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台灣都出事，為何媒體處理大不同？
上圖為澳洲總理艾班尼斯（左圖）和新南威爾斯州州長柯民思（右圖）前去探望在邦代槍擊事件中，勇敢制止暴力的民眾 Ahmed。圖／截自 Anthony Albanese、Chris Minns@臉書專頁
6 天之內，台灣與澳洲各自經歷了一起恐怖攻擊。令人髮指的暴力和反社會的罪犯沒有國界，但媒體的選擇，卻清楚劃出了社會價值取捨的差異。恐攻發生後，真正被考驗的從不只是治安或制度，更包括一個社會如何面對恐懼，又選擇從中「記住誰」、「記住什麼」。
在所有名字之中，有些人名特別值得被記住，因為他們代表的是選擇與勇氣，而非恐懼與仇恨。例如台北在 12 月 19 日發生的隨機殺人事件中，余家昶先生的果斷行動，雖不幸導致自己失去了寶貴生命，卻無疑阻止了更多無辜受害者，這份勇氣本身，值得被社會肯定與尊重。
反過來說，大眾媒體的鎂光燈與敘事焦點，除非是為了預防下一次犯罪，否則從來就不應該落在恐攻者／犯罪者身上。若注意力被錯置，反讓暴力行動成為故事主角，我們記住的就不再是善行，甚至可能在無意間替仇恨延續生命。
這也正是台灣與澳洲媒體面對「恐攻」後反應，最明顯的分水嶺。
澳洲媒體的共識：「去名化」不是沉默，而是拒絕配合
在澳洲的邦代海灘（Bondi Beach），本月 14 日發生嚴重的恐攻事件、造成 15 人不幸身亡。兩名兇手的名字在大眾媒體上卻很快被淡化，報導重心轉向受害者、勇敢制止暴力的民眾、社群修復與制度反思。
相對地，在台灣 19 日發生的事件中，大量電子和平面媒體卻反覆播放、一再更新已確定墜樓身亡的兇手姓名、照片、成長背景、家庭環境、就讀學校、履歷經歷⋯⋯甚至找來名嘴進行「心理剖析」等等，彷彿只要把一個「魔鬼」描繪得夠完整，就能換取更多點閱率與流量。
這不只是新聞風格的差異，而是價值排序的不同。
其實，根據多項國際執法機構的長期調研，所謂「恐怖分子」真正渴望的，從來不僅是殺戮本身，而是被記住、被觀看、被談論，甚至被模仿。
換言之，當兇手的名字或組織，在媒體上一再被重複，當其異常與反社會的思想與行為被不斷拆解、延伸，媒體便不再只是旁觀者，而可能在無意間補上恐怖主義最想要的那一塊拼圖。
因此，筆者認為過度聚焦犯嫌的報導，也就偏離了「呈現事實」、「預防憾事再現」的目的，甚至可能是在替下一個「繼承」恐攻意志的人預先鋪路。
理解媒體運作，但不能接受它的代價
當然，我們都理解台灣媒體為何如此運作，但這並不等於我們要為其結果辯護：高度競爭的媒體環境與流量壓力，使血腥與戲劇化內容更容易被放大；華人文化中「壞人遺臭千年」的傳統敘事，也常讓人誤以為反覆揭露惡行，就能達到「警世效果」。
然而，這些都不是阻止暴力的最好方式。恐怖主義並不害怕被譴責，它真正害怕的，是被忽視。
筆者更認為，上述這些並非抽象的媒體倫理討論：過去幾個月內，筆者碰巧曾走過澳洲 Bondi 沙灘恐攻現場附近的橋，也走過台北中山誠品書局前人來人往的斑馬線。這些地方在事件發生前，都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恐攻」正是以這種方式提醒人們，它其實一直潛伏在我們身旁。然而個人能做的防範終究有限，真正拉開差異的，是整個社會如何回應。
澳洲在 2019 年媒體大幅報導紐西蘭恐怖攻擊後，逐漸形成共識：刻意淡化恐攻者的姓名與形象，把媒體的力量用在支持受害者、修復社群與防止模仿行為上 ──這不是掩蓋真相，而是一種成熟的自制：選擇幫助人，而不是炒作人。
不讓媒體以疲勞轟炸塑造情緒，是理性公民的責任
最後，這不只是媒體的責任，也關乎每一位閱聽人的選擇。
在演算法與即時新聞的時代，恐懼很容易被反覆投餵，直到我們對暴力麻木、對細節疲勞。你我能做的，或許不是要求自己看得更多，而是學會慎選媒體，拒絕點擊嗜血敘事，拒絕讓恐攻成為一種被消費的日常。
當社會不再配合被疲勞餵養，不再替仇恨提供注意力，暴力才有可能真正止步。誰被記住，誰就會被複製；而拒絕記住魔鬼，正是公民最基本、也最有力量的選擇。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評論】6 天內澳洲台灣都出事，為何媒體處理大不同？──誰的名字被記住、決定暴力是否延續》，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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