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化前路坎坷 泰北華校現狀惹人憂
引言 泰緬孤軍靈位入祀忠烈祠，各界歡騰。但泰北異域的華文教育卻仍在艱難境況中掙扎，多數華校都面臨合法化的困境，師資不足也嚴重制約了泰北華語教育的發展。對我國而言，持續投入和關注泰北，不單是政治上的道義，更是讓世界看到台灣良善的契機。而如何發揮官民一體、結合在地的強大力量，來實現泰北地區的產業升級，也考驗著每一個對泰北有真情實感的理想主義者。
形同非法補教班 泰北華校營運難
泰北地區親台的華校主要集中在清萊、清邁和密豐頌三個區域，西與緬甸接壤，東與寮國接壤。1949年國共戰爭後期，李彌帶領的雲南反共救國軍從緬甸撤退至泰北，與寮共、泰共長期作戰，保護了泰國國家安全，獲得了泰國政府頒發公民權。由於歷史情結的因素，泰北地區的華人多忠於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加之受到戰爭的影響，這一地區的華人學校，最初其實是為了讓軍眷子女後代傳承話語和傳統中華文化，而設立的難民學校。因為這樣的緣故，泰北地區華人學校的硬體設施非常簡陋，與一般人想像中的國民小學、中學完全不可類比。
如今，據相關學者統計，泰北地區的華校數量大概在90餘所左右，但取得合法化資格的卻只有5所，數量之少令人震驚。因此，絕大多數的泰北華校實際上是在非法狀態中營運，在法律上只是課外華語的補習機構。出現這樣的問題，既有歷史的緣故，也有現實的因素。由於華校脫胎於難民學校，且和早期隨時從事作戰的國軍部隊緊密相連，因此學校房屋和土地多處於泰北山林之中，很多是村地，要明確土地規劃劃分以及實現合法化，非常困難。還有一些是由泰國國防部基於國家安全取態，安排泰北孤軍及眷屬居住和使用；也有部分土地是向泰國林務租借。不論是哪一種類別，沒有合法的土地就不會有合法的學校，泰北華校的校舍土地，都不是自己擁有所有權或是使用權，這成為它們無法邁出合法化的第一個巨大困難。
華校合法化的定義，除了指取得泰國政府許可的辦學證書資格外，另一個重要範疇是學校的學歷是否能夠獲得泰國教育當局和社會的認可。這是對華校的另一個重大挑戰。由於歷史淵源，泰北華校多數是以台灣教材為課本，跟隨台灣的教育模式，因此其小學、中學學歷並沒有獲得泰國官方的承認。這給泰北華校畢業生帶來了升學、就業的極大困難；除了到傳統傾向選擇的台灣留學，或是前往新近冒起的中國大陸升學外，泰北華校文憑的應用範圍幾乎非常之窄。
更重要的現實困難是校長和師資的嚴重滯後。校長人選方面，泰國政府的規定是校長應當具有博士學歷。但華校多位於條件艱困地區，很多校長都是基於理想情懷擔任志工性質的無薪職位，學校缺少資金時還要擔負起募款的化緣使命。在這樣的條件下，要求每一間華校都必須由博士擔任，實際上並不現實。
師資方面，生存環境較為艱苦的泰北地區非常缺乏華文專業教師，更缺乏教授數學、物理等其他科目的教師人力。更為令人憂慮的是，由於經濟較為發達的泰國南部地區對中文老師的需求日漸增大，南部地區的中文學校又沒有泰北地區華校這樣非常明顯的政治色彩與衝突，因此很多抵達泰國的中文師資或是泰國本身培養出來的中文老師，多傾向前往南部地區進行華語教學。這使得泰國南北的華語師資分配呈現嚴重失衡的態勢。對台灣而言，這些年多是由替代役到泰北地區進行華文教育服務和從業。但華校合法與非法，成為困擾這些替代役人士的一個問題。曾經出現過為了平衡師資需求的考量，將部分替代役安排至未註冊華校進行工作的情形，引起替代役人士的反彈，登上了媒體版面。不過，除了官方力量外，也有不少熱心的台灣大學生志工、志願教師前往泰北進行華語課程教育服務，填補了官方的空白。
泰國政府對泰北華校合法化問題也是進退兩難，但給予了最大善意。例如，泰國政府並未刁難或是打壓華校的日常營運，對未註冊的華校日常教學或是運作也採取了默認的態度。據來自泰北的僑生陳彩雲在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研究所階段的研究《泰國華語教育政策下泰北華校之經營困境與轉型策略之研究》寫道：泰國官方地方首長或是教育部門長官，整體對華校態度友善，泰國是東南亞唯一一個未曾發生過排華的國家；即便是未註冊的華校，泰國官員也會出席華校的各種活動，表達鼓勵和讚許，這對華校的生存發展非常重要。
由於辦學資格以及學歷認可等合法化的問題一直未能解決，泰北華校沒有辦法申請泰國政府的官方補助和資金支持。基於與台灣的淵源，在兩蔣時代，我國政府一直是透過簡稱「救總」的中華救助總會（原名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向泰北華校提供教材、師資以及資金支援。2000年政黨輪替後，救總的業務由僑委會接手。由於全球僑務形勢的變化以及需要撥款處增多，對泰北地區的挹注一度有所減少，但由於中共力量的介入以及兩岸外交對抗的持續，我國很快又加大了對泰北地區的投入和關注。據媒體報導，僑委會前委員長童振源不久前在任時曾透露，我國僑教處每年的全球預算中，1/10的額度撥給了泰北地區，可見台灣對泰北的重視。而另一方面，由在地台商發起成立的「春風化雨基金」，也為泰北華校的教育提供了最寶貴和最大限度的民間支持，例如，「春風化雨基金」補助每位華語師資6000泰銖(約合台幣5446元)。不過在實際情況中，由於補助有限，並非所有老師都能獲得這6000泰銖，而只能是讓生活較為貧苦的老師優先取得接受補助的資格。此外，當地華校中，小學一學期的學費就達1600泰銖；中學則超過2000泰銖，這對許多家庭而言是負擔沉重，很多家長只能用米等糧食穀物作為學費的替代物交給學校，才能讓自己的孩子完成學業。
中共對泰北的介入與佈局
中共的「對外漢語教學」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便著手實施，是中共推動鞏固其與盟邦關係、拓展外交影響力的手段，配合基本對外國策，具有非常濃厚的工具化色彩。1950年9月，北京清華大學為東歐共產國家交換生成立了「中國語文專修班」，以這一模式為基礎，開始向亞洲、東歐、拉美、非洲等紅色國家或盟邦派遣漢語教師。1958年，中共出版了第一套對外漢語教材《漢語教科書》。1964年，專門培養語言人才的北京語言大學成立。1987年，中共成立了由國務院領導的「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國家漢辦）。1988年，中共正式頒布《漢語水平等級標準和等級大綱》（簡稱HSK）。2004年，第一個孔子學院在南韓設立。2007年，孔子學院正式掛牌於中國國家漢辦。2020年，中國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正式設立，取代國家漢辦。
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前後，中共的對外漢語教學架構開始逐步在泰北地區鋪展。中國大陸一方面在雲南、四川、廣西、貴州等西南省分的大學中，積極招募對外漢語教師，輪番前往泰北在內的東南亞地區進行漢語教學工作。對於有志參加對外漢語教學的青年學生或教師，當局給予的優惠和照顧措施也不少。例如，部份人在大學三年級就取得了對外漢語教師資格，前往東南亞展開志工之旅。當他們返回中國時，在研究所入學考試（中國稱考研）將會獲得至少10分的加分；而在報考公務人員等方面，也會獲得優先錄取的資格。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在泰北地區的大學之中，積極以孔子學院為工具，透過對外漢語教學，展現中國的軟實力和影響力。
對於傳統的泰緬孤軍華人村落，北京也用各種形式拓展在當地的影響力。2018年5月，由中國僑務辦公室領導的雲南省海外交流協會，在泰北地區舉辦了泰北華人村華裔青少年夏令營。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清邁總領事任義生在開營致辭中指出，學習漢語是瞭解、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途徑；總領館高度重視泰北華文教育的發展，為支持泰北華教的發展，在總領館的倡議和支持下，經過泰北僑胞的精心籌備，泰北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已於2018年5月20日在清邁正式成立；他並且強調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
簡體中文華校的影響力正在逐漸增大。對傳統華校來說，如果採用北京的簡化字教材，會獲得一定程度的資金扶助和補貼。同時，建設新的簡化字華校也是一種重要的擴大影響力的方式。以位於泰緬邊境清道縣的清邁教聯高級中學，就是一所簡體中文華校。這所學校建立於2011年，經過在泰國政府合法註冊，是隸屬於泰國本國教育制度的華校，也是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認定的海外華文教育示範學校，擁有近40位教師、1300多位學生。可以想見，伴隨中國大陸影響力的擴展，類似的簡體中文華校數量，只會越來越多。
北京在泰北地區的經營，的確對泰北的人心與認同產生了一定影響。雖然目前泰北地區多數華校仍舊支持台灣、懸掛中華民國國旗，但這是在老一輩泰北人的主導下堅持著，因為老一輩人對台灣有一份難以割捨的忠貞和認同。新一輩泰北華人在傳統認同之外，不僅需要語言教育，也需要職業教育和技能培養。北京力量的進入，確實有令一小部分華校改旗易幟，也帶來在泰北地區的簡體中文、正體中文之爭。語言的習得是為了就業和生活，雖然目前絕大多數華校仍舊忠於我國，但北京確立的HSK漢語等級體系，其影響力可能比中共在華校中的政治影響力，來得還要大。這更加值得我國關注和應對。
台灣本土價值走向國際 更需關注泰北及海外華社
有一種看法認為，泰北孤軍華人事宜是國共戰爭產物，與台灣本土無關。這種看法未免有失偏頗與狹隘。真正的本土和原鄉精神並非排他，而是多元和開放，如此才能經久不息、孕育茁壯的文化生命力。
姑且不論在軍事上，1950年代的泰北孤軍延宕和分散了中共攻台的節奏步伐，泰北地區的軍事行動、部隊調動以及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都是冷戰時期台灣軍事安全戰略的重要部分之一；而「送炭到泰北」運動，更是老一輩台灣人的深切回憶。就更高、更廣和更遠的戰略角度看，在今後持續對泰北進行資源挹注和支持，完全符合台灣的現實利益與需要。
2016年第三次政黨輪替後，我國與中共的海外鬥爭日漸激烈，北京對中華民國的外交限制、對台灣的國際空間打壓力道更是愈加強化。泰北的情形只是兩岸海外對抗的一個縮影。這樣的例子其實隨住兩岸關係的走向，會在全球不同的地方呈現出不同樣貌和形態，以歷史話語的爭奪來壓縮台灣的國際影響力，對中共而言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手段。2018年1月，中共駐印度外交官在未經我國駐印度代表處許可的情況下，強行進入中華民國駐印軍蘭伽公墓進行祭拜活動，並在祭拜儀式中用白布刻意遮蓋中華民國國徽。蘭伽公墓的長眠者是二戰時期與英美友軍並肩生死的國軍袍澤。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明言希望將莊嚴、肅穆的蘭伽公墓變為旅遊景點。此舉引起台灣不分藍綠媒體的一致撻伐。我國外交部政務次長、時任駐印度大使田中光嚴厲譴責北京，稱「埋骨蘭伽公墓的國軍將士，都是中華民國國民，是中華民國政府派遣這些將士赴印度協助英軍抗敵，公墓的修築、維護與管理，都由中華民國政府取得印度政府同意後進行，這些都是事實，不容竄改與扭曲。」
另一個具有代表性和指標意義的地點是澳門。澳門的國父紀念館，是孫中山故居，孫的原配盧太夫人、女兒孫婉晚年均居住於此。孫中山的日本友人梅屋莊吉贈送的一尊孫文銅像也在此處落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父紀念館成為我國在澳門存在的重要地標。雖然大門上的中華民國國徽在澳門1966年親共左派發動的123暴動後被清除，但室內放置的六面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仍是我國政府目前唯一能在澳門懸掛國旗的公共空間。從台灣在地性的眼光來審視，澳門國父紀念館是二戰之後台灣展現軟實力和良善影響力的重要載體。我國近年來在澳門進行台灣本土文化、藝術和教育的推廣活動，也多以國父紀念館為場地。這裡也因此成為中共高度關注的場所。中共方面近來多次放風要接收國父紀念館，而我方陸委會也多次表明會全力保護國有財產。
斗轉星移，兩岸的國際較量已經不再是奪取中國代表權的漢賊之爭，而是彰顯台灣民主自由生活方式與華人之光、自由之島價值的人心道義之爭，是凸顯台灣存在意義的尊嚴之爭，更是捍衛歷史真相和道義的道德之爭。這種鬥爭，就如同在因緣際會之下，台灣承擔起了保護、發揚、傳承遷台的北京故宮文物之職責一樣，是歷史演化的結果。華人社會本身是多元的，無數偶然或必然的歷史元素的交織，帶來了今日不同華人族群在台灣的相聚。孫中山先生曾說：華僑乃革命之母。海外華社對僑居國政治的影響不容小覷。外交無朝野，中華民國要站起來、台灣要走出去，不僅要爭取歐美友邦的支持和力挺，更要獲得海外華人社群的同情、理解與認同。因為時代演繹到當下，海外華人社群的立場和價值，對台灣的外交空間、國際形象，至關重要。民主化之後的我國若正面對待海外華人與中華民國的歷史緣分或現實情感，並不會影響台灣逐步落實和深化的主體性，反而能夠為贏得國際支持、為展現台灣特質開拓更多的國際空間，帶來更大的正面助力。例如，二戰時期，美軍曾派遣航空隊協助國軍作戰，大名鼎鼎的飛虎隊由此誕生。飛虎精神至今是美軍的光榮歷史傳統，而美國更是如二戰時期一樣，是當前維繫我國安全的最重要盟邦和外援。英國二戰老兵費茲派翠克（Gerald Fitzpatrick）二戰時曾在著名的仁安羌大捷中被國軍營救。他晚年的願望是以中華民國國旗覆棺。這一願望最終得以實現。保有和強化這些歷史連結，對今日促進我國與歐美的邦誼至為重要，更對團結國內不同立場的民眾頗有幫助。誠如賴副總統所說：國內團結贏得國際支持。在尊重多元的基礎上，台灣內部形成共識性的歷史認知，能夠對外爭取空間和話語，對內凝聚人心和力量，必定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不論台灣內部的政治如何演變，台灣是一個不斷吸納外來人群的移民社會，原住民、西班牙、荷蘭、閩客唐山過台灣、日本殖民、中華民國遷台、外配與陸配的加入，都是台灣社會不斷變動的符碼。中華民國在中原神州大地的悲愴歷史已經在1949年伴隨國民政府遷台，客觀上已經成為台灣歷史與社會的一部份。民主化之後的台灣，以往的黨國體制、強制性的單一國家認同，已經伴隨一波波的社會運動和法律改造，逐漸消失。雖然內部不同人士對未來的台灣前途、與對岸中國大陸的關係定位仍有不同的見解和主張，但服膺民主程序、尊重個人意志、保障人權自由和包容不同立場，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的高度共識。民主化不是要消滅不同的歷史記憶、文化認同或生活傳統，而是讓不同的文化敘述獲得平等存在的機會，不再有特定思想和認同的獨霸和鉗制。
多元，是台灣的重要資產，而非負擔；是團結的基礎，而非對立的來源。台灣的文化和歷史優勢，就是多元和真實。多元帶來了不同華人族群豐厚的歷史經驗、生活藝術、文化傳承，這些有形或無形的資產，充沛了台灣人的日常，讓多姿多彩成為一種大眾可以擁有的審美和選擇。真實則是德化的基礎。未有經歷如文革政治浩劫的台灣，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史料、文物。自由的社會氛圍，培養了眾多藝術、學術人才，讓台灣得以成為外界研讀、探求數千年漢人文明或是近現代東亞史、中國史或民國史研究的重要媒介。台灣由此成為了國際漢學研究的亞洲中心。這就是開放的本土性帶來的正面加持。也正是因為有台灣的存在，後世華人才能夠代代相傳：當年引領中華民國駐印軍協同英美盟邦的，是青天白日旗，而不是鐮刀斧子。
因此，今天的台灣社會或台灣人，更應當有一種自信、開闊和寬廣的高度、視野或心態，來成熟面對在海外地區的中華民國歷史和遺緒產物，以爭取更多海外華人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或是「中華民國台灣」的認同與支持，我國的外交空間和台灣之美，才能無限展延、獲得遠朋青睞。
結合在地公民團體 開創新局
泰北孤軍英靈已安位於忠烈祠。但泰北的故事則遠沒有結束。對台灣而言，在目前的環境下，政府方面不分藍綠，給了泰北方面極大支持，民間力量也給予巨大的灌注。但就泰北的現實而言，來自寶島台灣的官民力挺雖然可貴，卻還是顯得杯水車薪。這其中的因素既有歷史造成的困境，也有對岸崛起之後的金錢競逐壓力。台灣固然無法、也無可能與對岸進行大撒幣式的外交與僑民爭奪，但在充滿動蕩和對抗的歷史時空條件下，如何運用更多的非官方模式、善加調動民間資源參與到諸如泰北地區教育和服務的事業中，非常考驗我國不同力量的智慧。
泰北地區華校固然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合法化。但合法化的實現並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而是有賴於華校自身軟硬體的不斷完善和進步，這就更加需要台灣持續對這一地區的華校給予協助和支援。至少在短期之內，我國官方與泰國方面的持續溝通、良性互動，可以為泰北華校的久遠正常運作提供外交和官方上的保障與支撐。
而從更長遠的觀點分析，每一代人的故事不一樣。老一代的泰北人為中華民國、為泰王作戰；新一代的泰北華人則要面對全球化的生存挑戰。較之於中共舉國體制和全官方推廣的對外漢語跟孔子書院模式，台灣的優勢到底是什麼？——答案顯然是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發達的市民力量。就泰國社會的市民團體或公民力量組織而言，台灣是亞洲民主轉型的典型，是重要的參考對象。強化我國對泰北地區的影響力，結合和發動泰國在地的民眾以及具有進步價值的非政府組織、教會甚至寺廟參與僑教，是非常重要的途徑。透過與他們的合作，舉行閱讀、書法繪畫工作坊、藝術戲曲交流、電影放映、讀書會、各種不同主題的研習營。除了語言教育和文化藝術推廣之外，舉辦各種技能證照學習班也是可以結合在地團體進行推動的，例如中餐廚師、中醫藥、園藝、翻譯等，以增加泰北華人的職場競爭力。
海外僑教是一項需要民眾特別是青年人積極投身的事業；若沒有人民的參與跟支持，僅僅依靠政府的資金挹注，依舊無法解決泰北等區域面臨的師資緊缺等問題。因此，如何號召與發動民眾參與是一項較為關鍵的課題。舉例來說，對於有志前往泰北或海外特別是偏鄉艱困地區推廣僑教的國人，政府方面在他們服務歸國之後，也應該給予更多就業、創業補助、深造進修以及繳稅方面的照顧，以提升國人的參與意願和熱忱。台灣的文化出版事業發達，民間文學和創作熱情也甚為高漲，若官方能夠善加統籌和協助，輔以必要資金支持，泰北地區缺乏師資以及優質教材的情形，並不難解決。
走小而美、潤物細無聲的營運路線，尋求人心的支持與民間力量的認同，才是對外邦交最具生命力和意義的工作。這樣的方式，既可以降低成本，也能夠將僑教和傳遞國策友誼的作用發揮到最大，以開拓泰北僑教和僑社佈局之新頁。而泰北的經驗，也能夠發揮最大的啟示與示範意義。
文：專欄作家 吳峯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