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李應元防線？一文看完歷屆台北市長選舉 「這戰」最經典
即時中心／高睿鴻報導
由於年底九合一大選將至，選舉逐漸成為民眾熱議焦點，特別是重中之重、牽涉全國選情的首都市長選戰，近期更是掀起不少討論；民進黨目前仍在審慎思考，能派哪位戰將，挑戰握有執政優勢、氣勢正盛的國民黨台北市長蔣萬安。全網熱烈探討這場選舉的情況下，也不免出現許多「回顧文」，開始有些資深網友，會回憶起歷屆北市選戰的各種火花；許多專有名詞如「李應元防線」，也緩緩進入民眾的視野，因此，本文也將回顧過去每屆的台北市長選舉。
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首屆民選首都市長 台灣歷史最經典選戰之一
首先，若要回溯歷屆台北市長選戰，就必須從1994年那場經典戰役講起。在此之前，尚未擺脫威權時期的台灣，都是由官派方式「選」出台北市長。1950年，我國開始實施「地方自治」後，首任台北市長為吳三連、高玉樹，皆為無黨籍；1967年改制為院轄市，高玉樹擔任首屆市長，後面繼任者全是國民黨籍，例如林洋港、李登輝、許水德、吳伯雄、黃大洲等，皆是知名人物。
1994年，我國迎來歷史首次全民直選台北市長（民進黨籍陳水扁最終獲勝）。主要參選人分別為國民黨黃大洲、民進黨陳水扁、新黨趙少康，而這場選舉不僅打得火光四射、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金句」，至今也是許多老一輩的民眾，仍可津津樂道的回憶。陳水扁利用此役，向世人展現驚人的辯論能力，但「政治金童」趙少康同樣口才便給，兩人在辯論會唇槍舌戰、猛烈質疑對方的意識形態，讓不少選民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很多人到現在還認為，1994年的陳水扁，寫下了史上最精采的辯論表現。
事實上，那場台北市長選舉，也是台灣民主化進程中，一場極具象徵意義的政治對決。這不僅是台北市長首次由市民直選，更是威權體制解體後，舊秩序與新政治力量正面交鋒的歷史節點。從選戰結構、議題設定到候選人辯論攻防，這場選舉幾乎奠定此後數十年，台灣都市選戰的基本模式，也讓幾位關鍵政治人物一戰成名，影響深遠。
這場選舉登場前，台灣已歷經一連串政治改革。1987年解嚴後，社會逐步走向開放，人民參政權利不斷擴大；前總統李登輝主政下，地方自治與民主制度逐漸深化。台北市作為首都，市長職位長期由中央任命，象徵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延伸。1994年改為民選，等同將政治權力正式交還人民，也讓這場選戰，被賦予遠超地方治理的政治意義。對執政已久的國民黨而言，這是守住首都的關鍵戰；然而，對在野的民進黨來說，更是證明自身具備執政能力的重要機會。
但選戰初期，卻是出現三強鼎立格局，而非單純藍綠對決。代表民進黨出戰者，是當時以問政犀利、形象鮮明著稱的陳水扁；國民黨則推出時任市長黃大洲尋求連任；最具爆發力的變數，則是甫從國民黨分裂而出的新黨，由辯才無礙、媒體曝光極高的趙少康披掛上陣。三人各自代表不同政治路線與選民結構，使得選戰從一開始便充滿張力。
影響這場選戰的關鍵，就是泛藍陣營分裂。新黨之所以成立，本身就是對國民黨內部路線與黑金政治不滿，支持者多來自都市中產階級與知識菁英。趙少康在選戰中強打「反黑金」、「效率治理」，成功吸引大量原本傾向國民黨的選民。因此，泛藍選票分流情況嚴重，反觀陳水扁成功整合綠營支持者，並進一步爭取對國民黨不滿的中間選民，逐步擴大其支持基礎。
議題設定方面，「清廉政治」與「黑金問題」成為整場選戰的主軸。長期執政的國民黨，被在野勢力指控與地方派系、利益結構關係密切，難以擺脫權錢交易的陰影。陳水扁以此為突破口，將選戰上綱為「改革對抗腐敗」的價值之爭。他在各種公開場合，不斷強調政府應回歸人民，主張建立透明、負責的市政體系，並以自身出身基層的形象，塑造「清廉、敢衝撞」的改革者角色。這種訴求在當時社會氛圍下，具有高度感染力，尤其對年輕選民與中產階級產生共鳴。
值得注意的是，新黨趙少康同樣以「反黑金」當主軸，但切入角度有所不同。他並未採取強烈的在野抗爭語言，而是以理性、效率與制度改革為訴求，強調行政能力與執行力的重要性。在辯論與公開發言中，他常以數據與邏輯批判對手，試圖建立「專業治理者」形象；同時，他也對民進黨的執政能力提出質疑，認為僅靠抗爭與理想，難以支撐首都治理，並認為，台北需要的是具備決策能力與效率的領導者。
並且，趙少康也在選戰期間，猛攻陳水扁的兩岸立場，質疑綠營與陳的路線傾向「台獨立場」，將造成台灣陷入動盪及戰爭風險；他更曾在辯論會多次高喊「中華民國萬歲！」，成為流傳至今的經典畫面。而這些強調安定、維持現狀與穩健治理的論述，對於部分重視秩序與穩定、意識形態較為保守的選民，確實具有吸引力，也使他在短時間內累積大量聲勢。
相較之下，代表國民黨出戰的黃大洲顯得較為被動。他主打「市政延續」與既有建設成果，強調自己熟悉市政運作，能維持穩定發展。然而，在黑金議題與改革氛圍的壓力下，這種訴求顯得缺乏突破性，加上泛藍選票被新黨分食，導致選情逐漸落居劣勢。從某種程度來看，黃大洲的困境正反映出國民黨在轉型期的兩難：既要維持既有體制，又必須回應社會對改革的期待。
整場選戰，電視辯論與媒體攻防成為高度關注焦點。這是台灣早期將電視辯論制度化的重要案例之一，也讓候選人的個人特質被放大檢視。陳水扁與趙少康之間的交鋒，尤為外界津津樂道。兩人在風格上的強烈對比，使辯論充滿戲劇張力。趙少康以條理清晰、語速明快著稱，擅長在短時間內構築論證，並向對手提出質疑，往往在攻防中佔據主動；陳水扁則以情感訴求與庶民語言見長，他不僅回應對方攻擊，更將議題拉回「人民感受」與「政治改革」的高度，使論述具有動員效果。
辯論過程中，雙方多次針對「治理能力」與「政治理想」展開對撞。趙少康質疑民進黨，過去以街頭運動為主，缺乏實際行政經驗，若執掌首都，恐導致市政混亂；陳水扁則反擊，認為長期由同一政黨掌權才是問題根源，唯有政黨輪替，才能真正落實監督與改革。這種「效率對改革」、「專業對清廉」的對立，成為當時選民思考的重要軸線。整體攻防張力與鮮明對比，確實使其成為台灣政治史上經典的辯論範例。
從政策內容來看，3位候選人其實在市政議題上，並非完全對立。然而，真正拉開差距的並非細部政策，而是背後的治理理念與政治象徵。陳水扁強調市民參與與制度透明，希望透過制度改革，重建政府與人民的信任；趙少康則著重行政效率與紀律，認為良好的治理，來自於明確決策與嚴格執行；黃大洲則延續傳統官僚體系思維，主張在既有基礎上穩健推進。三種路線，分別對應不同時代背景與選民期待。
最終，開票結果顯示，陳水扁以約43.7%得票率（61.5萬票）勝出，趙少康、黃大洲分別獲得約30.2%（42.5萬票）與25.9%（36.5萬票）支持。若將後兩者票數相加，實際上高於陳水扁，這也讓「泛藍分裂導致敗選」，成為此役最常被提及的結論。然而若僅以數學加總解釋，可能過於簡化，更深層的原因或許在於，當時台北選民結構已開始出現變化，中間選民與對改革抱持越來越大的期待，且本土立場的選民開始出頭；陳水扁成功抓住這股情緒，將選戰從單純的政黨對決，轉化為價值、制度、本省與外省之間的選擇。
1998年台北市長選舉：陳水扁連任失敗「慘遭滑鐵盧」 馬英九為藍營奪回首都
接著則是1998年選戰。這次，試圖尋求連任的陳水扁慘遭滑鐵盧，敗給國民黨的馬英九，不僅失去市長寶座，也讓台北重新回到國民黨手中。當時的政治環境已與4年前明顯不同，本來國民黨內部分裂、新黨崛起，使得原有政治板塊出現鬆動；但到了1998年，新黨影響力逐漸下降，泛藍選民回流國民黨，政治版圖重新回歸「藍綠對決」。國民黨更將此役視為奪回首都的關鍵戰，火力相當兇猛，並推出當時形象清新、學歷亮眼、政治包袱相對較少的馬英九參選。
綜合當時媒體報導對他的稱讚，馬英九的個人特質，顯然是這場選舉中關鍵的變數。他出身法律專業，曾任法務部長，具備「改革派官員」形象；同時又擁有國民黨體制的資源。外貌與氣質方面，他更給人溫和理性的感覺，與傳統政治人物有所區隔，使他迅速在媒體輿論環境累積人氣。
相較之下，陳水扁4年任期的市政表現，成為選戰攻防的核心焦點。客觀而言，他在任內確實推動不少改革措施，也試圖落實當初競選時，提出的透明與參與理念。然而，市政運作本身充滿現實限制，加上政治對抗激烈，使得部分政策推動過程出現爭議。對手陣營抓住這些機會，將其放大為「執政能力不足」的證據，並試圖將他從「改革者」角色，轉化抹黑成「只會衝撞卻不懂治理」的政治人物。
選戰論述方面，馬英九與陳水扁形成鮮明對比。陳水扁延續1994年路線，仍以改革與清廉作為主軸，強調自己打破舊體制、為市政帶來新氣象；但這樣的訴求，在執政4年之後，說服力自然下降。選民不再只是期待改變，而是開始檢視成果。馬英九則主打「品質治理」與「城市競爭力」，將議題從政治價值拉回行政績效，強調台北需要更有效率、更穩定的管理方式。這種論述，某種程度上回應中間選民的心理：改革之後，下一步是「把城市經營好」。
電視辯論與公開場合的交鋒，同樣是觀察兩人差異的重要窗口。陳水扁依舊展現強烈情緒感染力與群眾動員能力，擅長將議題轉化為價值選擇，訴諸公平與正義；馬英九則維持一貫冷靜與條理，以較為溫和的語氣回應攻擊，並強調政策細節與執行面。這種風格差異，使辯論不再像1994年那樣充滿火花四射的對撞，而是更接近兩種治理哲學的比較：一邊是強調改革動能的政治人物，另一邊是主打穩定與專業的行政型領導者。
但結構層面，「泛藍整合」確實是不可忽視的因素。1994年，趙少康代表新黨參選，分走大量藍營選票，使陳水扁更容易在三強鼎立中勝出；但1998年，新黨未再推出同等級候選人，藍營選民大致回流國民黨，形成相對集中的支持。此次整合使國民黨基本盤得以充分發揮，民進黨則必須在既有基本盤之外，爭取更多中間選民，難度相對提高。
最終，馬英九在1998年76.6萬張選票、得票率51.1%，陳水扁則是68.8萬票、得票率45.9%，雖然馬握有5%以上的勝選差距，但卻稱不上大勝；考量陳水扁1994年選舉只拿到43.7%選票，顯示他的票源仍有所拓展，並且，在選民結構泛藍遠大於泛綠的台北市，他的選舉成績已經相當不錯。
2002年台北市長選舉：馬英九刷新得票率紀錄 民進黨慘敗寫下「李應元防線」
1項可證明陳水扁輸得不多的事實，大概就是2002年選戰，民進黨改推李應元對決拚連任的馬英九，但這次卻敗得更慘，馬不僅狂掃87.3萬張選票、輾壓李應元的48.9萬票；得票率差距更是64.1%比35.9%，已經是超越「64開」的驚人水平。這樣的差距，不僅在數字上懸殊，更在政壇中留下一個後來常被引用的詞彙：「李應元防線」，用來指涉民進黨在台北市難以突破、低到不能再低的基本盤。
為何會有這樣的結果？首先從城市結構來看，台北長期以來就是偏藍的選民結構，即使1994年陳水扁勝選，主要也是建立在泛藍分裂的特殊情況下；1998年藍營整合後，馬上取得勝選，到了2002年，這種結構不但沒有鬆動，反而因藍綠政治對立加深，變得更加穩固。另，對許多台北選民而言，首都治理牽涉國家形象與國際觀感，相對更傾向支持被視為「穩健」、「可預期」的政治人物；面對有連任優勢、又有溫和形象的馬英九，民進黨若無法提出足以跨越基本盤的候選人與論述，本就難以撼動既有格局。
其次，2000年政黨輪替後的中央政治氣氛，也深刻影響這場地方選舉。陳水扁上任後，面臨朝小野大困境，政局衝突頻繁，社會對立氣氛升高。對部分中間選民而言，這樣的政治環境帶來不確定感，進而產生「制衡」的心理傾向；在首都市長選舉，支持國民黨候選人，某種程度上被視為對中央政府的一種制衡。換言之，這場選舉不只是市政評價，也帶有「期中考」意味；由於中央執政受到強大在野黨的猛烈牽制，使民進黨處於被動局面，在地方選戰承受額外壓力。
而李應元雖具備學術背景與公共服務經驗，但在全國知名度與個人魅力方面，確實難以與馬英九抗衡。他並非強勢型政治人物，缺乏能迅速凝聚選民情緒的鮮明標籤。選戰操作上，民進黨也未能為其建立足夠突出的主軸，使整體競選顯得較為平淡。在一場本就結構不利的選戰中，候選人若無法創造「非支持不可」的動機，選情自然難突破。
所謂「李應元防線」的形成，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選民所認識到。民眾以此來描述民進黨在台北市的最低點：大約35%左右的得票率，被視為在不利條件下，仍能維持的基本盤。但如此低迷的數字，其實也反映兩件事：一方面，民進黨在台北確實處於不利地位；另一方面，若無重大政治事件或強勢候選人，綠營確實難以將得票率，衝高到足以一對一勝選的規模。
2006、2010年台北市長選舉：郝龍斌二連勝 綠營強將謝長廷、蘇貞昌無法突破基本盤
而這也反映在接下來兩次選舉，在台北市基本盤「藍大於綠」的制約下，國民黨郝龍斌連續打敗謝長廷、蘇貞昌兩位綠營名將。這兩場台北市長選戰，呈現一種相當穩定、甚至有些「僵固」的政治結構：郝龍斌兩度勝選，且得票率都落在55%上下；民進黨分別派出兩位重量級人物，謝長廷與蘇貞昌，卻始終無法將得票率推升至突破性水準，大致停留在4成出頭。這無疑清楚反映台北市選民結構與政治氛圍。
如果回到2006年，當時的時代背景其實對民進黨不算有利。陳水扁第二任期進入中後段，政治風暴頻傳，特別是貪腐相關爭議持續延燒，對整體執政形象造成明顯衝擊。台北作為資訊流通最快、政治敏感度最高的城市，這些負面氛圍更容易被放大。在這樣的情況下，謝長廷雖具備行政院長與高雄市長資歷，是典型的「治理型」政治人物，但在台北選戰中，無法完全切割中央執政包袱。選民評價他時，很難只看個人能力，而會將其與整體執政團隊連結在一起。
到了2010年，情勢看似有所變化。這年距離2008年政黨再度輪替不久，國民黨重掌中央政權，馬英九的執政滿意度雖有起伏，但整體而言，政治氣氛已從2006年的對立與動盪，轉向一種較為平穩的狀態。民進黨已成為在野黨，理論上較容易以「監督者」姿態出擊，但在這樣的背景下，由蘇貞昌出戰的民進黨，仍未能突破既有天花板，得票率與4年前幾乎相同。
蘇貞昌的條件，甚至比謝長廷更具衝擊力。他曾任行政院長、台北縣長，政治歷練完整，且擅長選戰操作與群眾動員，理應具備更強的擴票能力。然而，他在台北的選戰中，仍然面臨結構性限制。台北選民結構仍有利於國民黨，且以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以及較高教育程度族群為主，對於兩岸關係、經濟穩定與國際形象等議題，往往持較為審慎甚至保守的態度；因此，即便蘇貞昌個人能力突出，但選民最終仍選擇看起來更溫和、熟悉感較強、正在爭取連任的郝龍斌。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2006年與2010年兩場選舉，幾乎可以視為台北市「藍大於綠」結構的最佳證明。沒有第三勢力介入、也無重大政治事件打破平衡的情況下，選舉結果呈現高度可預測性：藍營維持約55%左右的支持，綠營則停留在4成上下；雖然這也代表，民進黨能持續維持穩定競爭力，但天花板卻是受限的狀態。
2014、2018年台北市長選舉：打破藍綠高牆連任首都市長 柯文哲「白色力量」崛起
由於民進黨自1994年後，再也無法於台北市長選戰獲勝，所以2014年這次選舉，綠營終於打算循另一種方式、出奇招「禮讓」給非綠人士，並與其合作挑戰台北市長大位。於是，民進黨選擇不推人、但全力支持「太陽花學運」期間聲量極高的醫師柯文哲，輔助他挑戰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最終，柯文哲成功讓「白色力量」入駐台灣政壇，以85.3萬張選票、57.2%超高得票率，擊潰連勝文的61萬票、40.8%得票率；這堪稱泛藍陣營自1994年民選台北市長後，最糟糕的選舉成績。
從歷史與政治格局的角度來看，這確實是台北市長選舉史的新里程碑。不僅讓國民黨失去長期以來在首都的優勢，更改寫台北政治結構，也為後續總統大選埋下深遠影響。要理解這一現象，需從候選人布局、選民心理、政黨策略以及社會氛圍等多個層面綜合分析。
首先，國民黨2014年大敗選，根源並非單純是候選人的個人問題，而是與中央執政評價欠佳有關。當時全國爆發太陽花學運，年輕世代的政治意識抬頭、厭惡傳統藍綠兩大黨，更傾向支持具有「新勢力」色彩的候選人，表達對舊有政治的反思與抗議。同時，尤其反對馬英九政府的表現，質疑其執政效能惡劣、勞工待遇每況愈下、權貴當道；不僅如此，兩岸立場還過度親中，堅持簽署服務貿易協議，最終引發全國抗議，並讓藍營支持度一落千丈。
這樣的社會氣氛，正是柯文哲能夠崛起的基礎。柯文哲當時以「白色力量」為象徵，強調專業、清廉、務實治理，而非使用典型的政黨政治語言。這使得選民將其視為「第三選擇」，為中間選民與年輕族群，提供一個不帶政治包袱的替代方案。
民進黨在這次選舉採取的策略，也極大地影響了結果。由於過去多屆選舉經驗顯示，綠營北市單獨推派候選人，往往難以突破藍營基本盤；因此這次選擇「禮讓柯文哲」，並公開承諾不推自家候選人，使親綠選民幾乎完全轉向柯文哲。這種策略避免選票分流，讓國民黨候選人無法藉綠營票源分裂，擊敗崛起的柯文哲；這次的禮讓策略，讓柯文哲的票倉同時涵蓋中間選民、年輕族群以及綠營基本盤，形成一種跨政治光譜的多元支持結構。
國民黨方面，面對這種結構性挑戰，則未能提出有效應對策略。連勝文雖仍具有行政經驗與組織資源，但面對社會氛圍、議題設計、以及對年輕選民訴求，仍相當落後；加上連勝文身為連戰之子、無法擺脫「權貴家族、既得利益者」標籤，讓本就處於劣勢的國民黨，更難在這次選舉翻身。
後來，柯文哲又於2018年成功連任，但這次民進黨選擇推出姚文智，讓選戰呈現「三腳督」局面；這使柯最終只能「慘勝」，選票大幅縮水，僅以58萬票（得票率41.1%）勉強擊敗國民黨丁守中（57.7萬票、得票率40.8%）。而姚文智雖只拿下24.4萬張、17.3%選票，卻差點改變選舉結果。然而，除了綠營派人「分票」，柯文哲選票縮水的關鍵，其實也跟個人累積不少爭議與批評有關。
除了時常發表性別歧視言論，他的兩岸立場更是讓綠營基層不悅；柯文哲上任後，頻頻提出「兩岸一家親」的政治論述，並多次對蔡英文政府的施政（如前瞻基礎建設）提出嚴厲批評，讓民進黨人士深感不滿。因此，雙方的互信基礎，在4年內消磨殆盡，民進黨最終決定不再禮讓，提名姚文智參選，宣告「白綠同盟」正式破局。
此外，當年的選舉大環境，恰逢藍營政治明星韓國瑜氣勢驚人、在全台颳起「韓流」；以及對執政的民進黨極度不利，蔡英文政府推動年金改革、勞基法修法等爭議，引發強烈的社會反彈，使國民黨氣勢大振。更重要的是，「韓流」在高雄意外崛起，並迅速外溢全台，這股強大的深藍回流潮，強力支持本來選情普通的丁守中。特別是，台北基本盤「藍大於綠」的情況下，藍營支持者看見奪回首都的希望，紛紛棄柯歸隊，這也是柯文哲得票大幅縮水、陷入苦戰的核心原因。
不過，代表民進黨出戰的姚文智，恐怕才是最尷尬的人，雖然他極力鞏固綠營基本盤，甚至不惜祭出「敗選退出政壇」的豪賭，但在「防止國民黨拿回台北」的策略考量下，大量原本傾向支持民進黨的選民，仍在最後關頭決定進行「棄保」，將票投給較有勝算的柯文哲。這導致姚文智最終僅獲得約17%選票。
而這場選舉最令外界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投票當日的混亂。由於公投案多達10項，導致投票速度極慢，全台各地出現大排長龍現象。在台北市，甚至出現下午4點法定期限已過、部分投票所卻還在排隊投票，但新聞媒體已開始播報開票結果的奇特亂象。這種「邊投票、邊看開票」的狀況，被認為進一步催化最後一刻的「棄保效應」，讓柯文哲以不到千分之3的差距驚險獲勝，並直到隔日凌晨才確定勝出；但敗選的丁守中非常不甘心，持續提出選舉無效訴訟。
2022年台北市長選舉：基本盤大戰 蔣萬安率領國民黨奪回台北市
不過，就在最近1次選舉，國民黨又成功拿回了台北市。這場選戰延續2018年三足鼎立結構，但角色與氛圍卻發生極大轉變，最終由國民黨的蔣萬安以42.3%得票率（57.6萬票）勝出、打敗民進黨陳時中（31.9%得票率、43.5萬票）、以及無黨籍（但民眾黨支持）黃珊珊（25.1%得票率、34.2萬票）。
蔣萬安之所以能穩定勝出，核心原因在於「國民黨基本盤全面復甦」。2018年，部分藍營選民或許還因為不滿丁守中，而部分流向柯文哲；但2022年的蔣萬安擁有更高的個人魅力、以及「正統藍營血脈」的象徵意義。並且，面對民進黨執政陷入疲態、防疫表現備受爭議，蔣萬安採取穩健選舉策略，成功接住所有對現狀不滿的泛藍選民。儘管被對手攻擊為「缺乏政見亮點」，但他成功轉化了蔣家背景的包袱為優勢，在台北市這個「藍大於綠」的盤勢中，只要守住基本盤不崩盤，勝選幾乎是必然結果。
並且，由於陳時中選前曾擔任全國疫情指揮官，這場選舉隨著他宣布參選，也立刻被定義為「對陳時中防疫表現的總體檢」，他的選戰成績，與選民評價其在疫情期間的表現，堪稱緊密結合。而黃珊珊則代表柯文哲執政8年的延續，試圖在藍綠夾殺中，開拓一條「專業治理」的中間道路。
有趣的是，選前各界高度預期的「棄保效應」並未大規模發生。黃珊珊成功守住25%高標選票，證明「白色力量」已在台北市扎根；但這種「三強各擁基本盤」的結構，反而對領先的蔣萬安最有利。因為當反對蔣萬安的票源，被陳時中、黃珊珊分食，蔣萬安僅需守住藍營基本盤，即可輕鬆過關。
陳時中身為民進黨近幾次在台北選戰中，推出的最強提名人，早期擁有極高聲望；但隨著疫苗爭議、快篩風波、以及選戰後期的「免治馬桶」宣傳片爭議，他的「仇恨值」被大幅拉高。他在傳統綠營支持者中，堪稱動員力極強，但面對中間選民與年輕族群，卻因防疫後期的表現疲態而受挫，最終無法突破綠營在台北約35%的天花板。
至於曾任台北市議員多年的黃珊珊，雖然是3位候選人當中對市政最熟悉，辯論表現與政策論述更獲得極高評價，成功吸引對藍綠皆感厭惡的理性選民與年輕票；但她也面臨困境，就是既要承接柯文哲的政治資產，又要面對柯文哲過往言論留下的仇恨。並且，她雖然在選戰末期，展現出強大韌性，卻在「政黨對決」的最後一哩路，卻終究缺乏組織奧援，終究難以抗衡藍、綠兩大機器的全面動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