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產後憂鬱高於全球，母職壓力讓媽媽喘不過氣
疫情爆發後，懷孕的筠君就幾乎沒出門了，她的伴侶是軍人，十天才放假回家一次，這十天筠君就一個人待在家裡，數著一天又一天待產的日子。
入院待產時，儘管已經跟院方說過不希望人工催生或施打任何藥物，筠君還是被施打了催生劑，孩子來得又急又快，當伴侶趕到醫院時，她已經結束生產。住院期間，鼻子過敏的她吸著鼻涕，被拒絕去哺乳室餵奶；出院後，伴侶回到部隊，來幫忙做月子的月嫂不如想像，筠君感覺孤立無援，一切都和她想像得不一樣。
過了幾天，筠君決定請月嫂離開。那天傍晚，家裡只剩下她和沉沉入睡的寶寶，寧靜的氣氛讓她感到呼吸困難，焦慮得走來走去，頭探出窗外也無法順暢呼吸，筠君忍不住一邊哭，一邊打電話給伴侶和朋友。
每個人都問她：「寶寶狀況不好嗎？」她流著眼淚回答：「寶寶很好，是我不好！我現在需要有人陪，不然我很想從陽台跳下去！」
2個小時後，親友紛紛趕來，婆婆勸她坐月子不要出門吹到風，筠君說：「我沒辦法再待在房子裡，我會瘋掉！我已經被關在裡面好久，現在還多了一個需要我堅強起來的小寶寶，太多了！」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大家協助她用餐、讓她好好洗了澡，卻沒有人談論她的憂鬱。
當所有的人離開後，筠君又是一個人，面對無止盡的餵奶、拍嗝、擠奶、清潔消毒等工作，接下來的好一段日子，她一天零星睡眠時間加起來不到四小時。
憂鬱的感覺在暗處緩緩蔓延，寶寶哭了、寶寶要喝奶、寶寶想睡覺、寶寶要抱抱，一切似乎都比筠君的憂鬱更需要立即處理，她學會以「忘記我自己」來照顧孩子，她當然很愛孩子，但忍不住在心裡想：「為什麼寶寶不能乖一點？」然後立刻責備自己：「為什麼我不能對寶寶更有耐心？」
筠君的處境或許和很多產後媽媽一樣，感受到產後低潮或是憂鬱。
很多人以為產後憂鬱只會發生在剛生產完，但實際上，產後憂鬱症開始的時間無從得知，並非是從生產後才開始，可能是產前就開始有憂鬱傾向，也可能在產後2至6個月突然發生。而且憂鬱症的發生原因不明且多元，至今仍未有明確的歸因，風險因子可能包含自信心下降、睡眠問題、心理壓力和健康狀況、缺乏伴侶支持等。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施麗雯指出，根據研究，一般女性發生產後憂鬱症機率約為10%～16%，台灣女性卻介於10%～26.8%，明顯高於其他國家。
原因一：台灣孕產照護的焦點在寶寶而非媽媽
筠君的狀況正好符合施麗雯的觀察，台灣孕產照護的焦點從產前到產後，都著重於胎兒的健康。
過去致力於婦女產前焦慮研究的施麗雯認為，要探討產後憂鬱，必須先把時間軸拉回到懷孕期間的焦慮。女性懷孕時不僅身體結構改變、賀爾蒙產生變化，也會對胎兒是否健康產生擔憂，焦慮的孕期心情很容易蔓延到產後，「我發現很多女性產檢時就開始焦慮，擔心寶寶是否健康、自己該如何照顧寶寶，整個人沉浸在『擔心』裡，坐完月子後面對陌生的寶寶，焦慮演變成憂鬱。」
衛生福利部曾與英國倫敦大學健康平等學院合作，在2017年出版了一份《台灣健康不平等報告-衛生福利部-國健署" 台灣健康不平等報告》，報告中明確建議：「透過衛生保健服務和社區計畫，提供母親產後支持，並聚焦在母親的心理健康」
然而時至今日，女性從懷孕到生產的身心健康仍明顯受到忽視。「檢視台灣女性懷孕生產的處境，婦產科產檢的照護的對象以胎兒健康為主；產後，政府只處理新生兒健康篩檢與疫苗預防接種」，施麗雯感慨的說。
原因二：育兒的忙碌和母職壓力，讓女性難以求援
剛生產完的琇茹還在月子中心， 就因為擠乳不順而肩頸痠痛，儘管手腕貼著貼布，她還是努力一天與擠奶器奮戰數次。
這間月子中心請媽媽直接擠乳，寶寶放嬰兒室給護理師顧就好。但她每次送集乳瓶去嬰兒室時，少少的母乳讓她自卑，若剛好遇到其他媽媽拿著滿滿的母乳瓶，更是無地自容。
離開月中回家後，琇茹找來月嫂幫忙度過照顧新生兒的忙亂生活，月嫂也幫她按摩乳房，但沒能讓她擠出更多母乳，到後來，家人也不理解她對母乳的堅持。
月嫂離開後，白天獨自育兒的琇茹開始被無力感淹沒，身心疲累的她忍不住對著哭泣的嬰兒大聲尖叫，她哭著責備自己不是一個好媽媽。一直到寶寶三個月大時，她才終於在國際泌乳顧問的專業協助下，改善了哺乳問題，得以走出陰霾。
臨床心理師謝明慧表示，其實女性產後約有五成會感覺低潮，一成會在產後2週或幾個月後，發生產後憂鬱症，甚至有千分之二罹患產後精神病，有自傷或傷人的傾向，「數字告訴我們，大部分的媽媽在痛苦中幸運撐過去了，極少數才會走到極端，但回推數字，如果每十個產婦就有五人陷入低潮，那麼這個問題不該被忽視。」
儘管產後低潮與憂鬱的女性比例不低，會主動求診的產婦卻很少，一來是育兒佔去了太多時間與精力，媽媽在母性激發下，即便睡不好也會半夜起床哄寶寶，乳頭疼痛也會繼續餵（擠）母乳，對自己身體的關照不知不覺減到最低；二來，社會不斷合理化「養小孩就是很辛苦」、「生完後睡眠不足才會不開心」，稀釋掉產婦與身邊親友對產後憂鬱的警覺。
宥亘就是這樣的狀況，懷孕後就成為全職媽媽是夫妻共同計劃，她很期待陪伴孩子成長，但月子結束後，獨自育兒的她要等到伴侶下班，才有人接手幫忙，可是白天寶寶ㄧ放到床上就哭，她必須揹著寶寶走來走去哄睡。當她向自己的媽媽訴苦時，媽媽卻質疑，「是不是親餵讓寶寶吃不夠，嬰兒應該都在睡覺啊！」沒有得到安慰的宥亘，苦於寶寶睡不安穩的狀況下，她嚴重睡眠不足，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快樂不起來了，也覺得寶寶很可憐，「我很想哭，是不是我照顧不好？選擇親餵，真的是我做錯了嗎？」
施麗雯說：「以前的大家庭能互相支援，現在小家庭育兒孤單感很重，產婦身邊不一定有同時間生產育兒的人，缺乏支持、交流與正面經驗傳承，但不是每個人懷孕生產後就知道怎麼當爸媽。」
建議一：足夠的產前宣導，產後低潮、憂鬱不是失敗的標記
婦產科醫師烏恩慈不時在粉絲頁刊出產後憂鬱的真實故事，她認為雖然產後憂鬱與荷爾蒙起伏有關，但不代表女性的低潮憂鬱就該是理所當然，造成女性壓力的餵奶、長輩介入育兒、職場焦慮、身體形象的改變等社會文化問題，也要被好好看待與解決，透過更多真實故事的傳播，能讓更多孕產家庭能提前有所準備，也讓產後憂鬱去污名，能被訴說、被討論，也能被看到，並且被幫助。
謝明慧也認為，雖然台灣社會已對產後憂鬱不陌生，但憂鬱症讓人有失敗的標記，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與自己無關，往往要到產婦身心狀況差到影響生活能力、無法照顧孩子、不斷哭泣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強烈的負面情緒引發家庭衝突，大家才會發現不對勁。
她以自己為例，她產後在月子中心食不下嚥，伴侶抱怨她浪費月子餐，但她只是一直哭，「當時我的眼裡只有小孩，護理師說想抱走寶寶讓我睡覺，我還會生氣！」身為心理師的她，也需要有人跳出來提醒，她的低潮和憂鬱可能是產後荷爾蒙在作祟，無關乎她有沒有能力愛孩子、照顧孩子。
「產前提醒與宣導很重要，產後會有什麼情緒變化？」謝明慧解釋，產後是否會從低潮轉入憂鬱，和家族遺傳是否有憂鬱因子、個人特質是否為高敏感性、情緒波動大等有關。「藉由不斷得宣導，大眾逐漸了解及認知到高達一半的產婦都會經歷產後低潮，我們才能繼續往下走」，謝明慧說。
她以臨床經驗說明，「當產婦與伴侶建立起知識的理性，知道不是自己做不好，只是生理狀態不好，不是『壞媽媽』，就會整個人鬆下來。」除了嚴重憂鬱需要用藥治療的特例，否則多數媽媽被點醒後，理解自己正處於一種階段性生理狀態，大多都會理解自己需要的是睡眠，或者專業協助，例如泌乳顧問、助產師、鐘點打掃等，「被幫忙」不代表失敗，而是讓生活有重新安頓的可能性。
建議二：公費提供諮商資源，協助適應產後生活
烏恩慈認為，政府提供的衛教指引要更強調育兒的彈性，甚至提供產前產後心理諮商資源，讓女性相信自己有能力適應母職這個新身份，而不是給一堆建議與教條，指導女性如何當個好媽媽。
每天都會接觸到許多孕產婦的她，過去接受的產科教育與訓練，讓她專注於關照管胎兒健康與媽媽生理變化，很少主動詢問孕產婦情緒變化。直到2、3年前，健身房教練詢問妻子產後憂鬱的問題，也有她接生的產婦，幾個月後刻意再掛號回到診間，訴說自己的苦悶情緒，這些契機讓烏恩慈開始關注產後憂鬱、主動發聲。
現在她不時收到產後憂鬱婦女的心聲，產後憂鬱不再是扁平的名詞，而是立體的議題，各種不同狀況的產後憂鬱心聲，讓她相信「如何協助父母適應產後生活」是必須推動的目標，「生小孩生活會產生巨大變動，當然可能會憂鬱，準爸媽要知道，產前做再多準備都可能不順，要隨時應變，保持彈性。」
「我有種感覺，我不該去放大那段憂鬱的日子，比我辛苦的媽媽多得是。可是這能比較嗎？」回想起那段憂鬱的日子，筠君仍然覺得煎熬。
幸好，後來筠君決定放過自己，搬回娘家，和爸媽一起照顧孩子。她發現自己其實很孤單，很需要被讚美，「我終於能崩潰、大哭、失落無力地癱坐，因為有其他人可以把孩子抱去哄，我可以哄我自己內在的那個孩子了。」慢慢地，筠君相信自己是很棒的媽媽，能在產後疼痛依舊親餵，能在每一個疲勞轟炸的夜晚溫柔抱著寶寶唱歌。
「我是一個樂觀、正向的人，也不會因為育兒辛苦不想生孩子。即便是這樣的我，產後還是陷入憂鬱狀態。」筠君至今，還是未完全理解那段日子到底哪裡出了問題，這也是許多女性未能再回頭處理的生命關卡。
（責任編輯：陳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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