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專欄／怒火與反噬
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曾有段懷孕中的金智英坐地鐵的描述。一位太太用大家可以聽到的聲音說，這樣很累吧？要是有誰讓座給你就好了。在大家的不自在中，一位女大學生站起來讓座，但是她撞了金智英的肩膀說：「肚子都大成這樣了，竟然還搭地鐵出來賺錢，真不知道在想什麼？」
另一部韓國小說《破果》，是題材少見的65歲女性殺手的故事。小說開始的場景也是在地鐵上，坐著的孕婦，被強迫她讓座的男子數落：「最近的年輕人連結婚這種事都自動放棄，也不生孩子，懶得履行義務，只有在想要舒舒服服的時候才會說懷孕。…講白一點，這世上就你一個人懷孕嗎？就你一個人要生孩子？」
地鐵如社會的觀景窗，讓讀者看到韓國女性，即使是最能激起大家善意的孕婦，在擁擠的必須爭奪的空間，也成為讓人產生敵意的「特權」。
2016年5月，江南地鐵站附近甚至變成祭壇。一位年輕女子在公廁遭到殺害，兇手和被害人毫不相識， 行兇動機是，他長期遭到女性無視，已經再也無法忍受。
曾經翻譯《臺灣漫遊錄》的韓國翻譯家也是類型小說作家金依莎說，這件事引起許多女性的危機感。過去大家可能以為韓國治安良好，現在則驚覺這種暴力可能發生在每個女性身上，「她的故事可能也是我的故事，她的結局可能也是我的結局。」
「江南站殺人事件」被認為是韓國女性主義再次覺醒的起點。幾個月後，趙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這本狂銷超過百萬冊的小說，不但社會學式的呈現韓國女性生命群像，也讓女性過去有所感但未必察覺也未必能言說的痛苦，經由主角之口率直說出。
根據統計調查，韓國1982年出生的女性，名字最多的就是「金智英」。這部小說，藉由一位女性，顯影所有韓國女性共同的處境。就像「江南站殺人事件」，顯影的是女性共同面對的「厭女」威脅。
揭露韓國女性所受到的性別、父權與社會的暴力，其實2007年韓江《素食者》更為尖銳。韓江接受韓國《東亞日報》採訪時曾說，她在大學時曾被韓國詩人李箱的這句文字吸引：「我相信人類應該成為植物。」她想像這位處於日本殖民時代的詩人，被迫生活在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也許正是如此而渴望人類成為植物。
所有與暴力相關的詞彙，如攻擊、戰鬥等都是指向動物性的存在，《素食者》是嘗試抵抗這種動物性的本質。韓江說：「我想呈現一個弱肉強食世界最極端的核心。」
不過韓江的尖銳，一個在暴力下希望像植物那樣活著的女子，也很容易被「病理化」或代換成一種只會出現在小說的「奇觀」。這種「虛構的孤例」，也許不像「我們都是金智英」那樣，意味著韓國女性共同的呼聲，以及成為對有些韓國男性來說共同的挑釁。
2018年韓國Me Too事件已經不再只是隱流，而成為公開的抗議運動時，檢察官徐智賢（Seo Ji-hyeon，暫譯）在電視訪談指控上司性騷擾，就引用《82年生的金智英》。
2016年「江南站殺人事件」、《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與2018年MeToo運動，意味著女性覺醒擴大到更多群體的同時，不意外的也面臨反噬。不但涉及女性的書寫與言論，更容易被敵視，而且可能進一步被貼上「厭男」標籤，女性主義甚至被視為一種「精神病」。
2018年歌手 Irene 在粉絲簽名會說最近在讀《82年生的金智英》，隨即引來男性粉絲強烈不滿，甚至在社群上燒燬她的照片，剪碎她的海報。一名男性留言說：「她等於公開成為女性主義者，我不再是她的粉絲了。」
同一年，饒舌歌手San E 發表歌曲〈Feminist〉，歌詞被認為有厭女意味。他也在一場演唱會反擊抗議他的聽眾：「Womad是毒藥。女性主義？不，你們是精神病。」
Womad是2016年從另一個以強調「鏡像反擊」聞名的論壇Megalia分裂出來的社群，強烈反父權，公開使用仇男語言與主張對男性全面拒斥。但是，這種較為激進的立場，其實不能代表韓國所有女性主義者，甚至她們也不見得自認是女性主義者。
不過，對於反對女性主義的人，他們未必想釐清其中的區別，甚至刻意模糊其中的區別，將Womad的主張變成女性主義共同的標籤，也賦予自己仇視女性主義的正當性。
2021年《The Diplomat》曾刊登一篇文章〈女性主義如何在韓國成為貶義詞〉（How Feminism Became a Dirty Word in South Korea），分析女性主義在韓國被妖魔化的複雜原因。
這不僅是男性擔心女性將動搖其過去優勢的反彈，也不僅是自以為被無差別「厭男」所感受到的被歧視的憤怒。
文章中引述律師S. Nathan Park 的看法，一種相信成敗全憑個人努力的菁英績效主義（meritocratic ideology），構成韓國年輕男性反對女性主義的思想基礎。他們在嚴苛而競爭激烈的教育與就業環境中，受個人主義追求與資本主義壓力所形塑，因而形成一種「扭曲的道德感」。
在這樣的觀點之下，系統性的性別不平等被削弱甚至否認。S. Nathan Park認為，當前這股厭女浪潮的動機，源自韓國年輕男性將女性視為「持續獲得優惠待遇的威脅」，而將自己視為女性主義的受害者。
在《82年生的金智英》與《破果》中描繪的孕婦在地鐵上的被歧視，何嘗不是將她們視為獲得優惠待遇而讓自己受害的威脅？充滿貶義的網路流行用語「媽蟲」，又何嘗不是刻意忽略母親在家庭中承擔更多育兒的辛勞，而將她們扭曲成依靠丈夫和小孩得以悠哉度日的人？
文章還引述一位韓國女性主義者的說法：「女性主義者正被描繪成仇男者，以便被噤聲，並使她們為性別平等所做的努力遭到污名化。」
一些受訪者認為，現在韓國公開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仍是危險的。而對名人展現女性主義立場的仇視，也助長一種文化氛圍，女性主義意識形態遭到排斥，當事人必須為此不斷辯解或道歉。
這種對女性主義的憤怒情緒，也被政治人物收割。2024年愛丁堡大學韓國研究資深講師Youngmi Kim，有一篇文章〈4B：韓國女性如何領導一場對抗厭女的激進運動〉（4B: how South Korean women are leading a radical movement against misogyny）便指出，韓國政治人物已將這股日益增長的怨懟情緒武器化，並利用性別歧視與厭女情緒來獲取選舉利益。
她認為，韓國前總統尹錫悅2022年贏得總統大選，部分原因正是他成功鞏固心懷不滿的年輕男性選民支持。在競選期間，他承諾要廢除性別平等與家庭部，並指控該部會將男性視為「潛在的性犯罪者」。
不過，在部分男性妖魔化女性主義者，試圖否認韓國性別不平等的事實，以及抹煞女性爭取平等的努力時，作為韓國文化消費主力的年輕女性，對於現在仍有政治不正確的厭女等文字也格外醒覺。
金依莎說，其實韓國文學界對於性別的看法已經達成共識，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擴散到更多讀者群，讓他們可以接受？她選擇寫類型小說，也有著希望觸及更多讀者的想法。
金依莎所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漢城府，明月夜》是一部以朝鮮時代「產婆」為主角的推理小說，因為這個時代男性仵作無法檢驗女性屍體，民間產婆就有機會代為驗屍，而從這樣的職業設定中，讓女性成為可以觀察推理的「偵探」。這部小說獲得相當不錯的評價，被視為是「成功將性別議題植入類型框架」的佳作，目前已有法文與俄文版，也售出電視版權。
在讀者的反應中，金依莎也發現對於女性角色更為敏感的現象。有些人對女性身份產生質疑，比如說朝鮮時代女性不能出門，產婆可以去驗屍或追查案件嗎？金依莎說，女性不能自由拋頭露面是朝鮮時代晚期的規定，但小說背景是較早時代，還沒有禁止女性出門。不過小說中的確有個角色和史實有出入，也就是世宗大王的弟弟，這個人物其實很早就去世了，但這點反而沒有人提出質疑。
《洛杉磯書評》撰稿人Colin Marshall曾說，即使在韓國，《82年生的金智英》一度也帶有社會政治「高壓線」的性質：讚美它，你就是女性主義陰謀的一分子；批評它，你就是父權體制的一員。…這使得要讓文本從藝術性的優缺點來進行批判性討論，面臨的可能不是反駁，而是一道石牆。
石牆意味著在對立的情況下，有意義的溝通幾乎不可能。但是這樣固體的形容，反而讓人有種石牆或許有一天可以打破的樂觀。而爭取性別平等的努力，可能更像液體，在政治動員的情緒挑動下，如逆水行舟，退步往往比進步還快。這不僅是政治人物以厭女言論吸引同樣厭女的支持者來鞏固選票，而且也顯示女性議題的脆弱性，在政治對立之前，我們曾經以為的進步，或許只是幻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