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六十年／逍遙派：從「遊於藝」到文藝大腕
今年是「文革」六十周年，六十年來，縱觀有關「文革」論題的文章，大致集中於以下幾條主線：毛澤東一手策劃發動的權力鬥爭，由此引起的紅衛兵運動和派性武鬥，從而導致國家機器如何癱瘓，在此一過程中知識分子如何受難，閒置下來的失學人口如何經動員而投入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以及毛死後四人幫及其餘孽被徹底清算等等。檢討此類論題所講述的十年文革（一九六六-一九七六），似乎全國人民十年如一日，天天都在毛主席的統領下轟轟烈烈混戰鬧革命。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真正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應該記得：文革十年一直延續的形勢並非持續的革命，而是漫長的停滯。相對而言，革命的高潮階段其實比較短暫，基本上集中於1966—1968的政治狂歡階段。1969後，全國全民普遍陷入了一種難以自拔的拖延進程：革命口號依舊天天在空喊，政治風波此起彼伏，但整個社會實際上陷入了近乎凍結的狀態：學校全面停課，科研中斷，出版歇業，文化貧瘠，經濟疲軟，「抓革命」的口號喊得儘管響亮，「促生產」的號召卻見效甚微。從黨政機關到民間，全民盡管被動員讀語錄學文件，實際上熱心投入運動的人群已在日益減少。於是出現了一大幫「閒人」，他們被官方扣上了帶有貶義的「逍遙派」帽子，筆者本人即屬於此類退出政治活動的遊離分子。若要作明確的界定，真正意義上的逍遙派其實歸屬有別，大體上可分為四類，茲列舉如下。
第一類為政治疲勞者：他們多為曾一度狂熱的老紅衛兵。此類積極分子之所以趨於消沈，並非突然覺悟，而是在派性鬥爭中日漸疲軟，陷於迷茫。他們武鬥中打累打怕了，曾經的戰友有些已在武鬥中死於非命，各派的領袖人物翻雲覆雨間紛紛變質，昨天還是「打砸搶」的英雄，今天就因踩了紅線被打成反革命。不管是造反派還是保皇派，互鬥到後來，不少成員都逐個退出，陷於革命幻滅，曾經的政治狂熱分子有些竟蛻變為憤世嫉俗的犬儒。後來不少傷痕文學便描述了這群失意者並未徹底醒悟的追悔。
第二類為天生的旁觀者：他們謹小慎微，從一開始即對所謂的「革命」噪動保持距離。其中理科學習優越者遊藝無線電操作，興趣偏於文藝者或自習樂器，欣賞音樂，或練習書法，耽讀文學作品。學校停課和工廠停工後無須出席各種會議，他們終得以在家安心讀書，從此過上了真正意義上的「逍遙派」生活。他們未必有勇氣反抗什麽，多是無意湊熱鬧，懶得參與革命活動，聊以消遣時日而已。
第三類為黑五類青年：筆者本人即屬於此類最值得關註的群體。受家庭出身的影響，他們根本沒資格革命造反：紅衛兵排斥他們，造反派避免接納他們，幹部子弟更看不起他們。他們因而僥幸獲得意外的豁免，擁有了某種被迫處於廢棄狀態的自由，落入沒有任何政治前途值得去追求和維護的境遇。他們因此而得意偷閑，有機會閱讀值得一讀的書籍，更有人自學英語，涉筆翻譯，練習書法，吟詩繪畫，偷聽短波等等。正因在那個年代曾從事此類未必受父母稱讚或親朋追隨的活動，從而在此後刷新了各自的人生。筆者那本回憶錄《我的反動自述》所述的經歷即屬於此類地下教育的典型情境：在夜晚的獨處時刻書寫日記，通過晶體管收音機偷聽被稱為「敵臺」的BBC、VOA等短波廣播，閱讀偶然到手的禁書，抄寫筆記，翻譯俄語詩歌小說，更懷抱一本《英語900句》自學啞巴英語。正是在那個「天地閉，賢人隱」的恐怖年代，從事此類地下活動的勤學苦練者涵養起他們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第四類應為真正的學者型人物：此類通常多被忽略的人群潛沈亂世，默默耕耘到八十年代，不少人後來都成為在不同學科有所貢獻的帶頭人。他們文革十年內沒機會發表論文，但在靠邊站的年代並未放棄閱讀和鑽研。後來恢復高考和讀研的錄取機制，課堂上急需導師，此類被廢黜的飽學之士得以重登講臺，任職學科領頭人。他們紛紛亮出各自十年磨劍的成果，所涉及的學問包括歷史學、哲學、語言學、文學、藝術，乃至自然科學。
縱觀上述第三、四類人群潛學苦讀的過程，可以說文革十年中，全國各地都分布著無形的「地下大學」。學校盡管停課已久，個別人的求學進程卻並未因受阻而停滯。隨著官方教育機構一連串關門歇業，民間的自我教育應運而生。好學者涉獵的讀物甚至包括專供高幹參考的內部讀物——「黃皮書」和「灰皮書」。此類由黨中央預設為反修防修的「反面教材」多在抄家動亂中經高幹子弟和紅衛兵外傳於個別讀者之手。本來是專供批判的參考資料，傳到年輕的嗜讀者手中，竟閃現出春光乍泄的魅力，起到了最高層始料未及的啟蒙作用。筆者本人即有幸大開眼界，曾涉獵過塞林格所著《麥田裏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索爾仁琴尼所著《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愛倫堡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等書。
縱覽上述書籍，無論是美國少年的青春反叛，還是蘇聯作家對共產暴政的揭發批判，對像我這樣早已被大學開除的「反動學生」來說，的確起到了「拂衣可同調」的啟蒙示範作用。閱讀了此類供高幹參考批判的所謂「反面教材」，對我本人以及其他耽讀者來說，不只更加明確認識到共產專製的殘暴，更激勵起反叛的決心。另有被官方定性為「黃色讀物」的手抄本《少女的心》，更在知青群中一度廣泛傳閱。該書雖說文字直白，品味欠佳，但在當時那個革命高漲下性壓抑的年代，對如獲秘笈的知青讀者來說，多少起到了宣泄壓抑和性啟蒙的作用。而通過短波偷聽「敵臺」的冒險活動，則是在深夜忐忑警惕的狀況下，收聽那些解除疑惑，略悉真相的信息，往往聽得人有所開悟，頗為解恨。從那些被雜音干擾的信息中，不甘被蒙蔽的一群冒險者不只因獲知真相而澄清了各自對當前現實的認識，更消解了政治高壓下無從述說的認知苦悶。
官方盡可以關閉公立大學，卻難以禁閉星星點點獨立自學的個體大學：其中的求學者散布全國各地，師生互不相識，教材地下流通，沒有登堂授課的教授，沒有畢業證書，卻自我教養出後來在八十年代初露鋒芒的思想者、學問家以及各行各業的人才。由於學校停辦，各行各業停工，黨國體制局部的閑置竟空出了大量可供自學的時間。全民處於知識饑渴狀態，禁止設限越繁多，求知的欲望便越強烈。再加上政治現實日益荒謬，對尚未被革命大潮沖昏頭腦的個別人士來說，讀書至少能保持頭腦清醒。所以很多人後來回憶起那年月的日子，都有所感悟地認識到，真正得以自我救贖的並不是革命，而是那些讀起來可圈可點的好書。世界上有待了解的知識和理論浩如煙海，對當年那些不甘受蒙蔽的自學者來說，與其死啃馬列經典和毛的紅寶書，還不如自學英語，去直接涉獵更值得一讀的原文書籍。在那一場造反消沉後的人群開始專心讀書，學習外語，把玩音樂，操弄無線電等技藝的日子裏，他們告別革命的行動已延伸到精神上自我解放的地步了。
在極權社會迫使人不斷革命的進程中，就這樣意外地逼出了一批獨立思考的人群。制度一直在馴化他們，卻由於其運轉過程造成的巨大空白：從學校停課到老師缺席，到考試取消和出版凍結，過度革命的僵局最終革出了一片無人管理的精神荒原。就是在這片荒原上，有人墮落，有人犬儒，有人沉淪，更有人醒悟後認真自學起來。他們被扣上逍遙派帽子的那個「逍遙」並不屬於莊子大鵬展翅般遨遊的逍遙，也不是政治上無所作為的中立，而是一場被迫重新尋找精神秩序的實踐活動。有人借此補習了荒廢的課程，有人培養了審美能力，有人保持了獨立思考，也有人只是在自我愉悅中消磨歲月。正因效果各異，「逍遙派」群體才值得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予以審視，以免按官方所貼的政治標簽漠然視之。
在通過群眾運動掀起權力混戰的過程中，極權所造成的反噬作用一直都在逐步消解其崇高的革命聲勢，正是經此暴力踐踏，某些被貶斥醜化的價值反而在荒蕪的邊緣生長起來，在極權自身的裂縫中無意間催生了草民重新成為「人」的契機。這是一個極富張力的歷史悖論現象。極權發動群眾，本為實現更加徹底的控制，然而群眾運動那種一哄而上的聲勢畢竟難以保持其持久的神聖秩序。隨著革命不斷升級，昨天的英雄今天成了牛鬼蛇神；昨天唯我獨尊的造反派卻在今天被另一派打倒；昨天還在高喊「忠於毛主席」，明天或被打成「反革命」。此類惡性循環遂日益削弱革命聲勢，以至逐漸喪失其賴以運行的高大空敘事。革命盡管仍在高喊著口號運行，卻在其鬧劇串演的過程中耗散了信用。這便是極權政治內部十分典型的「自我去魅作用」（self-disenchantment）。它令人聯想到植物生態學中的一種現象：森林大火燒毀了整個樹林，後來最早發芽的並非那些原有的樹木，而是大地裂縫裏冒出的野草。文革也有類似之處。官方教育崩潰了；官方文學空洞了；官方哲學變成語錄學；真正的閱讀，真正的寫作，真正的思考，紛紛退到邊緣，遂滋生著各自的「地下文化」。這種文化沒有刊物，沒有課堂，沒有學位，卻保存了精神生命。極權在自毀其制度性文化的同時，竟無形中遺留出個體性文化滋生的空間。比如我在深夜寫日記，偷聽「敵臺」，私自翻譯一本俄文小說，傳閱「黃皮書」等行動，在公共文化仍為官方意識形態所霸占的形勢下，人們悄然經營起各自隱秘而堅韌的文化修持。價值隨之擺脫了意識形態的話語，通過個人的親身經驗而得以含蓄存養。文革前，所謂人的「尊嚴」，僅為空洞的政治口號，只有當你挨過批鬥，被毆打，戴上高帽子遊街，被迫站「噴氣式」的境遇下，才真正體會到人格和尊嚴意味著什麽。
真理、誠實、獨立、寬容、自由，諸如此類價值，都是在遭受到暴力摧殘後，才得以在痛定思痛中有所領悟。確切地說，處於邊緣境地的人群就是這樣含辛茹苦著，在文明的廢墟中重新發現了價值。
由此令人領悟到哈維爾所謂「生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的論述。哈維爾認為，極權最大的力量，在於迫使每個人共同表演一種虛假的生活；而真正的反抗，並不一定首先表現為政治行動，而應從拒絕繼續扮演那個虛假的角色起步，步入讓真實的生活重新出現的方向。
如果把這一導向回放到文革「逍遙派」現象中，便會發現一種耐人尋味的對應：那些讀書、寫詩、學外語、聽短波、修鐘表、練書法的人群，並未組成政治反對派，卻在日常生活中點點滴滴保存了不願被政治完全吞沒的精神空間。不過這種對應尚需保持分寸。哈維爾面對的畢竟是東歐後期的制度環境，中共的文革則屬於持續發動群眾運動的革命型極權，兩者背景不同，尙難以簡單等同。
文革年代並非一部只有摧殘毀滅的歷史，其中更充滿悖論的情節：極權試圖通過群眾運動壟斷一切價值，卻因不斷發動政治混戰而耗散了自身的神聖性；隨著公共價值全面坍塌，真正的價值反而退入私人生活，通過閱讀、寫作、學藝和沉思，以其邊緣而隱秘的方式得以重新萌生。這一情境比單純奢談「逍遙派」又前進了一步。可討論的重心已不再限於某一類人的生活方式，而是要進一步追問：為什麽一種以徹底控制為目標的製度會在它製造的精神廢墟中意外留下重新發現人的空間？這或許正是文革留給後人值得深究的一個歷史悖論。
這又得進一步涉及毛後政壇執行所謂「撥亂反正」的改革程序。所謂「反正」，首先是中共內部的平反，被打倒的當權派官復原職，他們的子弟率先進入體制。百廢待興的局面急需啟用被打倒的學術權威，正是在此黨國急於「用人」之際，應急的政策才轉而看重起所謂的「人才」。但官方所看重的僅為可用之「才」，並非被用之「人」，因而新政運行不久，就出現了必須批判「精神汙染」的問題。張弛有度的所謂「文武之道」，始終都是在黨國的掌控中運行的。
「撥亂反正」並非思想解放，而是恢復國家的治理能力。一九七六年以後，中共面對的首先不是意識形態危機，而是治理危機。國家機器還能運轉，但知識系統已經癱瘓。大學沒有人才；科研沒有專家；醫院缺乏骨幹；工廠缺少技術人員；外交也缺翻譯。率先恢復的必須是國家機器的運轉功能。因而「平反」之舉首先是一種行政措施，其次才夾帶了些微的道義色彩。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種有所偏廢的區別：它並非著意恢復「人的尊嚴」，只是為重新啟用「人的功能」而已。於是就導致了「人才」與「人」的重新分離：政府偏重的只是技術、知識、管理、科研、教育，並沒有重視人才的人格獨立、思想自由和公民權利。「人才」紛紛重新進入體制，卻並沒有真正成為獨立的人。文革否定了知識，撥亂反正恢復了知識，二者均未真正承認人格本身。一旦承認了人的主體性，思想及其價值自然就擁有了自主性。
而只單純承認人的工具價值，思想勢必受政治管制。這就是八十年代出現的一種奇怪現象：你盡可以研究莎士比亞，討論現代派，奢談弗洛伊德，譯介海德格爾，但政治戒律仍然嚴格規定：哪些理論可以進入公共空間，哪些思想仍屬禁區。由此看來，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汙染」就不該被視作改革中的「倒退」。從製度邏輯來看，它反而說明：改革始終都是在政治控制所預設的邊界內進行的。後來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依舊如此。所以說，行進中的改革並未突然結束，而是一直保持著所設定的邊界。
傳統儒家所說的「一張一弛」，僅意味著治理應當適度，松緊相濟。但毛後幾十年的張弛有道則服務於維持穩定的統治目標，即習近平所謂的「收放自如」也。放是基於國家需要恢復能力，收是權力擔心那個能力會演化成自主性。因此，或張或放，均非為了自由，而是基於維穩的統治手段。
現在可以就黨國的人才機制作一小結。文革結束後，這種機製並沒有完全消失。它只是改變了形式。文革時期，人首先被化約為階級。改革開放初期，人群才被部分地化約為人才。兩者雖然差異甚大，卻有一個共同點：人的價值首先都是來自其對國家目標的功能，而不是作為人的存在本身。前者強調的是：你屬於哪個階級；後者強調的是：你有什麽本領。於是，人格、權利、主體性，始終都處於次要位置。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後的「撥亂反正」確實帶來了重要變化，它結束了群眾運動式的政治環境，恢復了教育、科研和社會秩序,許多人的命運從而發生了極大的改善；但如果從制度連續性的角度觀察，它仍保留著一個深層邏輯：國家重新需要知識，但知識仍然要服務於國家；國家重新需要專家，但專家依舊不能完全成為獨立的公民。
文革中的「去人化」（dehumanization）使人淪為階級身份；文革後的「撥亂反正」，又使人主要作為「人才」重新進入國家體系；二者之間固然有巨大的歷史差異，卻都反映出一種持續存在的傾向：國家首先依據政治或功能來界定人，而非首先承認人作為主體本身。如果把這條線索與本文涉及的「逍遙派」結合起來，文革時期那些自學、讀書、寫日記、練書法、聽短波的人，就呈現出另一重意義：他們在當時既不是革命主體，也不是國家急需的「人才」，卻正好遊學在體制之外的精神生活中，自在地保存了一種不完全由政治身份或社會功能定義的自我。
這或許正是他們後來能夠在八十年代迅速成長為作家、學者、翻譯家和思想者的重要原因，也是本文的論題最值得深入發掘的思想價值。誠如以上所說，他們——包括筆者本人在內——的自學令人聯想到孔夫子強調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之後的「遊於藝」。即使在那種個體生活一片荒蕪的年代，有些人還是渴求學習，從而遊於藝的。按以往學界的解釋，「遊於藝」僅限於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的修養，被視為人格教育的最後一環。如果放到文革那個特殊時代來看，尚有一層新的歷史意義有待認識。「遊於藝」首先意味著一種不受政治目的支配的人生空間。孔子為什麽不用「學於藝」，而要說「遊於藝」呢？這個「遊」字是十分耐人尋味的。它不是訓練，不必考試，不為功名利祿，而是一種自由出入、心靈徜徉和人格涵養。換句話說，藝不是工具，而是人的棲居之地，也可以說是海德格爾所闡釋的「詩意棲居」。這一點，和文革中許多人的自學狀況形成了奇妙的呼應。就我自己的體會而言，那時候自學英語，並不存在應考留學的目的；擺弄半導體收音機收短波，更非想從事無線電工程師的工作；翻譯萊蒙托夫的詩篇，也毫無發表出版的可能。所有此類自修兼自悅的行動均屬「遊於藝」的狀態。
但極權社會的世俗標桿總是要詢問：這有什麽用？為什麽要學？能為國家創造什麽價值？是否可服務於革命？而「遊於藝」的回答則是：無所謂功利的用途。只是因為我願意知道，我喜歡這樣，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因此而豐富。只有處於這種學習狀態，不求功利，擺脫政治束縛，才足以恢復人的主體性。
然而改革開放後，國家重新需要「人才」了：英語作為外貿工具；書法作品展覽於拍賣市場；音樂升級為專業教育；文學創作納入了出版產業。而文革中的很多自學者並未進入這種學以致用的階段。自學英語者難以預料以後會有什麽用途，甚至不知道中國會不會重新開放。正是處於這種自在自為的狀態，才稱得上古典意義上的「為己之學」。文革造成的文化荒蕪就這樣意外地逼出了一批「為己之學」的人群。這確實是歷史的悖論。基於這一情況，我甚至想對「逍遙派」重新命名。也許他們並不是逍遙派，而應屬於遊於藝的一代。這一命名要比「逍遙派」更富有韻味。因為「逍遙派」容易讓人聯想到逃避政治，明哲保身。而「遊於藝」則強調主動建設自己的精神世界。那不是逃避，而是營造；不是犬儒，而是涵養。
《論語》中歸納的四句話排列，其實是很有層次的：志於道，標舉人生方向；據於德，奠定人格根基；依於仁，確立人與人的關系；遊於藝，營造精神生活。為什麽最後不說「終於藝」，而是「遊於藝」呢？因為，藝術與學問並非人生的負擔，而應當成為生命最自由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它才得以穿越政治。文革可以關閉大學，可以停止考試，可以取消學位，可以燒書，可以批判教授，卻無法徹底消滅一個人在夜裏讀一本小說，練一下毛筆字，拉一段小提琴，尤其像筆者那樣，在深夜打開晶體管收音機偷聽世界另一端傳來的聲音。
極權通過階級鬥爭和群眾運動，把人化約為標簽化的政治身份。正是通過「遊於藝」的活動，部分人退出政治中心，在讀書、音樂、書法、無線電、外語、自學的過程中保存了人格與求知的內在動力。那不是莊子意義上的「逍遙」，而是通向了更接近孔子所說的「遊於藝」：也不是逃避人生，而是在荒蕪中維系人格的完整。
在文革結束後的年代，雖說國家重新發現了這些人的知識與能力，更將他們重新納入制度之中，但首先看重的只是他們的功能，卻未必充分承認其主體性。尤其到了市場化的今日，那些曾經遊於藝而成名成家的一群，久已名利雙收，紛紛成為與官商勾兌的大腕，都興沖沖點染起千禧年太平盛世的文化風景了。隨著市場繁榮，出版業發達，拍賣會興起，電視、手機與網絡普及，文化產業蒸蒸日上，他們多躍居為文藝大腕。
走筆至此，還需進一步申辯：「遊於藝」的精神，與後來「文化產業」的形成，並不是一回事。文革期間的「遊於藝」純屬個人所好，無市場，無名聲，無出版，無商業利益，更無公開展示的機會。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那些遊於藝的操作均屬「為己之學」：寫字獨自練，寫詩獨自吟，彈琴獨自聽，讀書獨自省，所有的操作均無觀眾，更無市場。
九十年代以降的文化事業擁有了市場。房地產和資本迅速擴張：「藝」開始擁有價格。書法有潤格，繪畫有行情，詩文有版權，大學教授有講座費，文化人升級明星行列。收藏家、開發商、地方政府開始共同參與文化消費的市場了。「遊於藝」日漸滑向「售於藝」的行列。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屬於「藝」的行當重新進入交換體系。這種局面讓我想起《荀子•勸學》中一段話：荀子重復了孔子「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界定，但接著闡述曰：「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所謂「美其身」是把做學問作為個體的修行與涵養，而「為禽犢」則是把自己所擁有的才學作為贏得利益的資本而自詡、張揚和交換。倘若藝術家、文化人所面對的只是讀者、觀眾、收藏者，他們即使要謀名利，其經營仍限於張弛有度的境遇，賣家面對買家，畢竟還受到貨真價實的約束，討價還價的商榷。但在黨國體制的當今中國，市場從未完全脫離權力，政府仍舊掌控資源，官與商因而得以狼狽為奸。正是在這一權力與資本聯袂的形勢下，一群與官商勾兌的學術權威和文藝大腕得以徜徉於得其所哉的場地，串演起一道道千禧年勢利熏心的文化風景了。三者於是互通有無：官需要文化包裝，商需要文化背書，文化人需要資源，從而在「官、商、文」新聯盟的形勢下構成今日十分繁榮，卻並不完全自由的文化市場。近日來，文藝大腕賈平凹放縱保駕其愛女賈淺淺串通權威名流，弄虛作假，幾經揭發後曝光媒體的醜聞便是一活生生的案例。
綜上所述，改革初期，國家急需人才恢復秩序，營造繁榮。曾經的「臭知識分子」、「黑五類」、「牛鬼蛇神」始得以平反，重新啟用，從「不是人」成為「人才」。隨著市場日益繁榮，此類人才中有些人被打造成「品牌」，龐大的人才群在市場化進程中遂出現了分化。進入體制者成為文化官員、大學管理者、國家級文藝機構的掌舵人物。擁抱市場者成為暢銷作家、明星藝術家、拍賣市場的寵兒，從而與資本和地方政府形成密切合作的關系。而始終與權力和市場保持一定距離者仍在保持其獨立的寫作、研究或創新，他們的物質條件未必優越，卻仍在力求維持其相對自主的治學或創意生活。另一些與權力和市場有所對峙者日漸在風浪起伏中趨於沉寂，不要說未能升級為所謂的「大腕」，甚至因秉持學術良心，不甘同流合汙而成為異議分子，淪落到被禁言的境地；個別人甚或被迫出國流亡，在自由世界著書立說，乃至介入民運活動。
正因存在上述的分化，市場化本身才成為一個值得分析的歷史過程，而不能簡單歸結為一種單向度的墮落。而所謂的「遊於藝」，在十年文革中曾作為避難所，進入改革初期，始成為文化資源，國家藉此以恢復教育、科研和文化，畢竟功不可沒。到了市場化年代，它升值為資本，成群的人才懷抱藝術、學問和名望進入市場，與權力和財富發生了復雜的互動。
一個原本屬於人格修養的「遊於藝」，竟先後經歷了避難所、資源、資本三種運作形態。這不僅是中國文化人的命運變化，也折射出當代中國社會從革命政治到發展圖強，再到市場經濟的深刻轉型。
當年那些在荒涼歲月中「遊於藝」的人，後來究竟是保持了「遊」的精神，還是逐漸被「藝」所帶來的名聲，所投靠的權力和所涉及的資本重新塑造成黨國體制的組成部分？這是中國當代文化史最值得追問的命運之一，很難在此做出一概而論的道德判斷。
《莊子》有言：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
這句話恰好可用作以上所述歷史演變線索的結尾，對比現代社會學的「階層分化」論說，它更含有一種文明史意味。不過需要稍作辨析的是：《莊子》所謂「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本義是說人在不同精神境界中的變化，借神話寓言說明人的生命歸宿並不相同。我援引在此，只是做個創造性的「借典」，用來比喻文革一代知識人的後續命運。讀者不必拘泥於原義，且看它所顯示的這一無可辯駁的事實：同一歷史經歷未必會塑造出同一種人格。作為一場巨大的歷史災難，文革十年，並沒造就可稱之為「文革一代」的統一人群，它所提供的只是相同的起點。後來，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人群開始迅速分化。有人終身保持獨立人格，有人進入體制，有人成為市場明星，有人犬儒處世，有人堅持批判，有人沉默不語。由此可見，決定他們後半生的，並不僅僅是文革，而是他們在文革中形成的精神品質能否經受後來各種誘惑的考驗。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起莊子的另一則論述，對比「猿鶴蟲沙」的比喻，似乎更貼近以上所討論的問題。《莊子·人間世》曰：「且夫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文革期間，不少人曾確實有過「乘物以遊心」的經歷：他們借讀書而遊；借吟詩而遊；借音樂而遊；借外語而遊；借無線電收聽外臺而遊。他們並沒擁有多少物質條件，卻仍力求保持其心靈的活動。
後來隨著改革開放，市場來了。「遊心」漸漸滑向「遊市」：藝術開始有價格，學術開始有項目，文學開始有排行榜，書法開始有潤格，文化開始有資本。原來那些「遊心」的人群出現了分化：有人依舊堅守各自的「本心」，有人則逐漸為「市場」所吸引。從此出現了真正的分化。正是這些最初都同樣「遊於藝」的人群，在政治形勢退潮之後，又在市場波瀾之中再次分化。
這是第二次分化。第一次分化，發生在文革。有人投入革命，有人退出革命。第二次分化，發生在市場興起。有人守住人格，有人擁抱名利。還有更多的人，一直騎墻，趑趄搖擺在兩者之間。走筆至此，本文討論的範圍已不再限於文革，而更延伸到當代中國知識人的精神史。它至少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
1.革命化——人首先是政治人，服從階級鬥爭。
2.遊於藝——退出政治，在私人學習和藝術中保存精神生命。
3.人才化——改革開放後重新被國家吸納，以專業能力服務現代化。
4.市場化——文化成為資本，知識人成為品牌，人與藝都進入市場。
5.再分化——在權力、資本和人格之間，各人作出其不同的選擇，遂有以上
所借自《莊子》文本而區分的「化猿鶴」與「化蟲沙」。我並無意把包括自己在內的這一代人簡單地歌頌為「文革受難者」，也不能一概而論地貶斥其「後來都墮落了」。我更為關注的是那個復雜的過程，即同一代人如何在革命、改革和市場三個時代中不斷經歷新的考驗。
現在可以用以下更具概括力的話做出總結：文革毀掉了一代人正常成長的道路，卻沒有決定他們最終會成為什麽樣的人。真正決定其人格歸宿的，是他們在經歷那場革命之後，進入改革之中，涉足市場之間，每一次面對權力、利益與精神自由時所作出的選擇。經過以上討論，本文的論述脈絡就從掠影「文革史」而入髓「人格史」了。文中所討論的不僅是一場政治運動，更是在追問：人在歷史巨變中，究竟如何成為他自己：從「去人化機制」到「遊於藝」，直到進入市場過程中的再分化。這一過程就不是官方話語帶有貶義的「逍遙派」這頂帽子所能涵蓋，而是人在極權、改革和市場三重歷史變遷中，如何保存、實現，又如何有可能失去各自主體性的問題了。
二○二六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