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30而立／從三民主義到公民與社會(下)：新世代的公民養成
提到「總統」，30年前除了「立正敬禮」外很難有立體想像；但隨民主深化與公民教育改革，如今連15歲的國中生都能清楚了解總統職責與公民監督權利。公民課本的文字變遷不僅是台灣民主轉型的縮影，或許也是當前民主挑戰的一帖解方。總統直選30週年之際，回顧公民教育走過的路，思索它能如何為下一代民主台灣的公民預作準備。
走向正常民主國家 「公民」應該長怎樣？
1996年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至今，歷經8次大選、3次政黨輪替，台灣人對民主與公民權利有了漸趨清晰的輪廓。這份對民主的認識有賴國、高中的公民教育，從早期替威權服務的「黨義」、「三民主義」，到1994年大翻修、2006年正式更名「公民與社會」，公民教育走了很長一段路。
直選30週年之際，這門課的樣貌變遷悄悄形塑整個世代的民主意識，而公民教育能否回應當代社會面臨的重重挑戰，也成為替下一代台灣公民預作準備的關鍵課題。
公民課本說了什麼或沒說什麼，都將框定一整個世代的價值觀。(饒辰書 攝)
1994年大翻修公民課本之後
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公民課一直存在，但台灣第一本符合民主精神的現代公民課本要到1994年才誕生。當年國立編譯館邀集各專家學者，透過嚴謹研究，歷時2年翻修，催生出共4冊國中「公民與道德」。
在新版課本中，增加許多公共事務與社會參與內涵，以回應台灣民主化後的社會氛圍。當時參與第二冊編修、臺師大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退休副教授鄧毓浩表示，過去公民課本著重倫理，它會強化中國傳統禮教觀念的束縛，包含對國家的服從思想；後來的公民課本則慢慢增加權利概念，像是讓學生瞭解民法中與婚姻相關的財產、繼承等問題。
隨著公民課本成為民主觀念的啟蒙者，在學校場域內也開始起了一些化學作用，鄧毓浩說：『(原音)有時候學校很怕公民老師講太多，因為在過去服從面來講，就是你家裡的服從、國家的服從、學校的服從都會有；但現在因為民主化，學生有自己的自主意識、他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就變成我要參與學校的行政、校務，然後對學校有些不滿我會提出來，過去誰敢提？』
鄧毓浩深度參與1994年大翻修國中「公民與道德」第二冊《法律與政治生活》的編寫工作。(饒辰書 攝)
出了學校，民主的種子也在台灣社會發芽。擔任第一冊召集人、中研院社會所退休研究員瞿海源的女兒瞿筱葳在撰寫《訪父記》一書時也有類似發現，瞿筱葳說：『(原音)第一代改了公民課本之後的那一批學生，現在應該是35到40歲左右，那如果這樣算的話，他們在太陽花(學運)的時候就是20幾歲。那我算過這個數字之後，就覺得它是有關聯的，但是我的實證只有自己稍微去估算。』
當代公民課：「公民與社會」
攤開現今「公民與社會」課本，裡頭包括社會、政治、法律、經濟等學科領域，橫跨性別、政治與社會制度、總體經濟、自我發展心理學等議題。受舊時代公民教育的瞿筱葳，對於現今公民課本介紹「釋憲案例」深感驚訝，他說：『(原音)我覺得其實是很棒的，我們以前是只教道德、只要小朋友是被規訓的，什麼叫做好、什麼叫做不好，而沒有讓你去學習說我原來是一個獨立的人，那我在集體的人組成的社會中要怎麼去理解自己。還有制度，我覺得很重要的是制度，而且是主動的可以去參與、甚至去改變。』
瞿筱葳目前住在美國，也是g0v台灣零時政府共同發起人，他比較兩地生態後建議台灣的公民教育進一步走向生活實踐。像是從「社區(community)」開始，不只是參與所謂的鄰里大會那種比較大或正式的集結，而是針對生活中微觀的公共事務，例如自學團體或公共冰箱，彼此能相互串連並協作，便能從日常生活學習民主素養。他說：『(原音)例如說有人亂丟垃圾，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除了打電話給里長、除了去抗議之外、除了去跟市議員說要解決之外，你有沒有辦法先組織起來？人民有沒有辦法自主的從底層就自己組織起來？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事實上，公民教育本就不只停留在教科書上，例如今(2026)年2月紀念「林宅血案」46週年之際，台北101董事長賈永婕的社群活動意外促成全民「歷史補課」風潮，就是從日常生活中持續完善公民教育的最佳案例。
瞿筱葳也回想1990年代前後爭取民主化的階段，剛走過威權統治的台灣社會正是透過社會運動與異議性社團一次次的集結，「等於把公民課本的不同面向在社會中推動」，這是台灣人學習民主的過程。
公民教育如何回應民主困局？
30多年後，近年台灣的民主似乎挑戰重重。瞿海源坦言對當前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局勢「蠻意外的」，像是在野黨以民主的多數包裝，「很多案子討論都不討論，少數黨聯合起來做不理性的杯葛」，而執政黨方面也怠於善用政治手腕解決政黨對抗的困局，他感嘆地說：「這跟當初1980、1990年代推動的民主很不一樣。」
瞿海源分析，公民教育的力量有一定限度、只能教導政黨與行政體制如何運作，但是實際在選舉或政治運作時有諸多複雜因素，比如政黨勢力與地方勢力都會影響一個人的投票行為。他主張，如今的政治困局不能全歸咎於公民教育，更深層的癥結在於政治實務運作的結構性困境。
瞿海源參與數十年民主化運動後，分析當代台灣政治困局。(饒辰書 攝)
但瞿海源仍呼籲公民教育的規劃應具備「前瞻性」，也就是根據學理及時代背景往後推想「未來台灣會是什麼樣子？」，試圖預測未來公民需具備哪些能力。舉例來說，他認為在網路與AI等科技發展下，當今民主政治受輿論影響的情況與上個時代差異甚鉅，是當代一大新挑戰。
對此瞿筱葳即觀察到，近十年大眾認知遭社群媒體演算法挾持之下，對公民行為產生劇烈影響，他因此主張「AI與媒體識讀」是當代公民教育需大力著墨的關鍵概念，以確保公民都能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重新建構共同的認知基礎。他點出公民課的存在就是希望確立一個國家所共享的意識，讓這一群人共同朝那個理想方向前進。
如同1996年台、澎、金、馬這四地的人們首次共同一票一票選出自己的總統，台灣人從看選舉公報、關注辯論開始，練習所謂的民主政治、學習當國家的主人。瞿筱葳說：『(原音)看辯論在那個時候是一個集體行為，那其實列出來的辯論(題目)也是讓公民去瞭解國家要怎麼運作，原來是要問這些問題，其實大家都是那個時候才會知道說原來總統是做什麼的，可能之前就是對他敬禮就好啦。』
不過瞿海源提醒，目前40歲以上的台灣人從小在威權環境下成長、多數仍較為保守，而新的年輕世代則可能會繼續受到父母影響，所以即便台灣民主走了30多年，但是威權時代留下的遺緒還未消退、政治勢力仍延續至今。他表示，這是台灣民主政治碰到的瓶頸，仍有待未來社會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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