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活就業」是一種福利？經濟學教授點燃公眾情緒

（德國之聲中文網）一位經濟學教授稱“靈活就業”是一種福利，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上引發公眾的憤怒，凸顯出人們對就業不穩定的深切焦慮。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丹丹參與財經欄目《聊一波》，當主持人談到靈活就業群體社會保障時，她說：“勞動經濟學角度看，他們靈活本身就是一種福利……正規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有五險一金，但需要犧牲自由才換來的社保；靈活就業這塊，他要的是靈活，要的是自由度，要的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和時間自主的選擇權，但同時，他的社保保障肯定就是要相對薄弱……”

這番話在上個周末引發激烈反彈，中國社交媒體用戶指責她無視零工經濟的殘酷現實。也有一些人為她辯解。

這場爭議觸動了許多中國人的神經——經濟降溫使得穩定的全職工作愈發難尋。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的智庫“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估計，中國靈活就業者人數將從2025年的2.8億增至今年的3.2億，約佔中國城鎮勞動力的44%，大致相當於美國的全國人口，是德國總人工的四倍。

美化失業：“我喝西北風是因為沒錢，而不是正在減肥”

“靈活就業”是中國官方對沒有沒有長期全職合同的勞動者工作形態的統稱，涵蓋個體經營者、非全日制勞動者，以及依托互聯網平台就業的新就業群體。

有人指出，在很大程度上，“靈活就業”是美化就業困難及大規模失業的代名詞。

過去，中國官方長期有把大規模失業包裝成下崗、待崗、分流、優化的宣傳習慣，常常創造新詞，用新概念粉飾就業難的現實。

例如，2015年，官方主流媒體在報道大學生考研潮時使用了“慢就業”一詞。2023年，官方主流媒體又使用“輕就業”、“輕創業”來形容畢業生去向。同年官媒環球網在評論文章中提出“自雇經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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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學者用“彈性就業”、“非正規就業”、“新就業形態”來對此現狀進行描述。但是，這些詞匯都存在將“失業”、“隱形失業”包裝成“就業”的嫌疑。因此一些關於就業的專業術語也意外走紅，例如“結構性失業”、“摩擦性失業”、“延遲就業”等。

“靈活就業”的背後，是普遍的不穩定與缺乏保障。網民戲稱的“鐵人三項（外賣、快遞、網約車）”和“吉祥三保（保安、保潔、保姆）”從業者，沒有底薪、沒有社保、沒有帶薪休假，收入也會時常波動。中國社保繳費佔比較高，對於沒有用人單位分擔繳費成本的“靈活就業”者而言，不少人選擇主動放棄參保或降低繳費檔次。

中國社交網絡上充滿了對“靈活就業”的辛酸自嘲，其中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是：“我喝西北風是因為沒錢，而不是正在減肥。”

也有網民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表達擔憂。在小紅書平台上，有網民留言稱：“二戰前德國靈活就業率最高峰也才30%。”將中國現實與魏瑪德國崩潰前夕的大失業相提並論。

批評者：“靈活就業者”既不靈活，也沒自由

微信公眾號“再想想Rethink”發表文章認為，張丹丹挨罵不冤枉。文章說，一個公務員可以拿到上萬元的退休金，一個60歲以上的農民每月領取兩三百塊的養老金，哪一種算是福利？“而處在財政供養人口與農村人口之外的靈活就業人口，始終沒被合適照顧，說他們已經被福利了，開這玩笑得多冷酷才行？”

文章指出，“真正的福利一定是均等化、全民共享的，而不是先把人分出三六九等，再搞分配上的差別化與人群歧視。我國的所謂福利對有些人是救濟，對有些人是待遇，這完全不是一回事。可張丹丹把內卷之人的喘息之機說成福利，她真能替窮人說話？”

針對張丹丹教授稱“靈活就業這塊，他要的是靈活，要的是自由度”，微信公眾號“呦呦鹿鳴”認為這是“何不食肉糜”。文章說，“眾所周知，在各大平台上掙工分的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員們，恐怕是當前工作最不自由的群體。因為他們的一切動作，都被平台算法所監控、控制。每一天，他們都在不顧一切地跟平台算法賽跑，不得停歇”，“他們的工作並不靈活，而且，他們並沒有主動靈活，他們的靈活，都是被動的，是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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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就正在“靈活就業”中掙扎的人們來說，這樣的“福利論”，是“將他們已經麻木且慢慢結痂的傷口使勁掀開，掀了個鮮血淋漓，然後再雲淡風輕優雅的撒上一把鹽”。

一向為官方話語進行辯解的媒體人、《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在社交平台發言稱，“張丹丹教授即使有一些學術看法，也應該說話有分寸，不應該這樣與公眾的認知和價值取向截然對立”。所以他懷疑張丹丹當時腦子裡“短路”了。

《聊一波》主持人被稱贊比張丹丹教授更理解公眾感受。支持人追問道：“他們有靈活和自由，但也要掙錢。他們的未來缺乏確定性，可能今天有活過兩天就不行了，他們如何持續獲取收入？”

辯護者：張丹丹教授“提出了政府補貼”

也有評論者為張丹丹辯解。微信公眾號“輸得慢點就好”發表文章認為，張丹丹不需要道歉。文章說，張丹丹既沒有說過“靈活就業是比穩定就業整體更好的選擇”，也沒有說過“靈活就業群體就應該不享受社會保障”。正好相反，“對於靈活就業群體的社保缺失，她提了諸多非常務實的建議”。

文章說，現在關於如何解決靈活就業群體的社保，有兩種常見傾向，很容易迷惑人，但有陷阱。一種是把靈活就業群體納入現有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官方措辭是“國家進一步放寬了參保戶籍限制”，似乎這是一種“賦權”，但實際上更像是一種“開源”。張丹丹“從來沒有忽悠過這個群體，而是提供了大量實證資料，說明他們為什麼不願意交社保，以及他們的真正需求是什麼”。

還有一種傾向是讓平台完全承擔起靈活就業群體的社保責任，這符合“一切都怪資本”的社會情緒。“輸得慢點就好”認為，“同樣，張丹丹並沒有迎合這種情緒，她的建議是由平台或政府提供20%-50%的社保補貼。注意，這裡她提出了政府補貼”，“背後的思路是：對於缺乏穩定雇主的群體（農民或零工群體），政府有義務扮演雇主角色”。

張丹丹長期研究底層勞動者。她的論文包括“最低工資、流動人口失業與犯罪”“農民工犯罪類型的決定因素” 、“市場化與性別工資差異研究”等。她主持過的科研項目包括“農民工子女教育與健康研究：基於客觀人力資本評價數據的分析”、 “鄉村治理、留守兒童問題及其社會影響”等。

“呦呦鹿鳴”指出，可見，張丹丹並非是不接觸、關注底層勞動者的學者，可是，為什麼連這樣的學者都會說出如此“何不食肉糜”的發言呢？“綜合來看，全國幾十萬教授，雖然拿了無數課題經費，但是，客觀上，為底層民眾發聲的，卻很少很少”。“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大多數知識分子，因為過於精致利己主義而呈現出一副冷血模樣”。

政府、雇主協會和工會：“教授們避而不談的問題”

微信公眾號“阿羅漢不約”指出，對靈活用工的討論，張丹丹教授回避了關鍵的問題。“她有話語權，她精心選擇用語，她在回避什麼事實，她想要不觸及什麼實質問題，一目了然”。

文章指出，發達國家兼職和非全日制就業佔比也很高，但是勞動者權益也得到更多的保障。並以歐盟2024年出台的《平台工作指令》（Directive (EU)為例。根據指令當存在表明平台對勞動者實施“指揮和控制”的事實時，則推定為雇員，否則平台承擔推翻該推定的舉證責任。指令還規定，限制、暫停或終止平台勞動者賬戶或合同關系等重大不利決定必須由人作出，而不能完全由自動化系統決定。對於被認定存在雇傭關系的平台勞動者，他們將適用歐盟及成員國法律、集體協議所賦予的相應勞動權利，包括適用的工資、休假、職業安全與健康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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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歐盟國家“靈活就業”佔比達到40%，正努力推動政府、雇主協會、工會三方共治，兼職和靈活用工者的權益通過集體獲得保障，而不是個人面對龐大的平台。

“阿羅漢不約”認為，事實上，目前社會發展來到了一個關鍵路口，對靈活就業的性質判斷和管理思路，將深刻的影響到未來。“它究竟是一種更高效的推動企業和社會發展的新型用工形式？還是經濟承壓的情況下，居於鏈條末端的勞動者不得不承擔更多負重的無奈選擇？不同判斷將導向不同的立法思路和執行策略。而這，正是教授們避而不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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