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小紅書，真的只是討厭中國嗎？
2025 年的台北寒冬，天空飄著綿綿細雨，正如陳小姐此刻的心情，陰鬱而充滿了不解。
作為二十出頭的「Z 世代」青年，手機螢幕是她與世界連結的窗口。桌布上那個紅底白字的「小紅書」圖示，則是她每日生活不可或缺的數位糧倉。
陳小姐並不關心政治，對她而言，小紅書不是「統戰工具」，而是一本便利的生活百科全書。在這裡，她學習最新的「白開水妝容」、追蹤「多巴胺穿搭」的潮流，甚至她的代購副業也完全依賴這個平台上的「種草」文化──透過在社群上分享真實使用體驗，激發他人的購買慾望。
然而，這份安心在某個平凡的午後後瞬間崩塌。
根據統計，由於過去兩年內，小紅書涉入多達 1,706 件詐騙案，累積財損逼近新台幣 2 億 5,000 萬元。於是，今年 12 月，我國內政部依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以下簡稱「打詐條例」）第 42 條，宣布對小紅書實施一年的「停止解析」與「限制接取」處分 。
講白了，就是架起網路隔絕，不讓台灣人輕易使用小紅書。
部分年輕世代聽聞後，哀嚎「精神糧食被斷」，質疑政府「逢中必反」，把民生議題給泛政治化；反對黨則抨擊此舉侵害言論自由，是在構築台灣版的「網路長城」，諷刺民主台灣竟走上了共產威權的老路 。
然而，若我們願暫時放下政治的有色眼鏡，走進禁令背後的行政邏輯與法律困境，就會發現：這場「封禁」爭議，涉及了數位主權，遠比表面的「意識形態」之爭更值得我們關心。
「綠色恐怖」與「國安焦慮」夾擊下，真正焦點遭邊緣化
當內政部宣布封鎖小紅書一年的消息傳出，台灣社會呈現出跨世代與政治光譜的劇烈討論。具體來說，當政府以「詐騙」為由祭出網路禁令時，不少族群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又來了，又是綠色恐怖！」
網路論壇如 Dcard 與 PTT 上充斥著憤怒的聲音。有人質疑：「如果因為有詐騙就要封鎖，那 Facebook 上滿滿的一頁式詐騙廣告，為什麼不封？LINE 上面的假投資群組，為什麼不斷？」這種比較性的質問，迅速把資安問題轉化為政治性的雙標指控。
在野黨的政治人物敏銳地捕捉到了這股民怨。
國民黨與民眾黨的立委紛紛發聲，批評民進黨政府是「打著民主反民主」，利用打擊詐騙的名義，實則在進行思想審查，阻斷兩岸民間的文化交流。他們認為，小紅書上的內容多為生活分享，與政治無涉，政府的動作是為了阻擋年輕人看到「真實的中國」，是一種出於政治不自信的「鎖國」行為 。
另一方面，支持封禁的聲音則來自對「紅色滲透」的國安焦慮。民進黨政府及相關學者長期示警，中國的 APP 不僅是商業產品，更是中共對台進行「認知作戰」的攻城器。
所謂認知作戰，是指透過資訊的操縱，潛移默化地改變目標群體的價值觀與認同。小紅書雖然以生活內容為主，但其演算法推薦機制完全掌握在中國企業手中。批評者指出，在關鍵時刻（如台灣選舉期間），這些平台可以透過調整權重，放大有利北京的敘事，或壓制特定議題的討論。
此外，台灣年輕人因大量使用小紅書，開始習慣使用簡體字及中國流行語（如視頻、質量、立馬），這都被視為一種「文化統戰」的具體成果。在這種敘事下，封禁小紅書不僅是為了打詐，更是為了台灣的「文化主權」與「民主機制」而戰。
然而，這種將所有中國產品都視為特洛伊木馬的觀點，雖然在國安上有其合理性，卻難以說服那些僅將其視為工具的使用者，反而加深「政府管太寬」的負面印象。
而在「綠色恐怖」與「國安焦慮」這兩大敘事的夾擊下，這波小紅書禁令的真正焦點──「詐騙不受控的風險」，反而被邊緣化了。
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檢視內政部這次決定理由，就能發現政府的決策邏輯並非建立在「思想審查」上，而是建立在「詐騙管理」與「執法必要性」上。
具體來說，政府並非因小紅書「內容」有毒而封鎖它（否則微博、微信、TikTok 應該更早被封），而是因為小紅書作為一個平台，在面對台灣法律時的特殊狀態──「不落地、不回應、不負責」。
這種狀態使該平台成為法律上的「化外之地」，當犯罪發生時，國家機器完全無法觸及。這才是啟動封網的癥結所在，而非單純基於對小紅書的好惡。
為何是小紅書？一起來看詐騙管制的現實
輿論最大的質疑在於：為何不禁 Facebook 與 LINE 等其他平台？
針對這點，我們必須從犯罪偵查實務與技術檢測的角度，深入剖析小紅書與其他國際平台本質上的差異。這並非為政府護航，而是還原執法機關在面對不同平台時所遭遇的真實困境。
一、 數據會說話：資安指標崩潰中
在討論詐騙之前，必須先談資安，因為資安漏洞往往是詐騙的溫床。根據國家安全局針對小紅書 APP 進行的深度檢測，結果令人觸目驚心：在總共 15 項的資安檢測指標中，小紅書「全數不合格」。
這 15 項指標並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技術越權行為。讓我們來探討其中兩項關鍵違規：
- 過度蒐集個資：小紅書被發現會自動讀取使用者的剪貼簿內容。這意味著，如果你剛複製了網銀密碼、身分證字號或私密訊息，打開小紅書瞬間，這些資訊可能已被上傳。
- 隱密傳輸與後門風險：檢測發現，小紅書會將設備參數或使用者設定的指紋，隱密回傳至中國境內的伺服器。
相比之下，雖然 Facebook 與 Google 等美系平台也以蒐集使用者數據聞名，但它們在作業系統（iOS／Android）的隱私框架下，通常提供使用者「拒絕追蹤」的選項，且其資料傳輸受到歐美較為嚴格的隱私法規監督。
相對於此，小紅書的資料流向，則會匯入中國《網絡安全法》與《國家情報法》的管轄範圍。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在法律上有權要求企業無條件提供這些數據，這對隔了一道海峽的台灣使用者構成了十分強大的資安風險 。
二、 為何差別管制？因為管轄權的有無
回到核心爭議：Facebook 和 LINE 詐騙也多，為何不禁？答案在於「管轄的可行性」。
Facebook（Meta）或 LINE 在台灣設有分公司或辦事處，這意味著它們在台灣有「法律實體」。當發生重大刑案，檢警單位找得到人、發得出公文。雖然 LINE 常以「保護隱私」為由拒絕提供個資，但至少存在一個法律攻防的管道。
至於小紅書，在台灣無分公司、無伺服器、無法律代理人。它就像飄在雲端上的幽靈，台灣警方發出的公文，對方完全可以視而不見。
過往，內政部多次透過海基會正式發函，要求小紅書配合台灣的打詐措施，並限期改善。結果是「已讀不回」。這種拒絕面對的態度，使得台灣執法機關在面對小紅書詐騙案時，經常陷入「查無此人、調無資料、追無金流」的法律真空。
因此，封鎖小紅書並非單純因為它來自中國（雖然這是資安風險的來源），而是因為它拒絕接受台灣法律的最低限度監管。當一個平台擁有大約 300 萬名台灣使用者，卻拒絕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時，國家為了保護國民，依據國會通過的法律來進行隔絕，便有了「依據與必要」的雙重正當。
「封網」難以治本，「落地管理」才是長遠解方
不過，「封網」或許是止血的急救包，但絕非治病的長久良方。
在 VPN 技術普及的今天，DNS 封鎖更像是一種宣示，實際阻絕效果有限。真正的解決之道，在於將這些跨國數位巨獸納入在地法治，這就是所謂的「落地管理」（Local Landing）。
內政部部長劉世芳在面對爭議時也曾表明：只要小紅書願意落地，設置法律代表人，遵守台灣法律，政府並不會禁止其營運。
所謂「落地」，並非強求其將伺服器搬到台灣（這在雲端時代不切實際），而是要求建立「法律責任的在地化連接點」，具體而言包括：
- 指定法律代理人：必須有一個自然人或法人，在台灣境內負責接收法律文件（如法院傳票、行政處分書）。這有助於解決「找不到人」的問題。
- 遵守當地法規：包括《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最新的《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 建立快速回應機制：對於執法機關的調取資料請求（如詐騙嫌疑犯 IP）或內容下架請求，必須有明確的審核標準與回應時效（例如 24 小時內回應）。
這並非台灣獨創的無理要求，而是當前全球數位治理的主流共識。透過「落地」，國家主權得以延伸至虛擬空間，將「雲端」拉回「地面」，並衍生前述「數位主權」的想像。
不只台灣，全世界都在面對「數位主權」保衛戰
傳統的主權概念建立在領土邊界之上，然而，數位平台打破了這個邊界。小紅書身在中國，伺服器在雲端，卻能實質影響 300 萬台灣人的認知、消費行為與財產安全。
當台灣的法律無法觸及這些跨國平台，當台灣的警察無法調閱犯罪數據，當台灣的消費者受害卻求償無門時，台灣的「數位主權」實質上已經被侵蝕了。
但是，台灣的焦慮並不獨特。事實上，從歐盟到美國，全球政府都在進行一場關於「數位主權」的保衛戰；各國紛紛立法，試圖馴服這些富可敵國的科技巨頭。台灣的行動，若置於全球座標系中，便顯得不再突兀，反而是順應了國際監管的潮流。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小紅書爭議，表面上是關於「統獨意識形態」與「言論自由」的角力，但實質上，它揭示了台灣在數位時代面臨的「主權焦慮」與「治理赤字」。
於是，這不只是一場單純的意識形態惡鬥，而是一場關於如何在數位與安全、自由與秩序之間尋找新平衡點的全球性挑戰。台灣，正身處這場挑戰，外加地緣政治的最前線。
封禁小紅書，或許只是這場漫長戰役的序章，真正的挑戰──如何建立一個既能保障數位主權，又不犧牲網路自由的治理模式，才正要開始。
但最怕仍有人以為只要喊一聲「言論自由」，就能把所有治理難題一筆帶過──畢竟，在這個時代，只有不想負責的人，才會把治理問題都說成意識形態，而我們必須比他們更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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