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為什麼滿屏災難報道，仍然存在致命審查？

（德國之聲中文網）慈善廣告中有一個“倫理困境”：同樣的媒體版面，用來講一個人的不幸遭遇，比說一萬個人正在等著您的援助，更能激發人們的同情心，募集到更多的捐贈。

人類道德感知的結構決定了，我們對個體生命的共情能力，遠遠大於一堆數字，哪怕它實際上也很重要。

同樣的道理，在新聞相對自由的國家，災難發生之後，記者不僅僅關注領導的英明決策和救援官兵的辛苦付出，還會探訪幸存者和逝者家屬，讓他們講出自己的經歷和哀傷，講出逝者生前的故事，這樣讀者才能感同身受，緬懷逝去的生命，幫助幸存者度過難關。

這正是尼泊爾各家媒體正在做的事情。無論是主流媒體《加德滿都郵報》（The Kathmandu Post），還是數字媒體 OnlineKhabar，記者們都紛紛前往醫院、學校和村莊，記錄了各種普通人的遭遇，其中有正吃著早餐被洪水沖走的孩子，有為了救兒子趟入水中再也沒有回來的父親，有跑遍停屍房尋找哥哥遺體的妹妹……

據英國《衛報》報道，在尼泊爾，記者爭相盡可能靠近災區，采訪幸存者和救援人員。村民逐分逐秒地講述洪水沖毀家園時所見所感。

為什麼要講述個體生命的故事？

講述個體生命的故事，不只是為了激發讀者的同情心。應該說，它首先在於對每個生命的尊重，承認其不可替代性。逝者不是同質的單位，而是意味著一整套關系、記憶、未竟之志業一並消失。

因此，個體故事比冷冰的數字更能提醒人們珍惜生命，總結教訓，追究責任。逝者的姓名、年齡、住址、死亡的具體地點和時刻，是災難事件最基本的檔案。除此之外，還應該有更多生命的印痕。

《紐約時報》在 9·11 後的 《悲痛肖像》（Portraits of Grief） 系列為兩千多名遇難者各寫一則短傳，不僅僅羅列履歷，編輯嗨要求記者抓住一個能夠體現這個人的愛好、性格、習慣或生活細節的瞬間。

沒有逝者名單，就沒有追究責任的基礎。名單模糊，責任也隨之模糊。四年前發生的“東航空難”就是一個例子。

反之亦然。如果政府想要淡化生命價值，減少問責可能，甚至“喪事喜辦”——借助救援讓媒體為自己歌功頌德——那麼它就會阻止記者和受災者接觸，讓他們只成為冰冷的數字，把鏡頭留給領導和領導指揮的救援者。

而且受審查者控制和引導，中國輿論場上無數人將報道逝者和幸存者個體生命故事的報道污名化，稱為“吃人血饅頭”——盡管這個比喻的原創者魯迅批評的正是他們這種對他人苦難極端冷漠、對抗爭的意義不甚了了、只會跟著眾人起哄的麻木看客。

《衛報》報道繼續寫道：“在中國，官方媒體播出了多檔有關洪災的節目，也派出了自己的記者前往當地，但報道聚焦於救援行動，而非破壞的規模。在一段從西藏某處安置點發回的報道中，記者沒有同坐在他身後的任何一個人交談。”

其實，在中國官媒的報道中，普通的救援者也只是數字和背景板。《衛報》記者發現，“中國已派出數百名應急人員，但關於他們具體在做什麼，細節寥寥”。

中尼邊境發生山洪災難 中國如何進行輿論審查

《紐約時報》記者認為，中國信息管控或阻礙西藏洪水救援工作。其報道指出，審查和嚴格的信息控制在中國很普遍，但在西藏尤為突出——這裡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處於中國控制之下，曾爆發過要求更多自治權的抗議活動。除了經過嚴格安排的政府參觀團外，外國記者不被允許進入西藏。據人權活動人士稱，該地區的藏人可能因與記者交談或在網上發布任何被視為違背政府說法的內容而被拘留或逮捕。

“國門”被沖毀，“國人”被掩埋

媒體普遍留意到，一段廣泛傳播的、顯示泥石流吞沒西藏吉隆縣一個邊境口岸的片段，已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上遭到審查。

中國數字時代“敏感詞庫”編輯Mira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指出，，同一時段其他符合審查要求的泥石流監控視頻在各平台廣泛流傳，因此審查原因可能在於“國門”這個符號。 審查者不希望人們看到“國門被沖毀”。

也有讀者認為，中國社交媒體平台上，充斥著有關這場災難的視頻，很多媒體及時更新救援進展，即便不讓看“國門被沖毀”，也不算太嚴重的新聞審查吧？

我想在這裡補充說，政治符號審查對於專制者來說當然意義重大，但是在災難報道中，最嚴重也是最殘酷的審查就是對人的審查，對個體生命的忽視，對逝者和幸存者尊嚴的踐踏。

不僅“國門”被洪水沖毀，“國人”作為鮮活的生命，也被官媒報道掩埋了。

對於這場災難的報道，新華社沒有缺位，每天都要更新好幾次。它的報道就是這種審查結果的“經典教材”。以其最新消息為例，全文222個字符中，涉及災情的只有33個，約為七分之一，全為數字：“已救出熱索村群眾2人，吉隆泥石流災害已造成7人遇難，554人失聯。”其余部分，都用來描述“各項搶險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進”。

同樣是消息體，昨天發表的一則，標題都用了51個字符：“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泥石流災害搶險救援工作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內容都超過1000個字符。“李強在西藏吉隆指導搶險救援和應急處置工作”次之，內容大約為800個字符。

有人會說，及時的消息報道，只見數字不見人有情可原。可以想見，在新華社正在籌備的未來將會發出的通訊體報道中，會寫到人，但首先是領導如何英明決策，指揮官如何堅決執行，其次是救援官兵如何舍身忘死，最後才是藏區的災民，如何對黨感恩戴德。

再說了，即便新華社能夠良心大發，念及個體生命，不允許更多記者前往藏區，進行更多元的報道，同樣是罪惡的新聞管制和媒體審查。

尼泊爾實行聯邦民主制度，媒體生態相對多元。今年5月，無國界記者（RSF）發布2026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在180個受評的國家與地區中，尼泊爾排名第87位，中國連續第二年排名第178，僅高於厄立特裡亞與朝鮮。

長平是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他目前是德國之聲專欄作家、中國數字時代執行主編以及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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