人荒川洋治。這個小小的文學獎給予了我僭越母語用日語寫作的勇氣和信心。起初的日語寫作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是一個自我折磨的過程。切換日語與母語思考的閥門，似乎需要一個簡短的儀式和過程才能打開，這個「過程」和「儀式」很難用語言說清，類似於動筆前，接到了一個無形的「準備一下才能行動」的指令。對於任何語種，詩人都是母語的寵兒，母語絕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詩人作為語言秩序的構建者，血脈相連的母語既是被動的選擇，也是與生俱來的宿命。儘管如此，世界上自古至今還是存在少數優秀的雙語寫作者。美籍俄裔作家納博科夫（1899-1977）、林語堂（1895-1976）、多和田葉子（1960-）等，都是在兩種語言中表達自如、成就沛然的作家。我不清楚別的雙語寫作者的情形如何，我最初確實為克服慣性的母語思維適應了很長一段時間。日語與漢語儘管都屬於漢文化圈，共同使用著漢字，而且共同使用的很多漢語詞語的意思也都相同，但在語法方面卻是完全不同的語言體系。日語膠著而曖昧，漢語孤立而明確。日語的意思傳達靠的是助詞和動詞的時態變化；漢語則是靠維繫嚴格的語序來呈現語義。我曾在第二本日語詩集《石頭的記憶》後記裡談到過日語與母語的關係性：
「越過母語，背叛觀念。
進入日語，挑戰語感。
漢語硬中有軟：抽象、具體、含蓄、直接、孤立……
日語柔中有剛：曖昧、彈性、開放、婉約、膠著……
對於我，日語裡的平假名是被肢解的漢字，片假名是乾柴棍兒，漢字有時像陷阱。
在兩種語言之間，我想變成一條小河，自由地來回流淌；或者化作一艘小船，在漢語和日語之間漂蕩。
如果把母語比喻成一棵樹，日語就是嫁接在這棵樹上的枝，它同樣長葉開花和結果。
母語是命中註定的妻子，日語是我有緣結識的情人。二者都是一種宿命。 」
起初用日語寫作時，某些日語詞語總是對我構成挑戰，雖然能通過詞典查出能指和所指，但詞語背後所隱藏的、因時代的變遷衍生出的約定俗成、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意思，有時候不太容易把握。當然這樣的詞語在日語中是極少數的。現在回顧一下自己的日語寫作，毫不誇張地說，當初絕對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語言歷險。寫作很久之後，慢慢發現，日語寫作打開了我思考的另一扇門，開墾了我思考的另一片荒原，同時也讓我多看到和擁有了一個世界。雖然出版了二十來本日語書，但在日語面前，仍感覺自己不過是在蹣跚學步，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提升自己。當然，毫無疑問，日語賦予了我母語無法給予的無形的力量，某種意義上，這種力量是我用日語寫作的「秘密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