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煙硝的跨國戰爭！審查刪文、製造訊息，資訊獨裁的雙重手法
網路是對抗極權的利器，還是政府監控之眼？20 世紀末，網際網路甫萌芽，彼時正是自由無垠的代名詞。但不過十數年，獨裁政體導入新技術，建置網路審查系統與防火牆，奪回資訊掌控權，甚至發動跨國資訊戰。當台灣成為境外假訊息的投放目標，又該怎麼面對資訊攻擊？「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林宗弘研究員，他與廈門大學政治學系張鈞智副教授合作，運用 153 國資料，分析國家網路審查與公民社會能量的互動關係。
自由的網路世界，讓我們集結革命
跨入千禧年時，傳言中國將著手建置防火長城，全面管制網路資訊流通，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Bill Cliton）嘴角淺淺上揚微笑說，「祝他們好運。那就像把果凍釘在牆上。」
約 10 年過後，透過社群平台迅速串連，從網路點燃的燎原怒火，果真在 2010 年底掀起北非、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革命浪潮！一時之間，網路儼然成為組織動員的新興反抗支點，藉由虛擬世界的合縱連橫，便得以撐起更好未來的想像，打造屬於人民的明天。
「從阿拉伯之春、占領華爾街到太陽花運動，那時候主流的觀點是，網際網路有助年輕人集結抗爭，或獲得社會資本。」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說。
▲ 2010 年底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甫崛起的行動網路與社群媒體成為助力，民眾透過手機迅速串連，分享圖片資訊，掀起北非與中東地區一連串民主抗爭運動，多國獨裁政權垮台，稱為「阿拉伯之春」。（Source：VOA Photo/L. Bryant,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數位烏托邦」夢起夢醒：技術決定論 vs. 獨裁進化論
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下，「數位烏托邦主義」（Cyber-Utopianism）蔚為風行，人們相信隨著數位科技愈成熟、使用人口愈多，公民社會就能擁有愈大力量。
烏托邦論者立基於技術決定論，樂觀地相信網際網路的崛起，得以打破威權政體的資訊高牆，鬆動原先政府一手掌控的單向訊息來源。人民不再只能被動接受資訊餵養，得以透過網路自由共享資訊、迅速串連，召喚集體行動。對公民社會，網路無疑是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賦權工具。
然而，當革命時刻的激昂褪去後，威權國家卻沒有退出歷史舞台，原先瑰麗的網路烏托邦想像反倒轉眼成空。
短短幾年，威權國家管控、壓制、操弄資訊的技術全面進化，乃至於發展出一整套資訊政治經濟學戰略。換言之，如今果凍不只牢牢釘在牆上，甚至連呈現的大小、形狀和樣態，也幾乎被資訊獨裁國家玩弄於股掌之間。
由此，另一套對立論述應運而生：面對新科技突破，獨裁國家重新進化，運用新工具反制網際網路的自由衝擊，透過高度網路審查監控，再次壓制公民社會的力量。
網路再翻轉，成為威權政體的鞏固工具
原先普遍樂觀的烏托邦期待，究竟是如何走向宛如老大哥夢魘的非預期結果？
林宗弘指出，2010 年前後為關鍵分水嶺。之前網路崛起確實帶來強烈衝擊，因此多數威權國家網路覆蓋率遠低於民主國家，即是因政體感受到數位科技的威脅，從源頭限制人民使用。
但是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幾年，威權國家的網路覆蓋率卻迅速攀升，不僅超過全球平均值，最後更超過民主國家。
林宗弘研究發現，這項飛躍性成長並非偶然，而是當權者有意為之的反制性操作。
過去政府反制是限制人民上網、抑制網路擴散，但約 2012 年後，威權度較高的國家如中國、伊朗、埃及、土耳其、俄羅斯，以及近年泰國和馬來西亞，陸續建置網路審查系統（internet censorship），形塑強大的維穩防火牆，遮蔽並扭曲訊息。換言之，國家重新奪回資訊掌控權。即便網路更普及，但實則套上重重枷鎖，甚至轉成國家打壓監控的有力工具。
例如，埃及 2011 年示威運動期間，曾採取全國斷網手段，防止示威者串聯。但之後政府大量投注科技資源以監控網路，限網、斷網就不再是政府採取的手段。
▲ 全球 153 國網路、手機覆蓋率趨勢。2010 年前威權政體網路、手機比例還遠低於民主國家，之後迅速增加，分別在 2013、2010 年超過民主國家。
林宗弘指出，國家如何介入且建構一整套資訊政治體制，過往研究始終較貧瘠。雖然有宣傳學、傳播理論可援引，但缺少系統性資訊政治經濟學理論。 2019 年，Sergei Guriev 和 Daniel Treisman 兩位政治經濟學者才提出「資訊獨裁論」。他們研究發現，威權國家資訊審查、政治宣傳投資愈大，政權存活率愈高，愈不容易被推翻，也會減少流血暴力鎮壓機率。這便構成簡潔理論架構，明確解釋威權國家加強資訊審查操弄的動機。
國家網路審查：壓制公民社會的黑手
不過林宗弘認為，現有研究多半集中在資訊審查如何影響政治轉型，聚焦於宏觀的變遷過程，卻忽略了中介影響機制，例如對公民社會的活躍性打壓。因此林宗弘與廈門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張鈞智合作，援引瑞典哥德堡大學 V-Dem 資料庫（Varieties of Democracy）的大型跨國調查，取得全球 153 個國家的資料（1995-2018 年），探究網路審查對於公民社會的影響。
研究進一步以互動固定效應模型（interactive fixed-effects model），檢視 2011 至 2018 年網路審查成長超過 10 %的 34 個國家。以 2017 年為例，網路審查的效力削弱了核心公民社會指數約 8%，清楚呈現出兩者的相關性。研究發現國家的網路審查，確實是降低公民參與的關鍵因素。
「我們的研究發現，網路覆蓋率已跟公民社會活力脫鉤，也跟政治體制脫鉤。」林宗弘分析。威權國家下，網路科技是推進新興經濟、科技產業的工具，但同時也是澆熄公民社會的武器。
▲ 2011~2018 年全球網路審查提高 5.6 %，中國、伊朗、土耳其、埃及為審查成長最快的 4 國，轉折關鍵約在 2010~2011 年阿拉伯之春後，諸如茉莉花革命等關鍵字會遭屏蔽。
▲ 網路審查與公民社會指數的關係呈 U 型，網路審查迅速增高的國家，公民社會指數也明顯下滑（如土耳其的公民能量大幅衰退，與政府建置審查技術密切相關）。研究也透過模型運算，顯示網路審查確實能削弱公民社會，特別在專制政體。
林宗弘直言，過往比較研究大多聚焦網路對政治轉型的影響，普遍忽略威權國家運用科技針對公民社會展開操弄與反動員（demobiliztion）等策略。
網路的快速發展最初雖為威權國家帶來空前挑戰，然而這些政體很快展現韌性，學會靈活運用科技手段，有效壓制公民社會持續壯大，化解潛在政治風險。
以中國為例，習近平上任後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大力強化網路審查技術與訊息防火牆。一般人可透過網路表達個人意見、商業交易、聯繫親友等，甚至可批評政策，但絕不能用於發動社會抗爭。背後嚴密的審查機制，包含特定關鍵字，緊盯使用者一舉一動，防範集體集結行動的火苗於未然。
哈佛大學政治學者 Gary King 等人曾提出經典解釋：中國網路審查重點不在於阻止一般人批評政府，而是防堵阻絕動員可能，也就是禁止會集結群眾發動連署、陳情、抗爭或更激烈政治行動的內容。
資訊操弄的兩手策略：減少訊息、增加訊息
林宗弘進一步分析，威權國家網路審查的兩種策略。
首要是減法。簡單來說，如同前述刪文、斷網與關鍵字屏蔽等，皆是威權國家常見的審查手段，關鍵在於「減少訊息」，隔絕封鎖踩到政體紅線的新聞與討論。但這只是資訊操弄的面向之一。
另一個手段則是加法，即「增加訊息」。包括散播假訊息，選擇性釋出足以歪曲、遮蔽原先焦點的訊息，又或是刻意放送溫暖正面的心靈雞湯，目的皆在奪取民眾的注意力。據 Gary King 等人另一篇研究指出，中國網軍操作並非直接反擊不利政府的訊息，而是帶風向、貼歪樓，使用反諷、嘲弄、抹黑對方的手法轉移焦點，讓原先議題力道削弱。
威權國家正是同時運用減少訊息、增加訊息兩套手法，導引操弄社會可獲得的資訊，達到統治目的。
讓假訊息飛！資訊戰可能群體免疫嗎？
不過林宗弘提醒，類似操作不只局限國內。威權國家也會對外投射，特別是針對潛在敵對或競爭關係的民主國家，包括病毒攻擊、癱瘓伺服器造成斷網，同時也投放大量假訊息，以此讓目標國內部分化，製造情緒爭端，使社會陷入認知癱瘓。
林宗弘解釋，這種干擾模式有特殊性。「我們另一個研究已系統性發現，只要周邊存在領土爭議的威權政體，民主政體被攻擊的頻率就會大幅上升；但是相對地，威權政體並沒有同樣受大幅攻擊。」換句話說：
這攻擊是單向、非對稱，來自威權政體。資訊戰已當成攻擊武器，用在國際關係。
一旦國家與鄰國沒有領土爭議，或四周都是民主政體，國內被投放假訊息的比例就大為降低。
▲ 被攻擊國的另一特色是選舉時期。2017 年法國總統大選，選前最後一刻出現重傷馬克宏的假新聞，由大量境外假帳號散布。同樣情形，也出現在 2017 年川普與希拉蕊總統大選，來自馬其頓的境外網軍製造大量假新聞發動攻擊。（Source：The White House from Washington, DC,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但民主國家內訊息原本即多元殊異，資訊戰攻擊是否真會造成實質威脅？或社會其實終將形成「群體免疫」，無需過度擔憂？
林宗弘不同意這類觀點，他正在進行的研究發現，據 2020 年資料，一國假訊息量愈大，疫情愈嚴重。近期英國研究也顯示，假訊息會降低接種疫苗的意願。「如果資訊戰確實會產生效果，造成社會傷害，又怎麼達到群體免疫呢？」
迄今，林宗弘已大致拼湊出理論圖像，希望更完整理解資訊操弄背後的整體面貌，但仍有許多亟待突破的環節。包括在民主、威權不同政體下，哪些更容易被操弄？運作結構與結果有何殊異？以及對哪個社會階層更有利？都是未來待持續梳理的部分。
台灣為境外網攻密集目標！跨國假訊息攻防戰
根據 V-Dem 跨國研究，2018 年全球 179 國「遭受境外假資訊攻擊」的調查，台灣高居世界第一！面對威權國家步步進逼，林宗弘雖不再如過去數位烏托邦論者樂觀，但也不至絕望。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循環結束：公民社會因網路崛起；接著國家掌控愈來愈多資源，投資審查技術，把公民社會壓下去。這表示原先樂天看法是錯的，但未來科技突破還會有進展，下一個循環還是可能出現。」
但他強調，我們不應該僅單憑烏托邦或反烏托邦想像來面對。「人一定要介入科技發展，這是權力鬥爭的一部分，民主的一部分。不投入，當作搭便車，最後就是被宰。」
▲ 2018 年瑞典 V-Dem 遭外國假資訊攻擊的跨國調查， 0~4（淺至深）為嚴重程度，0（淺色）代表散布最頻繁，台灣在 179 國名列第一。（Source：digital society of project）
具體可以怎麼做？林宗弘提出三點建議。
根據 2019 年台灣民主基金會的調查，65.7% 民眾認為假訊息對台灣民主危害很大，這顯示資訊戰的威脅感深入大眾。政府應該在基礎研究與資料情報蒐集上，提供更多挹注，才能依據實證研究成果建立防護體系。
其次，主動揭露調查結果。除了專業事實查核機構，公民社會內部也可以自我動員組織，譬如醫師公會若發現錯誤的醫療流言，即主動澄清、提供正確資訊。
第三，假訊息攻擊的受害者具共同特徵，包括和外在社會接觸較少、資訊獲取管道不足。因此政府應該找出方法彌平數位落差，協助更多弱勢者培養資訊識讀的能力。
身處資訊紛雜的年代，真假難辨已成日常。林宗弘總結，當假訊息的類型、來源愈趨五花八門，國家、公民社會、研究者都需要持續尋找各種政策工具，完成這幅複雜的拼圖，而不應寄望快速解決的萬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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