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精準扶貧 香港是否精準地避開了貧窮本身

香港政府在9月2日宣布，把原有的「扶貧委員會」改名為「精準扶貧委員會」。

官方的說法是，希望透過改名，彰顯政府推進「精準扶貧」的方針與決心。新一屆委員會亦會繼續鎖定劏房住戶、單親住戶、全長者住戶等群組，並視乎社會變化加入新的「目標群組」。

乍看之下，「精準」兩個字好像很合理。資源有限，本來就應該給最有需要的人。只是筆者看到這個名字時，第一個想到的卻是另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已經知道誰最窮，為什麼還需要一直重新定義誰才算「值得被扶」？

這幾年香港的扶貧政策，有一個很明顯的轉向。以前比較常聽到的，是「貧窮線」。家庭收入低過某個水平，就被統計為貧窮人口。它很粗糙，當然也有很多問題。例如一個退休老人沒有收入，但住在一間已經供完的私人樓，他在收入統計上可能很窮，實際資產狀況卻未必如此。

政府近年正是用這個理由，批評單靠相對收入貧窮線不足以反映真實情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今年6月解釋，傳統貧窮線未能計算資產，也未能完整反映房屋、醫療、教育、福利等非現金政府支援，因此政府希望轉向多面向的「精準扶貧」。

這個邏輯本身並不荒謬。問題是，當我們不再問「香港有多少窮人」，而開始問「哪一批人需要被精準幫助」，兩者之間其實偷偷換了一個問題。

前者問的是：這個社會有沒有結構性的貧窮？後者問的是：哪幾個人需要服務？

聽起來很像，但不是同一回事。

香港政府今年公布的《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列出了不少具體成效。「共創明Teen」、「社區客廳」、「在校課後託管服務」，以及關愛隊支援長者及照顧者等項目，都被官方評估為達到甚至超越原定績效指標。當中超過97%的課後託管家長表示計劃減輕經濟壓力，部分家庭因為家長能騰出時間工作，每月平均收入增加約3,500港元。

這些不是沒用。

一個單親媽媽本來下午三點就要趕回家接小孩，如果有人幫她照顧到六點，她可能真的可以多做幾個小時。一個住在劏房的小朋友，家裡連一張可以好好做功課的桌子都沒有，社區客廳至少讓他多了一個可以坐下來的地方。

對正在生活的人來說，這些從來不是「小幫助」。問題只是：它們究竟是在減少貧窮，還是在減輕貧窮帶來的不舒服？

兩件事可以同時重要。但不能當成同一件事。因為一個家庭今天拿到課後託管服務，媽媽可以工作多一點，當然很好。可是如果她做的仍然是一份低薪、工時長、缺乏晉升空間的工作；租金仍然吃掉家庭收入很大一部分；小孩接受的教育機會仍然與家庭資源高度掛鉤，那麼十年後，這個家庭是否真的離開了原來的位置？還是只是撐得比較舒服一點？

這也是「精準」這兩個字最值得思考的地方。它聽起來非常科學。找對的人，把錢放對的位置。設定KPI。一年後問受助人滿不滿意。70%、90%、97%。

一切都很整齊。但貧窮偏偏是一件很不整齊的事。

有人收入很低但有物業。有人收入不算最低，但扣掉租金後幾乎沒有生活空間。有人有工作，但父母患病、小孩需要照顧，一份薪水被四個人的人生分掉。有人讀完大學，收入也不是統計上的「貧窮」，卻發現自己怎樣努力都追不上樓價、租金與資產累積速度。

所以如果只看「目標群組」，總有一些人會剛好站在框框外面。

不夠窮，但也沒有真的活得很好。這種人，在今日的香港恐怕不少。

而香港另一個令人不安的地方，是政府自2021年後已沒有再沿用過往方式發布年度《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政策重心逐步轉向「精準扶貧」及社會資源價值等衡量方法。政府認為傳統貧窮線存在不足，這個批評可以討論，但當一套有缺陷的指標被放下，新的制度仍然需要回答一個基本問題：今天香港到底有多少人處於貧窮？

如果沒有一個持續、公開、可比較的整體尺度，我們很容易只看到一個個成功個案。某個學生更有自信、某個家庭多賺了3,500元、某個劏房家庭用了社區客廳。

故事是真的。但故事很溫暖，不等於整體結構已經改善。

這也是社會政策裡一件很容易令人誤會的事：「有人被幫到」，和「問題正在變小」，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命題。

香港政府在2026至27年度，投放於教育、醫療衞生和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超過3,500億港元，約佔政府整體經常開支六成。

所以說政府「完全沒有扶貧」，並不公平。錢確實有花。服務確實存在。很多前線社工、老師、關愛隊成員，也真的每天在處理一個又一個很現實的人生。

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政府有沒有做事。而是我們如何判斷這些事情有沒有令香港變得沒那麼貧窮。

例如，一個劏房家庭用了社區客廳之後，生活空間感提升了。這很好。但最理想的成果，應該不是二十年後香港擁有更多、更漂亮、更完善的社區客廳。而是有一天，根本沒有那麼多人需要把別人的客廳當成自己的客廳。

扶貧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一項服務愈成功，我們有時反而愈容易忘記問：為什麼它需要存在？如果課後託管永遠供不應求，也許問題不只是託管名額不足，而是低收入家庭的工時、薪酬與照顧責任根本無法兼容。

如果「共創明Teen」需要一屆又一屆幫助基層孩子建立人脈、視野和社會資本，也許更值得問的是：為什麼一個孩子出生在哪個家庭，會這麼大程度決定他能認識誰、看到什麼，以及相信自己可以成為什麼？

這些問題就不再只是「精準扶貧」可以處理。它會碰到教育、碰到房屋、碰到薪資、碰到產業結構。最後甚至會碰到一個城市最難回答的問題：機會到底是怎樣被分配的？

所以筆者不反對「精準」。能夠知道一個人真正需要什麼，當然比一刀切好。但精準扶貧不應該變成精準地避開貧窮本身。一個社會真正理想的扶貧政策，不只是愈來愈擅長找到窮人。而是有一天，要找的人愈來愈少。

政府可以把「扶貧委員會」改成「精準扶貧委員會」。名字多了兩個字。可是貧窮不會因為被重新命名，就突然變得比較精準。

真正需要精準的，也許從來不是「我們應該幫哪一個人」。而是：究竟是什麼，一次又一次地把人推到隊尾。(編輯：陳文蔚)

作者》Ciri 香港青年。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