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觀點》戰火浮生中的太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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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時候，我們還真的不得不相信命運的力量何其巨大，因為我們不知道何時會遇見悲劇，好不容易等到喜劇，卻莫名地與它擦身而過，而這一切都不在我們的手中，而是全由祂來主導操控，我們只能在事後直面這個結果。更確切地說，祂從來就不理會我們接受與否，依照其進程繼續編排我們的人生劇場。這種不可更變的命定不分國族和邊界，它發生在西方作家當中，也發生在日本作家身上。由於可供援引的文本太多，我們不可能逐一分析，僅能退到具體的作家遭遇細節，以利我們在敘述過程中不致於走向歧路。以寫作《喪失做人的資格》享譽文壇的小說家太宰治，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躲避美軍戰火攻擊，舉家疏散到鄉下的經歷值得作為考察的對象。

轟炸的恐怖鋪天蓋地

眾所周知，美國日本正式開戰以來，美國的B-29轟炸機就不斷飛向東京的上空，擲下無數的燃燒彈吞噬那些脆弱不堪的木板房，旨在擴大死亡的火海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以期盡早結束戰爭。1945年3月10日，美軍轟炸機向東京的下町（平民區）展開大空襲，燃燒彈爆裂之後，經由風勢和木板房著火的助燃，旋即形成了巨大的火海，把東邊的天空映照得通紅，這種光景連租屋在三鷹郊區的太宰治都看得膽戰心驚。在這場空襲當中，太宰治的徒弟小山清亦蒙受火災的掠劫，因而來到太宰治的住處避難。小山清畢竟是遭逢過空襲的人，太宰治聽取他的建言，決定讓妻子美知子疏散到甲府，以策母子安全。前年8月，太宰治的長子出生，他成了兩個孩子的父親，與單身的生活相比，他自然考量得多。不過，從美知子的立場來看情況卻截然不同。小山清在他們家吃閒飯的，卻不斷地逼迫優柔寡斷的太宰治把他們母子送到鄉下。在她看來，小山清是有工作能力的人，現今因為空襲的緣故來家裡暫住，這是她能夠理解的，事實上，這樣的人不值得倚重。以她的經驗觀察，個性軟弱的人，通常不怎麼在乎他者和家人的心理感受。關於這方面的不滿情緒，在結婚之前，他們二人就為此爭吵過。一次，美知子將太宰治寫給她誓言「我會守護美知子」的信簡，當著太宰治和小山清面前燒個精光。小山清出生的環境不佳，吃過許多勞苦，做事很低調，卻不擅於察言觀色。首先，他沒有看出太宰治是個爛好人，無法拒絕他者的請求，自然更不明白，美知子身為妻子為家庭奉獻犧牲的感受。

落魄和頹廢之人的距離

太宰治送妻兒們到其娘家甲府，4月2日拂曉時分，他位於三鷹的住處遭到了美軍的大規模空襲。在此，順便指出，太宰治還有另一名徒弟，名叫田中英光（他是頹廢派代表性的作家，於太宰治墓前試圖尋短自盡），他偶爾會來這裡串門子，不料，那時正巧遇上空襲，作為他們小說導師的太宰治立即帶著他們躲進了防空洞，附近不斷傳出炸彈的爆裂聲響，由此可以看出，他們師徒三人險些就收到死亡的請柬。後來，太宰治疏散到甲府，小山清也跟著過來，繼續當個稱職的食客。具體地說，太宰治是個閒不住的人，他在甲府過著平穩的生活，忽然興起了一個念頭，他與位於吉祥寺的咖啡館「波斯菊」女店主尾澤多江甚為熟識，而且平日他就經常到那裡捧場，基於這層關係，他邀請尾澤來甲府做客。然而，尾澤看到他們實際的生活之後，不由得感到震驚：美知子和小孩住在日照不佳的房間，太宰治與小山清竟然共用一條客用的棉被，他們二人就睡在客房裡。更離譜的是，小山清看見美知子忙得不可開交，他卻兀自屈膝跪在旁邊神情專注地讀書。尾澤與美知子之間頗有情誼，但她仍然很同情美知子的處境。美知子很少發牢騷或抱怨，只會向尾澤說出內心話。例如，太宰治想去什麼地方，小山清必定跟隨在側，大家從甲府前往湯村溫泉的路上，美知子看見太宰治和小說走在前頭，不由得嘟嚷道：「小山先生若不是那樣的習性，他是個很好的人。」或許，在太宰治看來，與好客的元配初代相比，美知子是較為內向拘謹，拙於與客人打交道。針對這點太宰治似乎有點微詞。相反地，對美知子而言，她為了太宰治犧牲甚多，希望他不要在乎別人的看法，騰出更多的時間與家人相處。

不幸和悲傷成群而來

太宰治關於疏散甲府時期的生活點滴，寫成了短篇小說〈黎明〉（1946年），這部作品反映出他對於家人的關懷之情。那時運氣不佳，兩個孩子罹患了流行性的結膜炎，尤其女兒的情況嚴重幾近失明狀態，他在小說中形容女兒的眼皮「潰爛得像死魚的眼睛。------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的。我喝了太多廉價的劣酒，孩子才會瞎眼的。也許，之前我過著正常的生活，應該就不會造成這種不幸。所謂父母的因果報在孩子身上。這是上天對我的懲罰啊！倘若這孩子一輩子都是瞎眼的話，那麼任何文學的聲譽我全不要了。我要把它全部扔掉，緊緊地守在孩子身旁！」按照太宰治的寫作風格，他通常會避開這種平淡的描寫，但是此時，他不加掩飾地表現出慈父的憂懼。其後，兩個孩子的結膜炎，儘管沒有立即好轉，卻不致於導致雙眼失明。時間過得真快，太宰治疏散到甲府，匆匆過了三個月。到了7月6日，偏遠的甲府方面受到B-29轟炸機投下燃燒彈的攻擊，太宰治一家人暫居的石原家的房舍也遭到了焚毀。根據《回憶太宰治》一書指出，7月27日，他帶著妻兒們在上野車站搭乘火車，前往他的故鄉津輕躲避戰火。彼時，整個日本的城市遭到空襲轟炸，情況極為混亂，他們一家人多次換乘火車，有時候還躺睡在車站冰冷的水泥地板上，歷經了四個晝夜之後，7月31日，才抵達了金木。其後，他以這段多重轉折的旅程為題材，寫成了小說〈旅人〉，可謂是刻骨銘心的苦難之旅。他用寫實主義的筆法描寫在火車裡的各種細節。原本長女的結膜炎即將痊癒，因旅途顛簸而突然惡化讓他擔憂不已；長子自幼發育不佳，因長途列車裡人群混雜又悶熱，一路上哭個不停；而身為主述者的「我」，腳下套著膠底布鞋子，而且蓬頭垢面，妻子穿著燈籠褲，為了給幼兒餵奶敞開胸口，乍看去「一家人宛如乞丐」。有趣的是，正如美知子所言，「每次遇上慌亂而緊迫的狀況，太宰治總有著生龍活虎般的幹勁。」

幻影般飛翔的玉音放送

1945年8月15日正午，太宰治在老家客廳的收音機前，收聽著昭和天皇「玉音放送」，由於收音機有雜訊干擾，起初太宰治沒有聽出內容，後來才知道戰爭正式結束。此時，太宰治顯得嗤之以鼻，這是有其原因的。他在青年時期曾經是熱血的左派份子，基本上是反對戰爭的，尤其討厭蠻橫的軍部對於言論的壓制。在他看來，軍部就是這場毀滅性的戰爭的罪魁禍首，默許和縱容軍部的天皇制也應負起很大的責任。然而，在這一點上，他的情感結構卻顯示出矛盾。在二戰時期，日本軍部嚴密地控制言論自由，所有批評反對戰爭的文章一概不能刊登，作家的自由思想意志受到嚴厲的箝制。然而，從深處講他身為日本國民的一份子，卻不希望日本被美國打敗。因此，他的內在心聲被壓抑著，只有少數好友才能明白他的立場。根據太宰治的朋友堤重久表示，在美日戰爭如火如荼之際，太宰治很少收聽廣播新聞，看報紙只是瀏覽標題，對於每日日本帝國海陸軍取得「戰果輝煌」的報導，也是無關緊要。所以他很少與朋友談起戰事的情況，但有時不小心觸及這個話題，他就怒不可遏地痛罵軍部的高層，東條英機也被他數落得體無完膚，批評他是個有勇無謀的人。不過，在這詭譎的時局下，他卻為日本的命運和多數日本同胞的安危感到憂心。

對太宰治而言，政府宣稱的聖戰思想，終究只是漂亮的政治口號，他不會掉進這種愛國主義的誘惑中。他始終認為，政客配合軍人發動戰爭，目的在於權利鬥爭和奪取利益，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是。事實上，太宰治家裡與政治頗有淵源，其父親當選過地方議員，毋寧說，他可能比同時代的作家更了解政治權謀的運作，對於政治與社會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往前追溯的話，我們可以發現他曾經參與日本共產黨的小型宣傳活動，這些經歷似乎有助於他的政治觀察。二戰結束以後，太宰治的寫作生活出現了新的生機。他在《河北新報》和《東奧日報》上連載小說《潘多拉的盒子》。這部小說執筆於二戰期間，描寫一個青年以日記記錄與結核病對抗的故事。另一部小說《雲雀之聲》因戰爭期間印刷所遭到空襲燒毀而未能出版，後來他又加以重寫把戰後的情況寫進小說。

頹廢派作家的堅持

必須指出，本名津島修治的太宰治（筆名）老家津島氏是當地的名門望族，因此，他攜妻帶子疏散返回老家落腳，比起糧食匱乏的戰後初期，有時候想小酌一番，還是可行的。他們一家人住在正宅後方的偏房，與長兄家人一起用餐。話說話來，這裡終究是暫居之所，在各方面諸多不便。若說他有什麼幸運的話，那就是他在二戰期間並沒有撰寫迎合政治局勢讚美戰爭的文章，為自己留住清淨的思想空間，在這種情況下，他陸續受到出版社的約稿，訪客增多起來，附近的文學靑年，有時還有來自東京的訪客。質言之，他的文學才華已受到社會肯定，迎來了名利雙利的局面，他終於獲得一種身為家中頂樑柱的自豪感，老家和長兄曾經對他形成的壓力重負，在其成名之後，神奇似的消停不少。也就是說，他們一家避居老家期間，始終有著抬起頭來的自卑，由於這樣的轉變，在這段期間，他無論是主題的選定抑或寫作狀態，不全然都是烏雲籠罩，仍然有愉悅的流向。他的妻子美知子對這段生活的回憶，也許是最有力的佐證。她這樣回憶道：「……我們一家人暫時棲身在夫家的偏房裡，過著簡樸的生活。所幸，二戰結束之後，各家出版社紛紛來約稿，他也很努力寫稿。許多人好意問我：你們寄居在金木（太宰治的老家）期間，想必都很辛苦吧。我說，我們住在金木一年三個月期間，得到太宰治家的資助，生活安定很平穩，完全沒有後顧之憂。事實上，我還是胖著身軀回到東京的。對我而言，太宰治專注投入寫作，讓我心裡踏實。而太宰治對於家庭付出很多，不管是住在三鷹的大雜院期間，在其甲府娘家的房屋毀於戰火暫時寄居朋友家裡的時候，他都遵守著津島家的習慣和生活規律。因此，我們住在金木之際，對此生活方式自然安心自在。就此來看，太宰治真是個不折不扣的津輕人。進一步地說，正因為我有這段生活經歷，因而更加了解太宰治的獨特習性和興趣，對於津輕的風土民情以及對整個津島家族有了解謎般的豁然開朗。」這屬於美知子的親身體會，屬於她寄居金木那段期間的快樂回憶。

回到二戰後，日本作為戰敗國已然傷痕累累，還得面臨以美國為首的佔領軍的支配和改造。1945年12月，GHQ指示日本政府進行農地改革，所有地主階級不得持有大片土地，富甲一方的津島家開始走向沒落。對於曾經信奉激進左翼思想的太宰治而言，他面對這種強行的農地改革，心裡充滿諸多矛盾。一方面，他理性認為這個政策，可以打破階級的劃分，但感性上對其家族成為被改革的對象，仍然有著難以言喻的無奈。或許，我們不得不說，這種令人措手不及的社會改革，或者說強行撕裂原本穩定社會結構的衝擊，從此改變著或催生出新的思想潮流。以坂口安吾、太宰治、織田作之助、石川淳、伊藤整、高見順、田中英光等為代表的無賴派作家，正是以其自身頹廢的踐行，來呈顯戰後日本社會的混沌無序，以及不得不以虛無之姿克服空乏的作為。如果說，把這比喻成一場文學戰爭的話，那麼太宰治的文學生涯絕不是一門大砲，而是由決然毀滅和自卑所交織的焰火，他可能不是用來摧毀敵人的軍事基地，而是用來照亮所有悲傷者的內心圖景。

作者邱振瑞簡介：作家、翻譯家，著有文化評論集《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我的書鄉神保町》1-10卷（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