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振源專論》人工智能時代的防詐治理：新加坡如何對抗數位詐騙浪潮
Newtalk新聞
在人工智能迅速滲透社會各層面的今天，詐騙早已不再是零星治安事件，而是結合社交工程、跨境金流與數位平台的產業化運作。對人口僅約六百萬的新加坡而言，這場沒有硝煙的攻防戰已被提升至國家安全層級，與反恐、反洗錢並列為重大治理課題。
2024年全年，新加坡通報詐騙案件達 51,501 起，年增約一成；財務損失首度突破 11 億新幣（約 264 億台幣），年增幅高達七成。案件數成長尚稱可控，但財損暴增卻為社會信任與金融穩定敲響警鐘。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超過八成案件屬於受害者在心理操控下的「自願轉帳」。詐騙集團不再依賴駭客技術，而是透過假冒官員、投資導師或虛擬伴侶等劇本，精準操弄人性弱點，使受害者在信任與恐懼交織中主動匯款。當受害人「自願」配合，傳統事後偵查模式自然難以奏效。
從2018年至2024年，詐騙案件六年間增加逾六倍，財損更成長七倍以上。2024年呈現「量增趨緩、損失暴增」的現象，顯示少數高額案件足以推高整體財損。投資詐騙、假冒官員與惡意軟體攻擊動輒造成巨額損失；相對而言，網購詐騙雖件數最多，單案金額較低。這種「高頻低損」與「低頻高損」並存的結構，使治理策略既要強化全民防護，也必須聚焦高風險資金流向與高資產族群。
面對犯罪型態由技術入侵轉向認知操控，新加坡自2019年起重塑法制架構，將防線前移。修法明確將提供人頭帳戶、濫用數位身分與代辦SIM卡等行為入罪，並降低主觀要件門檻，只要屬於魯莽或過失，即可能承擔刑責，有效切斷詐騙工具供應鏈。
同時，《網路犯罪危害法》賦予政府對大型平台發布具法律效力指令的權限，可要求下架帳號、封鎖內容，甚至限制應用程式。當數位平台成為主要犯罪場域，平台業者亦須承擔守門責任。
最具突破性的制度創新，是「限制令」機制。當警方判斷民眾已陷入高度操控情境，即便當事人仍堅持匯款，也可通知銀行暫停其帳戶功能。此舉在法益衡量上優先考量財產保全與公共利益。制度上路後，自願轉帳比率已出現下降，顯示在極端情境下，適度且審慎的公權力介入，確實能阻斷資金外流。
科技應用則讓防線進一步前推。ScamShield 從單一應用程式發展為整合熱線與通報機制的防詐系統，運用人工智能過濾可疑來電與簡訊，下載量突破百萬次。政府並導入統一的「gov.sg」簡訊識別碼，強制攔截未授權發送者，成功杜絕假冒官方簡訊。
針對釣魚網站，新加坡開發自動掃描與分析系統，大量檢測網域並即時下架可疑內容，將防線推至網路基礎設施層級。從被動提醒到主動攔截，正體現人工智能時代治理模式的轉型。
此外，新加坡高度制度化的公私協力亦是關鍵。反詐騙指揮處採合署辦公模式，整合警方、銀行與電商代表，實現近乎即時的資金凍結與資訊共享。2024年透過合作攔阻與追回金額合計超過六億新幣，有效降低實際損失。
在金融監理上，共同責任架構要求銀行與電信業者分擔釣魚詐騙損失，促使業者強化驗證與風險控管機制，資金鎖定與轉帳冷卻期逐漸成為標準配備。當責任清楚界定，防詐不再只是政府任務，而是整體生態系的共同義務。
整體而言，雖然案件數仍處高位，但成長趨勢已見收斂，多層次防線逐步發揮緩衝效果。然而，加密貨幣詐騙比例上升、跨境平台監管困難與高資產族群遭精準鎖定，仍是未來挑戰。詐騙集團的創新速度不亞於科技新創企業，只是其成果建立在掏空他人積蓄之上。
新加坡的經驗顯示，防詐治理不能倚賴單一手段，而須透過法律賦權、科技創新與公私協力的整合運作，形成立體防護網。在人工智能時代，防詐已不僅是治安問題，更是數位治理能力與制度韌性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