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丘延亮《台北之春》：兼談許常惠與民歌採集運動
這幾天一直都沉浸於閱讀丘延亮（識其人者皆暱稱「阿肥」）最近出版的長篇回憶錄大作《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
大致上，就篇幅內容來說，該書共三巨冊九十萬字、一千四百餘頁，乍看之下或許會嚇跑了一些讀者，但實際翻閱之後，卻是相當意外地流暢好讀，且觀書中人物描寫鮮活，娓娓讀來讓人有宛如身歷其境之感。
以個人的學思歷程重述六十年代台灣文化史
綜觀作者丘延亮一生的足跡與性格皆頗為特立獨行，年少時即因拒受體制規訓而自主輟學，旋即恣意游走於台北藝文圈和大學校園間自由聽講、四處行走江湖，因此得以和當時最具文化影響力的各路風流人物如殷海光、王尚義、陳紹馨、柏楊、陳映真、黃華成、許常惠、李泰祥等彼此互有往來，就讀台大人類學系期間又因涉入現代文學史上最大規模的白色恐怖事件「民主台灣聯盟」案而遭退學入獄（1968年6月6日被捕，及至1973年假釋出獄），隨之於1979年赴美獲政治庇護，後來取得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到香港浸會大學教書（1990至2005年任教於該校社會系），同時也在台灣多所大學兼課，後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退休。
長期以來，他的生命經歷及思想範疇不僅橫跨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社會、音樂等多元領域，更屢屢堅持親自站在第一線實際參與許多社會運動和勞工運動，而被視為名副其實、台灣現今少數碩果僅存的「老左派」。因此，閱讀這部多達九十萬言、主要以緬懷生平結識人物情誼為基調的《台北之春》，不僅透過丘延亮個人的學思歷程，得以一窺戰後初期的歷史論述表象之下，那些身為血肉之軀的文化人士內在的真實跫音，某種程度亦不禁令我想起已故前輩作家尉天驄（1935〜2019）追憶台灣早年文壇軼事的《回首我們的時代》（2011年印刻出版）。惟殊異的是，《台北之春》則是明顯於私人回憶之外，又更多了一種試圖以左翼知識份子的全景觀點（Full Shot）統合重述六十年代台灣文化史的宏大企圖。
回顧以往，我跟阿肥老師（丘延亮）最初因為2013年交大亞太／文化研究室主辦「草原民歌：以陳映真為線索的一九六○年代」系列座談而開始彼此認識，後來我陸續發表了一些關於六○年代文化議題-包括黃華成《劇場》雜誌、民歌採集運動等相關文章，偶爾在一些公開活動場合也會相互遇見打個招呼，大概就是一般的點頭之交。
直到我近兩三年因緣際會開始接觸、投入研究李哲洋（1934〜1990）與呂炳川（1929〜1986）等這些長期被主流歷史遺忘（排擠）的民族音樂學者相關史料，並且在媒體專欄上陸續發表一系列翻案文章，嚴厲批評他昔日青年時代的重要啟蒙恩師、同時也是六十年代領導「民歌採集運動」（丘延亮亦是當年參與民歌採集隊伍的其中一員）的發起人許常惠（1929〜2001）。豈料，某一天卻無意中發現，我居然被阿肥老師解除臉友了！
但有趣的是，過了一陣子之後，到了今年初（2023年1月31日〜2月5日舉辦）在世貿中心舉辦台北國際書展，我在唐山書店（位於獨立書店展區）攤位上偶然發現《台北之春》新書宣傳海報，隨即於臉書上幫忙轉貼訊息。過後不久，我很快就看到阿肥老師在臉書上面竟又回來加我好友了（果真是非常「務實」又可愛的老左派前輩！）
坦白說，我對這一切過程其實並不以為意，只是覺得以臉書作為另一種田野觀察的媒介現象很有趣，同時也讓人真實見識到阿肥老師「好惡分明」的「真性情」。
然而，在真性情之外，有些歷史研究的是非曲直，畢竟還是應該要說清楚、講明白的。
當你越靠近的時候，往往未必能夠看清事物的全貌
上面既然列舉了《台北之春》這套著作值得一讀的許多優點，這裡不妨也來稍微談一下它的一些小小缺撼（或盲點）。
《台北之春》書中刊載一張照片圖說內容為：「許常惠於1967年7月28日，在恆春大光里採錄陳達」。事實上卻是1977年，由許常惠帶了一組攝影工作人員回去恆春找陳達重新補拍。
試舉一處我比較熟悉的例子，比如《台北之春》第一卷第55回到68回的諸多篇幅談到了許常惠、史惟亮和民歌採集運動，其中第65回第374頁刊有一張許常惠拿著麥克風收錄陳達手抱月琴彈唱的現場照片，其圖說內容為：「許常惠於1967年7月28日，在恆春大光里採錄陳達」。
回顧過去，關於台灣早期民族音樂史的相關論述幾乎一直都把這張照片當作是許常惠在「民歌採集運動」當中「發現」陳達的影像證據，包括許氏的個人傳記《昨自海上來：許常惠的生命之歌》（1996年）、《那一顆星在東方：許常惠》（2002年），以及風潮唱片發行《山城走唱：陳達．月琴．台灣民歌》（2000年）等出版品裡皆一再反覆引用。
然而事實上，根據前年（2021）我在聯合報「鳴人堂」專欄發表〈思想起陳達的時代現象〉文中即已考證指出，該照片根本就不是當年（1967）「民歌採集運動」現場所拍攝，而是在此運動結束過了十年之後、也就是1977年，由許常惠帶了一組攝影工作人員回去恆春找陳達重新補拍。
至於許常惠為什麼偏偏要選在這一年回去補拍陳達？其間的轉折過程有許多耐人尋味之處，還請各位有興趣的讀者移駕參閱我在聯合報「鳴人堂」專欄發表〈思想起陳達的時代現象〉系列文章裡已有詳細說明，這裡就不多加贅述了。
除此之外，我在另一系列〈被誤解的歐樂思與「民歌採集運動」（下）：重見民族音樂研究的多元視角〉專欄文章已然提出這樣的反思：過去長期以來，在音樂學界一味偏重史惟亮、許常惠為主流論述的英雄史觀下，往往忽略了當年許多同時期參與民歌採集者的多元面貌，包括像是呂炳川、李哲洋、林信來等。
另於〈破除「民歌採集運動」的神話〉這篇文中，我更不吝直言批判：雖然許常惠無庸置疑是個相當具有人格魅力的（藝術家）作曲家，也是一個懂得激發引領群眾熱情與想像、熟諳媒體宣傳的社會運動家，同時更是對待身旁學生和朋友不乏真誠關愛的長輩恩師。然而，在「民族音樂學」的投入心態和學術倫理上，正由於他太過在意自己的名氣與地位，所以老是遮遮掩掩，生前也一直遲遲不肯全盤公布當年他本人從事民歌採集的相關史料。因此，許常惠顯然並不是一個可以適合拿來當作傑出研究典範的音樂學者。
饒富深思的是，在《台北之春》這部書中，雖有多處引用我過去談論「民歌採集運動」和許常惠的部分文章，但都是相當早期（約莫六七年前、甚至還有十年前）的舊文，相較於上述這幾篇、我在這兩三年內才開始以李哲洋和呂炳川的非主流觀點來批判「民歌採集運動」的新近文章似乎明顯不受待見。而這毋寧正是《台北之春》之所以能讓讀者感受到作者本人「真情至性」的濃烈色彩，同時卻也是某種「選擇性」主觀視角的盲點所在。
古早有句諺語，我總覺得特別有意思：「燈下黑」，意指當你越靠近的時候，往往未必能夠看清事物的全貌。
※作者於1976年生於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具有天秤座理性的冷淡與分析傾向。平日以逛書店為生活之必需，閒暇時偏嗜在舊書攤中窺探歷史與人性。同時喜好蒐集黑膠唱片、聆聽現代音樂及台語老歌。著有《半世紀舊書回味》、《裝幀時代》、《裝幀台灣》、《裝幀列傳》，書話文集《讀書放浪》、《舊書浪漫》、《書迷宮》，以及聲音文化研究《單聲道：城市的聲音與記憶》、《尋聲記：我的黑膠時代》、《留聲年代：電影、文學、老唱片》。新作《藝術與書的懷舊未來式》於2022年十月出版問世。目前專事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