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東印度公司促發唐人真正落腳臺灣
唐人與臺灣原住民在十七世紀之前已有七、八百年漫長的文化接觸，卻只在十七世紀急驟地緣政治變化衝擊臺灣後，才引動了此後數百年的唐人移民浪潮，原漢交錯的生活於焉開展。簡言之，唐人真正落腳臺灣，是由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治理所促發，而在這波十七世紀前期的地緣政治衝擊平息後，持續擴大墾殖田園的唐人農民，則進一步將臺灣原住民也拖入帝國邊疆治理之中。
一六六二年起取代荷蘭東印度公司治理大員港市的鄭氏集團，在面對近代早期的廣闊貿易網絡，仍必須透過政治上的安排進行。只是，東亞地緣政治的衝突在一六六二至一六六八年間，已大幅緩和。此一地緣政治從衝突到緩和的進程，導致十七世紀前期各種以港市為核心的政治體，退出歷史舞臺。活躍於東亞海域的那些商業菁英們，也因此失去用武之地。本章即旨在略述這樣的時代轉變，以及受此變局影響以致有志難伸的三個時代縮影人物：鄭經、小培德、范霍根虎克。以下先說明十七世紀中期臺灣周邊的地緣政治變化…
懷才不遇的「海牙日本通」范霍根虎克
想像能恢復十七世紀前期榮景的，還不只有原本在東亞海域活動的商人。當時有艘丹麥東印度公司的船隻，也令人意外地在戰火中抵達了閩江，試圖經由福州進入中國市場。這個突兀的景象，與另一位前荷蘭東印度公司商務員有很大關係。他跟生長於臺灣的小培德一樣，本來的似錦前程，受到了鄭氏攻臺後一連串世局變化的衝擊。
此人即是前面提到曾留駐於福州的荷蘭商務員范霍根虎克。他早在一六四八年就進公司任職，在日本商館擔任助理，後來於一六五三年升任下級商務員。但在一六六二年，因為被發現利用公職從事私人貿易，所以公司將他由日本召回巴達維亞。一六六三年，范霍根虎克擔任博特艦隊中的後衛指揮官（schout-bij-nacht），並且直到一六六四年，都被派駐在福州擔任商務員，負責說服清政府開放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直接貿易。次年（一六六五年）回返巴達維亞後，即行解職脫離公司。此時看來他與東亞的緣分已盡，諷刺的是，最終卻於十年後（一六七五年）死於爪哇萬丹海域，時為丹麥東印度公司人員，也是親自設計並推行丹麥東印度公司東亞海域商務的要角。
范霍根虎克何以變成了丹麥東印度公司的人員？在此必須簡短陳述丹麥東印度公司的發展。丹麥於一六六三年和法國簽訂了二十年的聯盟條約，兩國在亞洲展開合作。有大國為靠山，丹麥能保持中立不需事事被荷蘭人掣肘。早在一六二〇年時，丹麥人已於印度科羅曼德爾海岸的特蘭奎巴（Tranquebar）設立城堡，但由於丹麥本國與世仇瑞典爭奪松德海峽控制權失利，無暇經營亞洲貿易，以致在一六三九年至一六六九年間都沒有任何丹麥船隻前來。反而是英荷葡三國在印度洋交戰時，會各自借用丹麥的旗號，假借其名義來輸運貨物。再加上英荷兩國人於印度所設立的城堡遭受圍攻時，有時也需要丹麥人的支援，特蘭奎巴的丹麥人因此獲得了相對中立的地位，不受歐洲各國間混亂戰爭的影響。
一六七〇年，丹麥王室重新設立一家東印度公司，由丹麥國王投資，給予四十年內在亞洲經營貿易的特許權。公司主要由哥本哈根的商業望族經營，並招募前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來協助。一六七二年，在荷法交戰的亂局中，丹麥同樣取得相對中立的地位，並且趁著荷蘭無暇顧及波羅的海貿易，介入此一市場來累積財富。藉此經濟發展的勢頭，丹麥也在一六七四年前後，開始積極經營印度貿易。同年公司的兩艘商船幸運號（Fortuna）與麥格魯斯號（Magløs），即由范霍根虎克擔任指揮官，從哥本哈根出航，預定先前往印度的科羅曼德爾海岸，隨後轉往爪哇萬丹，再進一步嘗試與中國和日本進行貿易。
根據《巴達維亞城日誌》的記載，范霍根虎克確實搭乘幸運號於一六七五年三月抵達萬丹，且將船上許多雜貨（歐洲酒類、印度織品、食品等）都銷售給巴達維亞城的市民，換取銀幣現款。由於范霍根虎克曾在荷蘭東印度公司駐日本的出島商館任職，因此他的動向仍備受前東家關注，消息甚至傳到日本。根據《出島商館日誌》的記載，他本來已經計劃好當年度（一六七五年）要先前往福州，然後繼續到日本貿易。但因為他在萬丹還有一些待清償的債務必須花時間處理，趕不上季風期，只好取消今年的預定計畫，變更為先由萬丹折返印度科羅曼德爾海岸的特蘭奎巴（Tranquebar）丹麥商館。
結果，范霍根虎克卻不幸在一六七五年於折返航程中過世；繼任的丹麥人員放棄了前往日本的計畫，僅嘗試於福州與中國發展貿易。於是，幸運號在一六七六年由印度啟航，先抵達萬丹，在收購胡椒、棉布、琥珀、珊瑚、火藥、鉛塊等船貨後，接著就啟程前往福州，準備與鄭氏或清軍接觸。他們確實抵達了福州，但陷入十分尷尬的處境之中。
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商船「阿姆斯特丹號」原寸模型。（維基百科）
這年（一六七六年）夏季，正好是局勢渾沌不明的緊要關頭──靖南王耿精忠與鄭經勢力發生內訌，清軍趁機進攻。最後，耿精忠於十一月九日降清，而鄭經則派遣許耀，由海路前往福州閩江口布陣。鄭軍不幸於二十日為清軍所擊潰。之前，鄭清兩軍於閩江上下游對峙時，荷船被封鎖在上游清軍布陣當中，無法出航，而丹麥船則因為封鎖，無法與清軍接觸，落入鄭軍手中。根據後來英國商人朵克瑞斯（John Docres）從臺灣傳回萬丹、再由荷蘭萬丹商館商務員卡夫（Willem Caeff）傳回巴達維亞的訊息可知，當時丹麥船與鄭經部隊互動的情況如下：
丹麥船幸運號，在我方（按：荷蘭）船隻下游不遠處，但是他們的高階人員都被拘捕到陸地上，國姓爺（按：鄭經）下令不許對這個國家的人做出任何一點點騷擾，實際上也沒有人這麼做。有十四或十五個人曾上船去把一些貨物卸下，準備讓唐人之後取走，但隨後不久，就接到國姓爺的命令，將人與貨都裝回去。
十一月二十日鄭軍敗退之後，這艘丹麥船幸運號，應該隨後便與清方接觸。另有消息指出，他們原先已跟福州商人接觸。但那些先取走貨物、保證稍後付款的商人，都因為戰禍逃走，致使丹麥人血本無歸。隔年（一六七七年）初，幸運號先到爪哇島收購木料，隨後再度前往福州交易，並於當年秋季回返萬丹。在他們這次抵達福州之前，一六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清廷在福州公布了由康親王負責接洽，特許荷蘭人與丹麥人輸入銅鐵物資前來貿易的告示。即使有此特許，幸運號在福州的貿易仍不盡人意。此次嘗試失敗後，丹麥東印度公司在本世紀結束前，都不再嘗試派船前往中國貿易。
一六四八年《西發里亞條約》簽訂後，三十年戰爭終止，下一波地緣政治則是路易十四（1638-1715）領導下法國崛起及其與周邊諸國的戰爭。新教諸國如英國、丹麥，也在三十年戰爭後興起，銳意推行各自手上東印度公司的貿易事業。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退休歸國的人員，因為身懷東方貿易的絕密知識，便成為這些國家極力爭取的對象。
范霍根虎克自一六四八年起即任職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一六五一年起就職於日本商館，此後多年擔任後來成為臺灣長官揆一的同僚與下屬，推測他的年齡大概略小於揆一。眼看著揆一於一六五六年升任臺灣長官，進入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區域的最高層級中，他卻一直在公司日本商館擔任下級商務員。倘若一六六四至一六六八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清朝的商務談判有所進展，他應該也會順利升任福州商館長或是雞籠長官吧？無奈，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一六六八年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於中國貿易態度轉趨消極，范霍根虎克回到巴達維亞，大概如同前述由臺灣遷移巴達維亞的培德家族成員一樣，被公司視為無用冗員。但土生土長的荷蘭人范霍根虎克，並不像「灣生」小培德那樣無處可去。他選擇歸返歐洲，伺機而動。即使荷蘭東印度公司由中國撤離並非范霍根虎克的錯，他屬於最後一批由中國沿海撤出的荷蘭人，卻是確鑿之事。失敗者的陰影時時籠罩著他。
在《西發里亞條約》簽訂後，丹麥國勢躍升，逐漸成為當時在印度活動的兩大歐洲勢力，即法國與荷蘭，都不願招惹的國家。由於丹麥是貨真價實的新教國家，應該能說服幕府相信，他們不會觸犯日本所禁止的天主教傳教禁令。而且范霍根虎克有十七年的駐日經驗，在日本累積了相當多的人脈。若論當時有哪個國家有能耐可與荷蘭人分一杯羹，必定只有丹麥有此機會。范霍根虎克當然想要把握這個能讓他一雪前恥、大展抱負的良機。一六七四年，他為丹麥東印度公司規劃了一切，在好不容易抵達東亞，正準備大張旗鼓之際，卻意外地死於萬丹與印度的航程之間。
范霍根虎克原以為職涯已然終結，丹麥王室卻給了他發展事業第二春的機會。范霍根虎克之死，無疑也挫折了丹麥東印度公司唯一一次向東亞海域進發的嘗試。鄭經在三藩之亂時期（約一六七〇年代）出兵奪取金廈等地，也是在經歷與清廷近十年雞同鴨講、斷斷續續協商後，希望藉機一次回復明代東西洋貿易盛況的嘗試。懷抱著與父祖比肩的雄心壯志，鄭經再度返回閩南。范霍根虎克也罷，小培德也罷，鄭經也罷，他們都不願相信十六世紀以來東亞海域貿易活躍的場景，已悄悄落幕。
范霍根虎克之死，可說幸運也可說不幸。幸運的是，如此一來他便毋須為丹麥東印度公司日後必然遭遇的挫折負責；倘若他繼續推行這一事業，很可能會被日益困窘的形勢逼得自行退出。不幸的是，出師未捷身先死，人生懷才不遇終成定局。一六八〇年，鄭經率部從中國撤出後，也面臨相同的矛盾處境。既然中國恢復海禁，鄭經也只好退回三藩之亂前與清方互不侵犯的立場，同時尷尬地披著明朝嗣封世子的外衣，與中國繼續保持不明確的關係，自行設法於東亞海域生存發展。他死於一六八一年，同樣可說幸運也可說不幸。幸運的是，他死前仍能維持東寧在海外自主自治的地位。不幸的是，與父祖比肩、創造閩南海商盛世之志，沒有實現。范霍根虎克與鄭經的鬱悶，說到底，都是因為造就十七世紀前期荷蘭東印度公司與鄭氏父子傳奇性成功的前提，在十七世紀後期已消解殆盡，無論個人投入多少精力與努力，都難以抗衡這樣的世局變遷。
本書書名定為《島嶼歷史超展開》，這是因為本書所關懷的時代與人的事蹟，無法被置入任何一種目的論的歷史敘事當中。（出版社提供）
※本文摘自《島嶼歷史超展開：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人們與臺灣》第六章 逆風而行：鄭經、小培德與范霍根虎克的憂鬱／春山出版／作者為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