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美國為何屢屢雖勝猶敗？
人人的眼睛都盯在自己的腳前。
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美利堅治世」下的光與影
晚近一百年來，美國通過參與一戰、二戰，從北美洲一個中等國力的區域性國家，冉冉上升為世界第一強權，十九世紀謹守的「門羅主義」（美國是美洲國家，不是世界帝國）被束之高閣。之後，歷經韓戰、越戰以及漫長的冷戰，美國備受煎熬卻又挺過千錘百煉的試煉，終於迎來雲開月現的日子。
冷戰的結束，被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視為「歷史的終結」。美國國力達到巔峰，美國成為主宰世界的唯一的超級大國，猶如《紅樓夢》中描述的康乾盛世的光景：「把銀子花的像淌海水是的……別講銀子成了糞土，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然而，那些眼睛只盯著腳前的人們，哪裡知道樂極生悲、盛極而衰的道理！
美國人慶祝完他們的勝利剛剛十年，就發生了駭人聽聞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民航飛機成為宛如核彈般的攻擊武器，從未遭到外敵攻擊的美國本土淪為恐怖分子肆虐的戰場。紐約世貿大廈倒下的瞬間，美國人「世界已然變好」的天真樂觀心態也碎成一地玻璃渣。九一一事件帶給美國民眾的精神震撼，比當年日軍偷襲珍珠港更為巨大。由此，「反恐」成為美國面臨的首要任務。
小布希政府貿然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戰場上很快獲勝，但「國家建設」卻難於上青天。之後的利比亞和敘利亞內戰更一發不可收拾。伊朗繼續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極權統治，沙烏地阿拉伯的暴力君主制也沒有半點收斂。看似自由民主風捲殘雲的「阿拉伯之春」演變成專制暴政升級的「阿拉伯之冬」。用美國國際政治學者麥可·曼德爾邦（Michael Mandelbaum）的說法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在這些地方失敗，是因為缺乏必要的社會條件支持美國想要樹立的公共體制，在這些個案裡，「美國已經把馬帶到水邊了，可是馬兒不喝呀」。美國應當意識到「美國價值」和「美國制度」自有其土壤和邊界，民主自由不能隨意輸出。
當美國在反恐戰爭中苦戰之際，中國贏得了三十年戰略空窗期，在天安門屠殺血泊和數億現代奴隸勞工的「低人權優勢」以及西方政客、商人貪婪之心的滋養中，成長為張牙舞爪的喪屍帝國。曾經是「擁抱熊貓派」、參與美國對華政策制定的美國高級官員和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馬拉松》一書中坦承，自己過去對中國的判斷錯了，而且錯得離譜，對中國的誤判「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有系統、最為關鍵，也最為危險的情報大失敗」。
另一方面，歐盟的「利維坦化」和「脫美入中」，使得西方陣營內部出現嚴重分裂。這不是因為美國對其三次拯救的歐洲頤指氣使，而是習慣了將美國當做免費保鏢的歐洲的忘恩負義。歐美分裂根源在於詩人T.S.艾略特所說的「教堂空空如也」，即歐洲的基督教文明的衰微（美國的基督教文明也在衰微中，只是速度比美國慢）。
這三十年間，我從一名懵懵懂懂的北大中文系學生蛻變成堅定地反左膠和反大中華膠的異議知識分子，再逃離如同動物農莊般兇猛殘忍的中國，繼而宣誓成為美國公民（此一身份是我的自我選擇，比起兒子那樣生而為美國人來，更引以為豪）。我眼睜睜地看到中國的野蠻崛起，看到美國和西方的新綏靖主義，看到作為「美國魂」的清教秩序被雨打風吹去。必須做點什麼，即便不能力挽狂瀾，也要提醒鐵達尼號上那位玩忽職守的領航員：冰山就在前面，趕快發出警報！
美籍印度裔公共知識分子索薩（Dinesh D’Souza）指出，美國不會被敵人打敗，美國若是走向衰亡，唯一的原因是自殺，實施這項計畫的是歐巴馬及其背後的「深層政府」。我寫完《美國左禍與自由危機》一書，覺得意猶未盡。《美國左禍與自由危機》集中討論美國內部的問題（只有一章討論對華政策），此書還應當有一本姊妹篇——這就是檢討美國對外政策和對外戰爭的《美國大敗局》，它們將共同構成沉甸甸的「美國憂思錄」。
我是一名熱愛美國的美國公民，我不會反美和疑美，不會唱衰美國，我對美國的批判，乃是「愛之深，責之切」。在民主國家，「反政府」是公民的美德，我記得英國歷史學家李德·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的忠告：「『反政府』比表面上看起來更具有哲學的意味，因為所有的『政府』都有違背正直和真理標準的傾向——這是它們本性中所固有的，因而在運作中也就很難避免。因此，不在政府中任職的良好公民的義務就是牢牢看住它，以免政府妨礙了那些基本的目標，而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服務於這些目標。政府是一種必要之惡，所以需要保持不間斷的警覺和監督。」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美國的敗局源於心靈的失序
枯骨和枯草，破爛的偶像與發芽的屍體，「死了的山滿口都是齲齒吐不出一滴水，這裡的人既不能站也不能躺也不能坐」……T.S.艾略特的《荒原》，寫的是一戰之後遍體鱗傷、明燈熄滅的世界，又何嘗不是今日世界之寫照？
美國的外交政策常常讓美國得不償失、雖勝猶敗。美國擁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又站在正義和自由一邊，但美國參與一戰和二戰，付出數十萬子弟兵的生命代價，為何沒有讓世界變得更好？美國為何為未能避免中國走向赤化，是誰要為丟掉中國負責？美國在韓戰中為何沒有取得完勝？美國為何身不由己地捲入越戰？本書試圖為這些美國當代史上懸而未決的疑問尋找答案。
僅以美國的對華政策而言，晚近一百多年來，尤其是最近三十多年間，美國政府及公眾一直錯誤地將最危險的敵人當成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從而養虎為患。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刑警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美國在戰後建立的國際組織及國際秩序，早已如一道千瘡百孔的堤壩，不僅無法為西方自由世界提供穩定的國際秩序和集體安全保障，反倒成為中國粉墨登場、為所欲為的舞台。世界大同的烏托邦淪為藏污納垢的垃圾場，也就短短一兩代人時間。造成此種危機四伏的局面，老布希、柯林頓、小布希和歐巴馬四名總統及其政府罪不可赦。直到川普出現，才斷然撥亂反正。但要讓美國與中國脫鉤，尚任重道遠。
美籍印度裔公共知識分子索薩（Dinesh D’Souza）指出，美國不會被敵人打敗，美國若是走向衰亡，唯一的原因是自殺。（美聯社）
從技術層面而言，美國外交政策的失敗，源於民主制度內在的缺陷——擔任總統職位的有可能是一名對國際事務一無所知的笨蛋（如杜魯門），而總統的任期限制及總統與選民（選票）的關係，使得總統通常忙於可以取得立竿見影效果的事務，而不願耗費巨大的時間精力來制定一整套長遠的外交政策。從理念和價值層面而言，則是因為作為美國建國根基的清教秩序的動搖和心靈的失序，如美國學者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所說的，公民社會、公民宗教和「民德」的衰敗——吸毒、亂性、說謊、腐敗的柯林頓、歐巴馬和拜登及其家族就是典型的代表。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世界比美國建國兩百多年間的任何時代都更需要美國，美國也如同羅馬帝國那樣對遍佈全球的盟友承擔諸多義務。這使得美國政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美國領導人必須抓緊時間，在媒體、反對黨領袖、其他國家領導的電話之下做出更快反應。政治人物必須在全部事情水落石出前就做出反應，並從謠言中篩出真相。然而，美國國際關係學者、《外交政策》主編羅特科普夫（David Rothkopf）指出，美國領導人和美國政府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缺乏長遠眼光，忘記正在應對的是什麼，真正的目標又是什麼。應當讓美國長遠利益而不是對政治風險的恐懼推動政策向前」。長遠的目光不是指優良的視力，而是應對即將來臨的挑戰：「長遠眼光需要了解形勢和各種選項，這反過來要求我們了解美國的資源、優先事務以及追求的價值。這不僅僅是對領導人、決策者的要求，在民主國家，這也是對普通民眾的要求。」他採訪過此前五十年除一人外的所有國家安全顧問，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缺乏創造性分析未來情況的工具和興趣。……美國國家安全架構不具備戰略思考的能力，不能為未來貢獻有用的思想。而圍繞這一架構的智力群體——美國政策生態系統的剩餘部分也好不到哪裡去。這一結果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美國從冷戰勝利者、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一下就走向衰退，並出現一系列引人注目、讓人不安、相互關聯的國際政策失敗、失靈和『啞火』。」換言之，這個領域固然不乏技術專家，他們或許有能力幫助總統解決其任期內具體的外交難題（即便不能解決，也可以將其暫時掩蓋起來），卻少有能夠將視野放寬在二、三十年之後乃至更長時間段的、有遠見卓識的戰略家。
美國外交戰略學者沃爾特·拉塞爾·米德在《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世界》一書中指出：「美國現在正面臨歷史上真正重要的轉折點，所以它必須做出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為了美國在和平時期的世界領導地位，形成一貫的、在政治上能其支持作用的戰略。從一戰到現在，近一個世紀以來，雖然美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是它強大的目的是什麼，應該如何運用這種強大的力量，在和平時期對這兩個問題做出一致的回答，卻是一個嶄新的課題。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缺少共識；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八九年，沒有和平；一九八九年以後，很顯然，美國政治體制中沒有有效的共識。」米德進而指出，美國應發揮強有力和卓有遠見的領導作用；美國的持續強大和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國家在選擇和追求目標時表現的智慧、勇氣和果斷。「那些嚴謹的美國政策學者以及那些志在領導國家的人面臨的任務，是在曆久不衰的美國政治傳統中找到有效方法，與美國人民的願望和價值取向取得共鳴，贏得他們堅定不移的支持——進而使制定的政策能讓人民在將來某一天為維護它而付出有意義的犧牲。」
美國必須解決四大危機，方能贏得終局之戰
一八三一年，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訪問美國，寫下經典著作《民主在美國》，他聲稱「我在美國看到的超過了美國自身持有的」。
七十一年之後的一九零二年，清帝國的流亡政論家梁啟超走訪北美。由於交通條件的進步和便捷，梁啟超在美國參觀訪問的地方和範圍比托克維爾更多、更廣。梁啟超的《新大陸遊記》雖不如托克維爾的《民主在美國》那麼深刻，但他發現當時美國的憲政和民情已浮現出四大問題，並記錄下對美國的種種憂思。
第一個問題是移民如潮水般湧入。梁啟超指出：「美國立國之元氣何在？亦曰條頓民族之特質而已。使政治上、社會上種種權利，全移於條頓以外諸民族之手，則美國猶能為今日之美國乎，吾所不敢知也。昔北歐蠻族南下，而羅馬之文物以亡，美國若有潰虞，其必自此焉。」他認為，美國文化雖有強大的同化能力，但「其同化之效率，不能與外加驟進之力相應也」。數量過多的、缺乏公民美德的移民湧入，其結果必然是：「外來者以無智、無學、無德之故，實不能享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以一國主權授諸此輩之手，或馴至墮落暴民政治，而國本以危。」這也正是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誰是美國人》一書中論述的主題。梁氏之觀察相當精準，但他僅以民族差異而論，未能發現比民族性更關鍵的因素乃是清教秩序。
第二個問題是政界的腐敗和從政之人素質的低迷。他引用英國學者占士布利斯在《美國政治論》中的看法，「美國第一流人物多不肯投身政治界」，甚至「高才之士亦多有不自願為大統領者」，因為「大統領者殆不免為黨派中之一傀儡，其廢置一在黨中策士之手。既傀儡矣，則其好用庸才也亦宜」。美國任用官吏法，「殆如一市場」或「拍賣場」，其大統領一旦當選，便立即任命數百名官吏，「以酬選舉時助己者之勞」。最後使得「美國政治家之貪瀆，此地球萬國所共聞也」。到了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此情形愈演愈烈，華府淪為深不見底之沼澤地，川普總統發誓要抽乾此沼澤地，卻遭到既得利益集團之瘋狂反撲，飲恨離開白宮。
第三個問題是美國「日趨於中央集權」。美國建國之初，是地方分治思想佔上風，各自治領的建立先於聯邦政府，所以即便「聯邦政府亡，而各省還其本來面目，復為多數之小獨立自治共和國，而可以自存。此美國政治之特色，而亦共和政體所以能實行能持久之原因也」。但是，南北戰爭以來，中央集權思想佔了上風，聯邦日漸擴權，地方逐漸削權。當時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巡行全國，其演講主題為「剷除村落思想」，在梁啟超看來「此實美國厲行帝國主義日趨中央集權之表徵也」。時至今日，聯邦政府更是空前膨脹，僱員高達三百萬人（佔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聯邦政府如同一台抽水機，抽乾了地方的源頭活水。
第四個問題是美國出現了強勁的社會主義思潮。德國學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認為「美國是一個沒有社會主義的國家」，梁啟超卻發現，美國有很多信仰社會主義的人士，他在四個城市都遇到社會主義者來訪。紐約《社會主義叢報》總撰述哈利遜殷勤勸說，「中國若行改革，必須從社會主義著手」。梁氏發現，社會主義者有一種墨家式的狂熱，對馬克思之著作「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穌教人之崇信新舊約然。其汲汲謀所以播殖其主義，亦與彼傳教者相類，蓋社會主義者一種迷信也。天下惟迷信力為最強，社會主義之蔓延全世界也亦宜」。梁氏預測說，社會主義既在歐美不可行，也在中國不可行，但它「為今日世界一最大問題，不及十年將為全地球政治界第一大勢力」。在他寫下這段文字時，全球有九百萬社會主義者，中國一個都沒有；之後四十七年，中國成為共產黨一黨獨裁的國家；之後一百二十年，共產主義已造成全球數億民眾死亡卻並未消停——中國擁有九千萬共產黨員，在美國和西方各種形式的左派思潮如「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後發制人，亦有勝算。今日之美國，必須先妥善處理已然演變成心腹之患的此四大問題。唯有處理好此四大問題，夯實立國之本，堅固清教秩序，才能將危機轉化為契機，以應對來自中國等極權國家前所未有的挑戰。一個回歸上帝之道的美國，必定能重振雄風、百戰不殆。
美國保守主義之父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如此形容他寫作《保守主義思想：從伯克到艾略特》一書之初衷：「在這項保全我們文明的精神、思想和政治傳統的事業中，寫作本書是個人為其出的一份力量；如果我們要拯救現代思想，我們必須盡快採取行動。」這也是我寫作本書的目的所在：探討美國鳳凰涅槃、回歸拉塞爾·柯克所說的「美國秩序的根基」的可能性，探討美國的外交政策如何像燈塔一樣照亮這個晦暗不明的世界。星條旗是降落塵埃，還是飄揚天際？值此生死存亡之際，當謹記拉塞爾·柯克先知般的教誨：
感恩是幸福的一種形式：任何理解自己所繼承的美國道德和社會秩序傳統的人都會有感恩之心。追求幸福並不是完全徒勞的。人們的幸福之源在於恢復和改善靈魂的秩序與共和國的秩序——不再讓靈性和社會沙漠化的毀滅性舉動。……憑借古典和宗教性美德以及新舊世界的社會經驗，自我犧牲與高尚的想象力搭建起個人與公共秩序的精妙結構。雖然沒有哪一個人規劃過我們的這種秩序，它卻也凝聚了無數男男女女的智慧與辛勞。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本文為《美國百年外交大敗局》作者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